摘要：《长津湖》电影开头那些微小细节，竟然深藏着令人心酸的历史背景，你真的注意到过吗？
1950年深秋，江面起了凉风。几只小船并排拴在岸边，船舱里亮着昏黄的灯火，锅里在咕嘟作响，桨却依旧竖在船尾。对许多南方水乡的人来说，这样的夜景太熟悉了；而在电影《长津湖》中，伍千里那句“世世代代飘在水上”，就藏在这样的背景之中，看似平常的一句话，背后却站着一群在中国历史上被长期忽视、长期受压的群体——疍民。
有意思的是，电影里的镜头一闪而过，观众记住了战场上的炮火、雪原上的冲锋，却很少追问一句：为什么有人一辈子住在船上，连“盖两栋房子”都能高兴成那样？要真正听懂这句话，就不得不提起一段绵延上千年的水上人生，也不得不回到更久远的历史深处。
一、从山川到海湾：一群“在水上长大的人”
疍民这个称呼，读音不显眼，历史却很曲折。早在东晋时期，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就提到“蜒”等族类，把他们和西南诸蛮并列。这说明，最早一批以水为家的人，并不在沿海，而是在四川、云南一带的江河湖泊间活动。后来，随着巴蜀地区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统治，这批早期的水上居民，有的被同化上岸，有的沿江顺流南下，进入两广沿海地带，由“北疍”渐变为“南疍”。
到了唐宋以后，人们在福建沿海、广东珠江口、广西北部湾、海南周边的港湾、河口、内海，到处都能看到疍民的船队。有的停泊成片，有的沿江流动，遇到风季就在湾口躲避。和陆地上的村庄不同，他们的“村”，由一艘艘木船连缀而成，远望过去，如同一片浮在水面上的街市。
关于疍民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他们与古代越族有很深的渊源。越族善于舟楫，乐于靠水吃饭，在长期的迁徙和战乱中，一部分越族后裔干脆彻底脱离陆地，在江海之间寻求生路。也有研究者提出“融合说”：最初的水上人群，可能确有古越族的血脉，但到了中晚期，大量破产农民、战乱逃难者、被追捕的“亡命之徒”，都为了自保躲进了这一群体。
试想一下，一个人在战火中失去土地，又被官府追债，陆地对他而言，就是麻烦和危险；而在水面上，船就是家，不受乡约束，不见族谱宗祠，有时甚至连官方户籍都没有。自然环境与社会压力两股力量叠在一起，就把一批又一批人推上了船，慢慢形成了一个既有血缘、又有流入的特殊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地方官员、文人甚至把疍民视作“少数民族”看待，给他们起过“蜒民”“蜑民”“蛋民”“龙户”等各种名字。到了近现代，学界随着文献与田野调查增多，才逐渐形成共识：疍民在族源上以汉族为主，只是长期漂泊水上，在文化、制度和社会地位上被“边缘化”，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
如果把视野拉大一点，就会发现这种“以舟为家”的群体，在世界上并不罕见。东南亚海域的巴瑶族，同样被称为“海上吉普赛”，终年逐水而居，极少在陆地定居。对比之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疍民的产生并非“奇闻怪事”，而是一种在特定环境、特定制度压力下形成的生存方式。
二、在水里讨生活：危险、辛苦，也有无奈的灰色地带
生活在船上，意味着一切生计都要围着水打转。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农工商”这一套，基本是陆地逻辑；疍民则像是被排除在外的“另一种人”。
捕鱼，是疍民最主要的谋生方式。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用很大的篇幅描述过疍民捕大鱼的场景：人直接潜入水中，手持短刀、长槊，和藏在岩洞里的巨鱼搏命。看到大鱼张口，就趁机用长绳系住铁钩，从鱼鳃两边穿出，再和同伴合力把鱼拖出洞穴。这种捕法危险极大，一旦判断失误，不是被大鱼卷回洞内闷死，就是被冲击撞伤，古籍中“被大鱼吞啖”之类的记录，并非夸张。
鱼只是基础，虾蟹螺蛎，乃至江河中的甲鱼、黄鳝，都是他们的目标。到了沿海一带，疍民还承担起采珠这种高风险工作。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南方采珠的方式：采珠人腰上系长绳，由船上同伴掌控；口鼻用锡制弯管罩住，以便在短时间内换气；耳项周围裹以熟皮用以抗压。水下昏暗，礁石林立，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贝壳、剥离珍珠，然后迅速摇绳示意被拉上船。稍有耽搁，便有“葬鱼腹”的可能，上来后还要赶快以衣物包裹，以防寒气侵袭。这样的工作，多是疍民承担，很少有陆上村落愿意涉足。
单靠捕捞，生活也不稳定。风急浪高的一季，出不了船，孩子吃饭都是问题。于是，一部分疍民转向运输，从事水上货运。河湖纵横的地方，船就是廉价且灵活的“卡车”，米粮、柴薪、盐、布匹，全都靠他们在乡镇之间来回摆渡。与此同时，疍民也参与简单贸易，用鱼虾换米粮蔬菜，《广东新语》中写到，菱塘一带水上人“以米易之”，就是这个意思。
