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样重要的是，电影明显弱化了原著中那些具体而锋利的社会语境。择校费、阶层差异、教育制度的压迫感，在影像中被淡化为更普遍的成长孤独与精神疏离。安德烈的命运不再主要指向现实结构，而更多被处理为一种无法挽回的青春记忆。如果说小说里的安德烈，是被现实推走的人；那么电影

2026年伊始，大银幕上出现了两部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电影，一部是鹏飞导演，蒋奇明与李雪琴主演的《飞行家》；另一部是董子健导演并主演的《我的朋友安德烈》。一个向上，试图冲破平流层，去触摸超现实的浪漫；一个向下，潜入冰封的深水区，去打捞那些被时代规训后的精神残骸。

董子健饰演成年安德烈 同样重要的是，电影明显弱化了原著中那些具体而锋利的社会语境。择校费、阶层差异、教育制度的压迫感，在影像中被淡化为更普遍的成长孤独与精神疏离。安德烈的命运不再主要指向现实结构，而更多被处理为一种无法挽回的青春记忆。如果说小说里的安德烈，是被现实推走的人；那么电影里的安德烈，更像是被记忆保存下来的人。原著的冷峻，在影像中被替换成一种柔软的回望姿态。 将《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共通点：两部电影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动削弱了原著中最重要的现实锋芒，而选择强化情感体验与个体叙事。两部电影的方向不同，但结果相似，都让双雪涛小说中那种充满留白的现实书写，变得更加温暖、可共情。这或许正是双雪涛在影视改编中所面临的核心困境。他的小说擅长书写的是“无力感”：人如何在时代变迁中逐渐失去选择权，如何在现实结构中被动滑落。而电影作为一种高度依赖情节与情感反馈的媒介，天然需要“行动”、“转折”和“意义”。于是，在改编过程中，失败被重新解释为坚持，消失被重新命名为重逢，冷峻被转译为温情。文学中的空白，被影像填满；小说中的迟疑，被电影填满。 从这个角度看，这两部电影并不是简单地改编双雪涛，而是在用影像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一种以失败为核心经验的文学，被带入需要希望与情感回报的电影结构时，它究竟还能保留多少原本的重量？ 《飞行家》给出的答案是：让人飞起来；《我的朋友安德烈》给出的答案是：让人回得去。 而双雪涛小说真正留下的那个问题，或许恰恰在这两种答案之外——在那些飞不起来、也回不去的时刻里，人要如何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来源：电影课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