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热映的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是由演员董子健执导的首部作品。何况，还有同名原著小说作为“前文本”，这无疑拉高了观众的期待值，我们等待着董子健完成一场华丽的转身，期待他由演员转身为导演，期待他借助影视，赋予原著小说以活化和升格，更进一步说，

■练韬

近期热映的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是由演员董子健执导的首部作品。何况，还有同名原著小说作为“前文本”，这无疑拉高了观众的期待值，我们等待着董子健完成一场华丽的转身，期待他由演员转身为导演，期待他借助影视，赋予原著小说以活化和升格，更进一步说，是为风头正盛的东北“文艺复兴”开拓一种新的艺术表达和美学风格。毕竟，青年导演执导的作品，总会给人带来各种关于“新”的想象、诉求和愿景。

这部电影的确给人带来了惊喜。作为董子健执导的首部作品，《我的朋友安德烈》没有凌虚蹈空，恰恰相反，给人的观感是完整、成熟和稳健。董子健用恰如其分的情境塑造和恰到好处的叙述节奏，以及足称娴熟的叙述手法，向观众和业界表明，他的确具备当导演的能力。当然，这部电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模式化、套路化的问题，荒凉、陈旧、破败的街道、工厂和社区，疲倦、萎靡、烦躁的人生状态，低回、哀伤、压抑的乐调，这些元素，无疑又给已然陷入程式化困局的“新东北文艺”再粘上一层固有的标签，不断加深久已有之的刻板印象。不过，瑕不掩瑜，电影还是出彩的。它重构了原著小说对安德烈这一形象的理解与设计，乃至重新讲述了一个具有成长哲学、人生哲学甚至是历史哲学意味的故事。

电影开篇，“我”的父亲遽然逝世，在回去奔丧的飞机上，“我”与老友安德烈久别重逢。在这里，“我”父亲的离世，作为一个嵌入性的事件，将“我”和安德烈重新扭合在一起，原本彼此分岔的命运道路就此合辙，他们开始重新孵化生命经验和历史记忆。于是，一段段长满斑痕和疮疤的记忆渐次浮起。而后，由于天降暴雪，飞机不得不迫降，“我”和安德烈又踏上了充满波折的返乡之路。返乡之旅，是原著小说中没有的。原著里，安德烈的故事和形象，主要经由“我”的回忆来搭建。而电影借用了公路片的拍摄思路，让人物的行动、心理和记忆在跌宕的行旅中渐次展开，电影的双线叙事就此铺展，增强了叙事的立体感和层次感。

此外，关于安德烈这一角色，电影赋予了其更多元的解读可能性。并且，每一重的解读路向，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千差万别。在原著小说中，安德烈是真实存在的，他原名安德舜，自小特立桀骜，长大后就罹患了——准确地说，是被诊断为患上了精神疾病。安德烈就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他们其实都属于早慧者，但最后都被定性为精神疾病患者，被强行按入历史的尘堆里，令人为这些独异个人的命运感到叹惋。而在电影中，安德烈却撕掉了这个标签，他时而能认出李默，时而又不能。这意味着，安德烈没有完全在历史里走失，他在时代的漩涡里时而浮出、时而沉没，若即若离。

种种迹象又表明，电影里的安德烈未必在这世上真实地存在着——或者说，只在电影中的一部分叙事时间里真实存在着。他可能是个幽灵、是个符号，或者是“我”虚构出来的另一个自我。在飞机上，安德烈没有认出“我”是谁。但眼前的“安德烈”却知道李默，也知道李默是自己的朋友，甚至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去给李默的父亲吊丧，但他却不认得眼前的“我”就是李默。这说明，在“安德烈”那里，只剩下一个过去的、关于朋友李默的形象和记忆。所以，这个“安德烈”是活在过去的，他被困在了旧日的时光里。因为真正的安德烈早在上初二那年就已“死”去——仗义的安德烈为“我”出头，在校长办公室门口张贴大字报，控告班主任孙老师篡改成绩，继而遭到学校开除。安德烈的父亲盛怒之下，在惩戒中失手，用一盆滚烫的热水结束了安德烈年轻的生命。电影虽未明说，但许多细节都在暗示着这一点：安德烈的父亲被逮捕后，“我”和父亲在澡堂里泡澡时，父亲却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谁没见过死人”；除夕夜，“安德烈”来到“我”家，“我”兴高采烈地邀请他一起吃饺子，可父亲却不寻常地没有招呼他……这些迹象都表明，安德烈可能已经不在了。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我”是在奔丧的途中，才和“安德烈”久别重逢……

更重要的是，安德烈的死亡被“我”看在眼里，成了“我”无法抹去的创伤记忆。“我”在记忆里反复逡巡，终于招得安德烈“归来”，也昭示着“我”试图与过去的创伤记忆和解。奔丧之旅成为自我救赎之旅，“我”也在对往事的追溯和打捞中，重构了自我认同，走出了那段阴郁的往事。影片最后，温润的《明天会更好》的合唱声响起，是为曲终奏雅。这让人联想起两年前热播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末尾那句“往前看，别回头”，这意味着疗愈，更指向救赎。这或许也是新东北文艺在寒凉的基调之上，共同追求的那一抹暖色。

另一方面，安德烈也有可能是“我”虚构出来的另一个自我。安德烈的存在，对应着“我”性格中缺失的那部分。“我”自卑、怯懦，而安德烈则自信、勇敢，正是在安德烈的陪伴下，“我”的成绩得到奇迹般的提升，“我”也走出了母亲离家出走所带来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安德烈（Andre）的本义勇猛、阳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诠释。电影讲述的，也就是一个关于自我陪伴和自我成长的故事，是“我”如何从软弱变得坚强的曲折成长之路。遽遭丧父之痛的“我”，在恍惚间再度召唤了曾经的精神伙伴安德烈，陪伴自己去面对新的风雨。我们会沿着这个思路怀想，是否每次遇到难题，“我”都会召唤出心中的安德烈来共同面对？而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是否也虚构过属于自己的安德烈？

质言之，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相比于原著小说，在安德烈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既解构又建构的，“安德烈”成为一个滑动的能指，由观众为其填充不同的语义。于是，电影得到相当程度的敞开，变得更有现代感。安德烈的故事，从一个书写独异他人的“外向型”故事，被演绎为关于自我的、向内的故事。临近尾声，“我”与少年安德烈在一处废弃厂房内重逢，安德烈的问询是让人心酸的：“李默，你说好成年后就来找我呢？”这就是说，安德烈的故事到最后，归于空无。不禁想到著名作家李洱在小说《花腔》里提及的关于洋葱的妙喻：“洋葱的中心虽然是空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味道，那层层包裹起来的葱片，都有着同样的辛辣。”安德烈的故事似乎也是“空”的，但我们看安德烈的故事时，仍如剥洋葱那样，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来源：举了颗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