遗憾的是，贫穷往往带来更深的困境。在广州珠江一带，早在清代，疍民船中就出现了专门以“花艇”为生的一支。赵翼在《檐曝杂记》里说，珠江疍船七八千艘中，“皆以脂粉为计”，不少疍女从小被老妓买去抚养，十三四岁就被迫接客。晚清小说《夜雨球灯录》中描写花艇生活：“父荡桨，母操舵，兄亲执缆，女任烹调，其女子率幼习丝竹歌舞，破瓜时便使应客。”这种文字有夸饰、有偏见，但背后反映出的现实并非空穴来风：当正常的谋生之路被堵死，一些人只能向灰色地带滑落。
从官方角度看，疍民又是最方便被利用的劳动力。需要船只征调时，水上居民被成批征用；需要采珠、打捞、危险运输时，他们也排在前面。风险大、收益低，却别无选择，这种生存状态反复出现在明清档案之中。
三、船上的规矩：婚姻、信仰与禁忌
长期飘在水上，疍民在生产生活中慢慢形成了一套与陆地社会截然不同的习惯。这些习惯既是适应环境，也是对自身身份的一种认同。
从居住条件看，一户疍民常备两艘船：一艘偏“公”，用来捕捞、运输；另一艘偏“私”，用作居住、做饭、置物。不过，这只是相对富足一些的家庭才有的配置，许多穷困人家一艘小船就要塞下三代人。子女长大成婚，父母若有能力，会设法给新家庭置一艘船，算是“分家”。若是实在无钱，只能几家人挤在一条船的两端或分时使用，隐私几乎谈不上。
疍民并非完全离岸而居，他们会在固定停泊的水域附近搭建窝棚、水栏。窝棚立在岸边，木桩为骨、稻草为顶，用来避风、储物；水栏则是直接架在水面上的简易平台，方便晒网、修船，也能在暴风雨时暂避。船只围拢、窝棚相连，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个“水上村落”，史书中常有“渔舟耕舍，聚处如村市”“搭寮水面以居，几占其半”之类的描述，说的就是这种景象。
在信仰层面，疍民的崇拜对象相当丰富，其中最醒目的，是对蛇的特殊态度。他们自称“龙种”，把蛇视作“小龙”，认为这是祖先的化身。清代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南方疍家神宫多塑蛇像，可见这种观念的普遍。除此之外，妈祖、龙王、海神、河伯乃至一些地方性的水神，都在疍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有调查统计，仅闽江流域一带的疍民，就供奉十余种神灵，神龛可以不豪华，但不能空着。
礼制方面，疍民也表现出较强的弹性。许多人终年赤脚，不束发，不戴冠，“虽隆冬霜霰亦跣足单衣”，一方面是经济拮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下水、上船。他们对父权宗法、宗祠祭祖那种严格的陆地体系，参与度相对较低，更多是靠“船队”“行帮”中的约定俗成维系秩序。
婚姻习俗，则更具特色。道光年间《肇庆府志》有一段详细记载：疍民男女婚配，多以酒食为媒。迎亲时，数十艘船成排靠泊在洲坞边，两姓连舟成带，妇孺聚饮，男妇对歌。未婚男子在船梢摆一盆草，未婚女子则放一盆花，以示“尚未聘嫁”。媒人只需看一眼船梢，就能判断对象是否合适。到了正式成婚，男方用“蛮歌”迎娶，新娘称“大者鱼姊，小者蚬妹”，取鱼大蚬小之意，既有水上比喻，也带一点朴素的幽默。
歌声，是疍民最重要的娱乐和表达方式之一。流传在岭南的“咸水歌”，就是他们用方言唱出的即兴小调，内容从劳作，到情爱，再到对官府、对命运的牢骚都有。没有戏台，没有书场，夜里一灯，一把月琴，几句歌，便抵得上半本小说。
与此同时，疍民也有很多忌讳。船头是大忌，平日里不愿从船头走过，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从船头翻上翻下的，多是抬棺、送尸的人，再从那里跨过，有不祥之意。溺水之人，也不轻易施救，很多疍民认为，水里有“水鬼找替身”，贸然去拉一把，可能惹来祸端。为了防范意外，他们会在小孩腰上拴绳，一旦落水，立刻拖上来。此外，吃鱼时，不准翻鱼身，担心有“翻船”“翻运”的象征意义。外人看这些禁忌，常觉“迷信”，但在长期面对风浪、贫穷的环境下，这些观念多少带着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安慰。
四、被压在水面之下：从“贱民”到“水上居民”
如果只看这些风俗，很多人会觉得疍民不过是一群生活方式特殊的渔民。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他们所承受的，并不仅是风浪，还有来自制度和观念层面的长久压迫。
从文字上就能看出这一点。“蜑”“蜒”“蛋”等字，多带“虫”旁，在古人眼中，这种偏旁常带有贬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蜒”解释为“南方蛮也”；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蜑，海上水居蛮也”；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甚至把疍民列在“外国门”之后，把他们和“蛮夷”并提。诸如此类的表述，很直白地暴露出传统士大夫的偏见：在他们眼中，这是一群“未开化”的人。
