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安全部公众号不知羞耻地对《惊蛰无声》的持续背书，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设计却低估观众认知能力的无聊表演。影片宣称「基于真实间谍案」，但这些案件的公开属性本身就构成了叙事陷阱——它们多是已结案的低级案例，如曹某等人伪装外卖员刺探军事机密的案件 ，这类案件的侦破过程

美国好莱坞谍战大片《谍影重重》海报

国家安全部公众号不知羞耻地对《惊蛰无声》的持续背书，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设计却低估观众认知能力的无聊表演。影片宣称「基于真实间谍案」，但这些案件的公开属性本身就构成了叙事陷阱——它们多是已结案的低级案例，如曹某等人伪装外卖员刺探军事机密的案件 ，这类案件的侦破过程早已通过新闻通报广为人知。真正惊心动魄的反谍斗争，如量子通信领域的攻防、境外势力对新能源技术的渗透、国安战士与境外行动特工致命的枪战等等，从未公开过。张艺谋选择将那些「可公开」的低级案件搬上银幕，实则是用「真实」的外衣羞辱观众的智商：《惊蛰无声》中闪送员递送情报的桥段，不过是对《对手》《特工任务》等剧集拙劣情节的拙劣模仿。

被低估的常识：二十年谍战叙事的认知觉醒

中国观众对谍战类型的审美早已超越「特务就在身边」的初级阶段。从《潜伏》的职场权谋到《伪装者》的偶像化叙事，从《对手》的生活化啰嗦反谍到《绝密较量》外行装内行，近二十年的谍战影视剧已完成对观众认知的深度启蒙。《惊蛰无声》中「高额报酬、权力诱惑、情色陷阱」的三重套路，在《暗夜与黎明》《追风者》等作品中早被解构——观众早已熟知间谍会用学术会议窃密、用亲情绑架科研人员，甚至通过网络游戏发展下线。影片中「间谍隐匿在熟悉场景」的警示，本质上是对观众认知的侮辱：当《对手》能将间谍活动嵌入城中村的修鞋摊、补习班的家长群，《惊蛰无声》却仍停留在商业区拦截闪送员的表层叙事，这种创作思维的滞后性，恰是对观众审美进化的无视。

宣传片的自我设限：从艺术表达的降格

国安部的深度介入，让《惊蛰无声》从立项之初就陷入宣传片的创作困境。影片中「反间防谍是人民战争」的口号、「国安干警默默守护」的赞歌，与其说是艺术表达，不如说是政策话语的影像重播。对比《谍影重重》系列对情报系统的批判性审视，《惊蛰无声》的角色塑造呈现出严重的脸谱化：国安英雄永远正确，反派永远动机单一，连杨幂饰演的角色都沦为「虚伪外表下的黑暗内心」的符号化存在。这种非黑即白的叙事逻辑，不仅阉割了人性的复杂性，更将观众视为需要灌输安全意识的无知群体、被动受体。当《沉默的荣耀》能用纪实手法展现潜伏者的信仰挣扎，《惊蛰无声》却用「0.3秒眼球震颤」的表演技巧来证明演技，这种创作维度的差距，正是宣传片思维对艺术创作的羞辱。

资本逻辑的困境：从商业价值的消解

全明星阵容的堆砌，暴露了影片在资本逻辑下的焦虑。易烊千玺、朱一龙等流量演员的加盟，看似为影片注入市场号召力，实则折射出创作团队对内容自信的缺失。《惊蛰无声》将精力耗费在演员表的头衔博弈上——「领衔主演」「特别出演」的繁复标注，不过是低水平资本平衡各方利益的权宜之计。这种创作重心的偏移，最终必将导致影片在国际市场的失语：华尔街资本对《谍影重重》系列的持续投资，源于其对人性困境的深刻挖掘；而《惊蛰无声》的「国产主旋律」标签，在海外观众眼中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小品。《惊蛰无声》的海外版权预售仅覆盖60%成本时，其市场前景已不言而喻。

谍战叙事的未来在哪里？

《惊蛰无声》的困境，本质上是创作思维与观众认知错位的产物。张艺谋的这部作品仍在“间谍就在身边”的低级定位中打转。真正的谍战叙事，不应是对观众认知能力的降维打击，而应是对人性深渊的勇敢凝视。美国好莱坞谍战大片《谍影重重》系列能够引发全球观众对权力异化的审视，《惊蛰无声》却在宣传片的自我设限中迷失方向，这种对比本身，就是对中国谍战电影创作的一记警钟。

来源：头号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