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孙蕾蕾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任编辑、导演，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理事。多次荣获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中国视协纪录片研究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等主办的多项全国性论文奖项和电视纪录片奖项。第14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优秀理论论文

孙蕾蕾

作者孙蕾蕾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主任编辑、导演，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理事。多次荣获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中国视协纪录片研究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等主办的多项全国性论文奖项和电视纪录片奖项。第14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优秀理论论文奖获奖者。

【内容摘要】全球化背景下，以纪录片、微电影、短视频为代表的视听媒介正在以更加开放、多元的生态面貌，参与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中国文化传播的叙事视角也逐渐从“自我讲述”转向“他者讲述”，“第三方视角”的创新实践为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开辟了新路。“他者”的“在场”与“参与”，提升了中国故事的叙事维度，成为传统中国叙事的有益补充，从而使“中国故事”得以在影像层面建构同世界各国合一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借助“他者”主体的叙事创新，以纪实影像领域丰富鲜活的实践为契机，我国纪录片的国际化传播也得以在传统叙事体系之外找到新的价值、经验和出发点，继而完成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的传播观念转换。

【关键词】外宣；叙事创新；“他者”叙事；第三方视角

中华文化传播事关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现，也事关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曾经提出，随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人们将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

一、纪录片对外传播的历史局限与不足

纪录片具有双重媒介功能，它不仅是一种大众叙事媒介，也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媒介。纪录片是包括电视新闻节目在内的诸多影像体裁中最具世界语言优势的一种，也是对外电视新闻宣传中影响力最大、效果最好的一种节目传播形态。由于纪录片兼具真实性与艺术性，因此更易于被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接受。随着中国国家形象与主体性传播的崛起，纪录片被列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范畴。

纪录片最早起源于西方。中国最早的纪录片是由西方导演来到我国拍摄的。1938年，荷兰导演伊文思来到炮火纷飞的山东台儿庄，拍摄下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这是西方第一部正面表现中国抗日战争的纪录片，为中国抗日战争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四万万人民》于1939年在欧洲和美国播出，随即轰动全世界，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抗日战争后的纪录片，如《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等则是由前苏联摄制人员完成的。一方面，由于战争年代宣传的特殊需要，加之受当时苏联纪录片思潮的影响，我国早期的纪录片以“形象化政论”为创作理念，以新闻纪录电影为主要形态，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宣教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影响，长久以来中国的纪录片具有一种浓厚的教化传统，总是想要教育引导受众，起到精神领袖的作用。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纪录电影政治化几乎成为我国纪录片的一种文化标识，在传播内容和表现手段上也较为单一、有限。

此外，我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中还存在着“他者”意识匮乏的问题，对跨文化语境下国际受众的调查与研究重视不足，导致中国主流媒体在外宣时无法与西方世界进行真实而平等地对话。对外传播不同于对内宣传，目标受众的不同决定了必须要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在当下的对外传播中，改变宣传方式尤为重要，随着中国的崛起，我国的新闻宣传也经历了宣传思路革新，逐渐从过去的“中国了解世界”转向“世界了解中国”，与之相应的外宣纪录片也应与时俱进，淡化意识形态灌输和说教色彩，增强跨文化传播与公共外交功能，逐渐从基于单向传播逻辑的“对外宣传”转向基于受众市场逻辑的国际传播。

二、中国故事的“他者”讲述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对西方传统殖民理论中的东方主义进行了解构与批判。他在本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的定义，认为西方视角中的东方主义“是一种根据东方在西方经验中的地位来处理和协调东方的方式”，实质上与东方的联系不多。正是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强有力地塑造了东方叙事，因此“传统的东方主义是在西方文化中编写的剧本，与真正的东方本土文化无关”。爱德华·萨义德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西方传统东方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了解构。他提出，西方学界传统的二元论习惯于把西方理论置于文明的中心地位，而把东方置于落后、愚昧和边缘的地位。西方强烈的主体意识主要表现在“西方——东方”“我们——他们”“文明——无知”“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范畴上。此外，爱德华·萨义德还借鉴了权力——知识理论，提出“东方主义是西方创造的，是东方主义知识与西方霸权意识相结合的产物”，由此揭示了西方传统中东方主义的本质。他认为，传统的东方学、东方主义已经成为西方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其思维的基本起点是区分东方和西方，“我者”和“他者”，在西方“我者”以外的都是被动反应的、附属关系的“他者”。因此，西方的东方主义研究从本质上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霸权。他的后殖民理论揭示了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体现出了对西方中心主义强烈的批判色彩。