现实待遇比文字还要冷酷。很长时期内，疍民被归为“贱民”阶层，没有正规的户籍记录，不能自由上岸定居，不得与陆居民通婚，不许入学读书，更不准参加科举。哪怕他们捐资修庙，出力打渔，很多地方的书院、祠堂依旧把他们挡在门外。香港曾有一座关帝庙，当地疍民为了重修捐了不少钱，却仍被排除在庙旁书院之外，就是典型例子。
贫困，是这套制度下最直接的后果。疍民的祖先往往就是因为失地、负债才被迫上船，一旦被记录为“疍户”，这种身份就像烙印一样，代代相传。明初设立“河伯所”，派“疍长”管理水上居民，名义上是“管理”，实际上却常与官府勾连，以高利贷、摊派名义反复盘剥。史料里有“举贷即一钱，计日累百，自鬻不已，质儒妻孥，河伯官又时削之”的记载，短短几句话，把那种越借越穷、越穷越借的恶性循环说得清清楚楚。
普通民众对疍民也多有歧视。在许多地方，他们被视为“卑贱之类，不容登岸居住”。有人趁机欺骗、强收高额码头税，在广东一带，甚至形成了一种残酷的“渔奴”制度，部分疍民被迫成为渔场主的“家奴”，世代为奴，无权脱离。这样一来，“不愿上岸”的说法，就显得有些苍白：很多人不是不愿，而是根本上不了岸。
在重压之下，一些疍民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明代的黄应甲在平乱事迹中提到，疍户苏观升、周才雄聚集亡命数千，在雷州、廉州一带劫掠，甚至袭击州防。正统年间的黄萧养起事，也能看到疍户的身影。岭南一些地区还流传一句话：“山高皇帝远，海阔疍家强。”从官府角度看，这是“海盗”；从疍民角度看，有时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反抗方式。
进入清代，朝廷曾尝试在制度层面“松绑”。雍正、乾隆先后颁布政令，宣称取消疍民与普通百姓的区别，允许他们上岸定居、登记户籍。只不过，朝廷的纸面政策，并不能立刻改变地方社会几十上百年的偏见。《粤东成案初编》中记载了1825年的一个案例：某疍民家庭偷偷上岸，没有如实报官，其孙子后来改名换姓，捐了监生，但他的妹妹却仍与水上疍民通婚，这被视为“破例”，全家受到严厉追究。类似的案件，让许多刚刚摆脱贫穷、在岸上扎根的后代，对自己的疍民出身讳莫如深，连族谱都不愿明写。
真正意义上让这条“分界线”开始瓦解，要到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在法律上取消了“贱民”等歧视性身份，提倡人人平等。与疍民有关的写法和称呼中，“蜑”“蛮”“蛋”等带贬义色彩的字眼逐渐退出官方话语，“水上居民”这一相对中性的称呼开始被普遍使用。这不仅是字眼变化，更伴随着土地改革、户籍登记等一系列社会政策。
在沿海、江河流域，原本没有田地、没有正式户口的水上居民，开始被纳入土地分配的范围。地方干部登船登记，给他们划分田块，有的还按居住需求划出岸边地段，帮助其搭建简易房屋。一位年长的水上居民曾对新来的干部说过一句话：“官长，我这辈子就想有块能埋脚的地。”这类朴素而扎心的愿望，在当时并不少见。
电影《长津湖》中，伍千里回乡时提到要“帮家里盖两栋房子”，父母脸上的那种不敢相信，又止不住笑意的表情，其实就很贴近这一代水上居民的心境。对陆上农民来说，一处宅基地算不上惊人；但对多代在水上漂泊的人而言，能把船桨插在岸边，用钥匙而不是缆绳开门，这种变化，意味太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于1950年10月，长津湖战役发生在同年11月至12月。严格算起来，那一代志愿军战士中，不乏来自沿海、江河水乡的人，有些正是刚刚被登记上岸、却还没来得及在新宅里多住几天的水上子弟。让人唏嘘的是，他们中不少人，把“等打完仗回去盖房子”的愿望永远留在了冰雪战场。
对疍民这一群体而言，从“不得上岸”到“分田分地”，再到可以在身份证上堂堂正正写上籍贯，这是一个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身份转变。水上的灯火没有灭，只是逐渐挪到了岸上；船不一定都拆掉，但不再是唯一的家。当下，部分地区还专门设立“疍民文化节”，以展示这种曾经被冷落的文化记忆，也借此发展旅游。对许多老一辈水上居民来说，比起热闹的节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那句简单的评价：“现在大家都一样了。”
回头再看电影开头那一幕，江面、渔船、老父母、想给家里盖房子的儿子，这些画面不再只是“背景”，而是凝结了几百年悲欢的缩影。对曾经的疍民家庭来说，三亩薄地、一处民宅，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改善，更是摆脱“贱民”标签、结束世代飘零的一道分界线。
来源：小爱侃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