“他者”这一概念正是源于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殖民地人民往往被视为“他者”(theother)，而西方人则被视为主体性的“自我”。在中国故事叙事体系中，如果以中国学者作为中国文化叙述的主体，那么西方人就成了区隔于中国主体的“他者”。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的传媒生态和国际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在中国外宣纪录片的创作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种“他者”叙事的范式——“第三方视角”。这种范式以西方人作为叙事的主角，其优势在于可以规避国际传播的对象对传播者具有的“宣传”色彩而产生的前置性反感。“第三方视角”在纪录片创作实践中的运用可阐释为“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这是中国文化传播“他者”叙事的一种具体化形式，也是一个关于如何实现中国故事他者表述的学术命题。借助中国故事的“他者”主体，“第三方视角”突破了“我者”的经验局限，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种更为真实客观、全面的新视角。

“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具体包括两个面向的内容：第一个面向是“自然状态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即为一种“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讲述，比如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写下的《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根据在中国传教期间的经历和见闻写成的《利玛窦札记》等都属于“自然状态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的纪录影像在对“乡土中国”早期的影像呈现上，也是以西方人来中国拍摄为起点的。1902至1905年，法国驻云南总领事方苏雅来到云南，用一台卢米埃尔摄影机拍摄下晚清时期云南乡村的生活场景。在他存留至今所拍摄的影片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村民赶集、杀猪、进行祭祀活动等日常生活景象，这也是有关中国的最早且体量最大的电影素材。1912年，法国摄影师斯蒂凡·帕赛来到中国，为巴黎“地球档案馆”拍摄照片与电影。斯蒂凡·帕赛拍摄了切割石料的匠人、卖蒸糕的老人、缠足妇女等乡村中的人们。这些西方人用影像建构了最早的中国乡土社会民族志。“自然状态下”的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明显地带有人类学民族志的色彩和田野调查方法论的痕迹。因此，从此种意义上也可说，早期西方人用影像对中国的观察与感悟是一种人类学民族志式的呈现，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故事西方叙述的模式，也是一种跨文化语境下的东方主义话语书写。

然而，由于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存在一种先天的“共谋”关系（萨义德），早期的中国故事西方叙述的模式是在帝国主义的语境下书写的，因此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西方视角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并伴随由此带来的误读与局限。在这种历史语境下，西方的文化学者习惯于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和价值体系制高点上审视中国，而难以自觉地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去观察中国、书写中国。在西方的人类学传统中，中国往往被视为一个充满奇风异俗的未被西方文明教化、开发之地。由于文化差异、种族差异所带来的觉查距离与认知偏见，西方人所构建的中国叙事往往存在着诸多夸张的成分与虚构的失真，并不能成为完全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的镜像。许多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往往缺乏真实的血肉和真正的中国气韵，缺乏与中国土地和人民真实的连接与交融，更谈不上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真正通透的体悟和自省了。由于深受文化帝国主义影响，西方视角下的“中国书写”仍然是一种由西方话语主导的“他塑”模式。

第二个面向是“建构视角”下的“他者”讲述。这是一种将西方“他者”纳入与“我者”关系互动的叙事方式。比如埃德加·斯诺(EdgarSnow)的《西行漫记》和韩丁(WilliamHinton)的《翻身》，都属于“建构视角”下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作品。历史上，延安革命根据地曾邀请斯诺等西方记者进入解放区采访。从1936年到1945年，先后有大批作家、记者、考察团抵达延安，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八路军的情况进行考察采访。这其中既有贝特兰、埃德加·斯诺等一批著名记者，也有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还有来自美国、英国的一些政府访问团和军事考察团。经过两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舆论发生了较大改变，延安树立起“革命圣地”的美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邀请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了《早春》《愚公移山》《风的故事》等影片，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以及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新中国风貌。1970年11月6日，中国与意大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中国政府邀请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中国》。这些西方导演以外国友人视角拍摄下的珍贵影像资料，见证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变迁。以上这些跨文化交流都属于“建构视角”下的“他者”叙事。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他者”作为区隔于“我者”的独特叙述视角，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中来。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传播的叙事视角也在发生新的转向，逐渐从“自我讲述”转向“他者讲述”。

三、纪实影像对外传播实践中的“第三方视角”

根据成功经验，我国在国际传播对外宣传方面主要有下列两种范式：一是自创纪录片经购买方按照其自身创作规律和接受规范进行的二次创作；二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拍摄的纪录片。

中国外宣纪录片的创作应当改变传统“对外宣传”的观念与方式，淡化说教意味，以讲故事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升中国纪录片产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对话性和亲和力。近年来，中国的国际传播越来越多地提倡“借船出海”“首脑外交”。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出访过程中，频频利用国外媒体向国际公众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与主张。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外媒体也越来越重视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国故事”逐渐成为21世纪关于中国的一个最伟大且最具持续性的主题。随着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合作程度的加深，近年来，一大批中外合拍的精品纪录片不断涌现，成为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其中，许多作品都采用了“第三方视角”的叙事范式，在叙事策略和表现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

2021年2月，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与英国合拍的系列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以国际视角聚焦中国的脱贫攻坚工程，展现了中国正在经历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脱贫攻坚战。由于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这部纪录片首次采用了“云合作”的国际合拍模式，策划、沟通、配音等制作环节都是通过越洋视频方式完成。该片的创作特色在于采用两位外籍主持人珍妮和安龙的国际视角，带领观众深入现场，讲述中国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实现经济正增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故事。该片根据西方受众的兴趣，在中国农民工、女性、网红、社会普通群体中选择了每集的主人公，以个体故事展现了“脱贫攻坚”这一宏大叙事主题。通过“第三方视角”的成功运用，《行进中的中国》真实客观地展示了中国政府在脱贫攻坚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向西方社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力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越性，荣获第13届芝加哥独立电影节最佳纪录短片。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与英国合拍的系列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

2021年的另一部“第三方视角”经典之作是英国著名导演柯文思执导的百集融媒体产品《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在其中的“上海解放特辑”里邀请已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的美国教授费佳炯担任主持，这是充分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差异，选取了易为海外受众接受的内容与形式，以在沪西方人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管理上海的故事，以及上海在解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上海解放特辑”的创作特色在于借助主持人、受访者以及丰富的英文史料构建出了两个“第三方视角”：第一个“第三方视角”是采用了外籍专家型主持人，深入到一个个上海的地标建筑，在那里讲述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故事；第二个“第三方视角”是在第一个“第三方视角”之下建构的，就是以现在的外国人看历史上外国人曾记述过的史料。为此，创作团队采用了《纽约时报》《每日镜报》、美联社、路透社的全英文史料，还首度集中使用了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的新闻报道，并结合了驻上海外交官和亲历者的口述、日记、回忆录等形式进行讲述。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与新民晚报制作的百集融媒体产品《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多家社会机构制作的纪录片《重返红旗渠》

其他“第三方视角”外宣纪录片的经典之作，还有腾讯视频原创的首档红色之路探险体验纪录片《勇敢者的征程》。该片共分六集，由探索频道探险节目主持人新西兰探险家乔西·詹姆斯邀请钟汉良等明星嘉宾一起，分别对夹金山、乌江、长白、琼崖、东江等险要地貌展开探险。《勇敢者的征程》最大的创作特色在于首次将中国革命历史作为野外探险纪录片的创作资源进行场景设计，并采用“真人秀”的形式真实展现了探险过程的艰辛和沿途风土人情。该片在强调纪实性的同时，也穿插回顾了红色娘子军、红军长征、东北抗联等共产党人奋勇拼搏夺取胜利的关键性历史事件，以其独特的电视创作手法和宏大纵深的历史叙事深度，荣获了第43届美国泰利奖的系列纪录片金奖。2022年5月23日至28日，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集团摄制的六集纪录片《新西行漫记》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这是一部记录当下中国发展变化的现实题材纪录片，从历史和地理两个维度展现了长征的历史和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脱贫攻坚战的巨大成就。该片同样设计了外籍主持人的叙事视角，由三位分别来自英国、哥伦比亚和美国的探险者按照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的记载，以体验式考察的形式重走长征路。外籍主体人体验式的融入，真实有力地反映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也更容易唤起海外受众的共鸣。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集团摄制的纪录片《新西行漫记》

作为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一种范式创新，“第三方视角”让外国人成为中国故事的观察者和讲述者，帮助中国在国际社会找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共同价值与共情的部分，从而使我国的主旋律纪录片更容易被西方观众所接受。在此意义上，“第三方视角”弥合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认知偏见与全球性裂痕，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同体传播意识的建构，彰显出独特的语义价值和功能。

结语

当下世界正处于全球价值体系的转型期，处在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也在经历着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型。以纪录片、微电影、短视频为代表的视听媒介正在以更加开放、多元的生态面貌参与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和叙事想象。“第三方视角”的创新实践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开辟了崭新的视角和路径，“他者”的“在场”与“参与”，提升了中国故事的叙事维度，成为传统中国文化叙事的有益补充，从而使“中国故事”得以在影像层面建构起同世界各国合一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这对减少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文化偏见，促进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合作，以及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十分有益。借助“他者”主体的叙事创新，以纪实影像领域丰富鲜活的实践为契机，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传播也得以在传统叙事体系之外找到新的价值、经验和出发点，继而完成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的传播观念转换，以及从“本土中国”到“全球中国”的传播思想跃迁。

参考文献

来源：纪录片人陈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