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零年的风，吹在身上，总带着点铁锈味儿和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燥热。

九零年的风，吹在身上，总带着点铁锈味儿和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燥热。

我叫李文军，二十六岁，刚从一家半死不活的国营厂里“主动”下岗，揣着那点少得可怜的补偿款，一头扎进了时代的浪潮里，连个水花都没看见。

我爹骂我，“你好好的铁饭碗不端，非要去跟人家浪里白条抢食吃，你饿死都没人管！”

我梗着脖子回他，“那碗里早就没饭了，就剩点刷锅水，我不走，等着喝西北风啊？”

我爹气得抄起笤帚，我妈在旁边抹眼泪。

这就是我的九零年，一个大写的“穷”和一个大写的“迷茫”。

直到我看到了那张贴在电线杆上的招租广告，油墨都快被太阳晒化了。

“红星电影院，对外承包。”

红星电影院，我们这片儿的传奇。我小时候，能来这看场《地道战》，那能跟小伙伴吹一个礼拜。

可现在，它就是个被时代踹到墙角的糟老头子。录像厅、歌舞厅，哪个不比它时髦？

我鬼使神差地就找了过去。

管事的是个姓王的胖子，文化局的，一脸的官僚气，眼皮耷拉着，好像谁都欠他钱。

“承包？你？”他拿眼角夹了我一下，那眼神，跟看一个要饭的没两样。

我把腰杆挺得笔直，“我。”

他“嗤”地笑了一声，吐了口浓痰，“一年三万，先交一年，水电自负，老员工你得养着。干不干？”

三万。

我兜里所有钱加起来，再把我爹妈的棺材本都算上，也就将将够这个数。

我的心，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干！”我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字。

王胖子大概没想我真敢应，愣了一下，然后不情不愿地从一堆文件里抽出那份早就拟好的合同。

那合同签得我手心冒汗。

薄薄几张纸，却感觉有千斤重。

签完字，王胖子把一大串生了锈的钥匙往我面前一扔，叮当作响，像是嘲笑我的不自量力。

“喏，现在它是你的了。是死是活，自己兜着。”

我攥着那串冰凉的钥匙，站在空无一人的电影院大门口，感觉自己像个即将登基的乞丐国王。

推开那两扇尘封的木门，一股混合着霉味、灰尘和旧时光的气息扑面而来。

阳光从门缝里挤进来，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尘埃，像一场无声的金色暴雪。

大厅里空荡荡的，售票口的小窗黑洞洞的，墙上《焦裕禄》的海报已经褪色发黄，边角都卷了起来。

我踩在水磨石的地面上，脚步声有了回响，一圈一圈荡开，显得这里愈发空旷和死寂。

我心里有点发慌。

这他妈哪是电影院，这整个一巨大的棺材啊。

一个干瘦的老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悄无声息地站在我身后。

“你就是新来的老板？”他声音沙哑，像两块砂纸在摩擦。

我吓了一跳，差点蹦起来。“我操……大爷，你走路没声儿的啊？”

他浑浊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眼神里没什么情绪，像在看一件东西。

“我叫方卫国，放映员。”他言简意赅。

“方师傅。”我赶紧递上一根烟。

他摆摆手，没接。“跟我来吧，看看你的家当。”

他领着我，从大厅穿过，走过那几排破旧的、翻着红色绒布的椅子，有些椅子的弹簧都龇了出来，像一张张怪笑的嘴。

银幕上全是灰，还有几道明显的划痕。

我心里那点火苗，又被浇灭了几分。

“这……这还能用吗？”

“凑合。”老方头也不回，领着我上了二楼。

二楼是放映室，狭小，闷热，堆满了各种我看不懂的机器和一卷一卷的胶片盒。

两台老式的放映机，像两尊沉默的钢铁巨兽，静静地趴在那里，满身都是油污和灰尘。

“就这两台‘长江’，54年的老家伙，比你岁数大。”老方的语气里，居然带上了一丝炫耀。

“还能转不？”我心里直打鼓。

“伺候好了，它就是宝。”老方说着，不知道从哪摸出一块油布，轻轻擦拭着机器的镜头，那动作，温柔得像在抚摸情人的脸。

我看着这满屋子的破烂，心里那叫一个凉。

我这是把全家人的命，都赌在这堆废铁上了？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百废待兴”。

我请了几个临时工，把整个电影院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光是扫出去的垃圾和灰尘，就装了十几车。

红绒布的椅子，破得太厉害的，我买来红布自己缝。弹簧坏了，就拆东墙补西墙。

线路老化，我求爷爷告奶奶，从电业局找了个老同学，半卖半送地帮我换了。

厕所的下水道堵了，我二话不说，卷起袖子自己伸手进去掏。

那股味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我妈来看过一次，站在大厅中央，眼泪就下来了，“儿啊，咱不受这个罪了，咱回家，妈给你下麵条吃。”

我笑着把我妈送走，一转身，眼泪差点没绷住。

开弓没有回头箭。

现在放弃，那三万块就打了水漂，我爹能把我腿打断。

我得撑下去。

老方是个闷葫芦，但手上的活儿是真的牛逼。

那两台老古董放映机，在他手里跟活过来一样。他拆了装，装了拆，叮叮当当地敲打了三天，然后跟我说，“行了，试试吧。”

那天晚上，放映室里，他装上一盘老掉牙的《小兵张嘎》。

当闸刀合上的那一刻，机器发出“嗡”的一声，一束光，像一把利剑，瞬间刺破了黑暗，精准地打在了银幕上。

嘎子那张黑黝黝的、咧着嘴笑的脸，出现在满是划痕的银幕上时，我他妈居然激动得想哭。

能亮，就好。

能亮，就有希望。

电影院重新开业那天，我搞了个“酬宾”，票价五毛。

门口摆了花篮，虽然蔫了吧唧的，但好歹是个仪式感。

我站在门口，穿着我唯一一件像样的白衬衫，头发抹了半罐头油，笑得脸都僵了。

来的人，稀稀拉拉。

大多是些老头老太太，牵着孙子孙女，图个便宜，进来纳凉。

年轻人？

一个都没有。

他们宁愿花十块钱去录像厅看《英雄本色》，也不愿意花五毛钱来看黑白的《地道战》。

第一天的营业额，一百二十七块五毛。

除去水电和人工，我他M是亏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情况没有任何好转。

每天放的都是那几部翻来覆去的老片子，《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

观众永远是那些老人和孩子。

我试着从市电影公司进点新片，哪怕是前两年的也行。

人家根本不拿正眼看我。

“红星？那个破地方啊？片子给你，拷贝都得弄坏了，不行不行。”

我陪着笑脸，递烟，说好话，嘴皮子都磨破了。

最后，总算弄来一部《庐山恋》，八零年的片子，在当时已经算“新”的了。

我下了血本，印了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

“国内首部吻戏电影！”

我把这行字放得老大。

结果，来看的，还是那帮老头老'太太。

有个大爷看到一半，气冲冲地跑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这放的什么玩意儿！伤风败俗！不要脸！”

我真是哭笑不得。

这就是代沟。

我跟这个时代，好像也隔着一条巨大的代沟。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账本上，每天都是红色的赤字。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错了。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亏得底儿掉，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放映厅里发呆。

老方放完最后一场，从楼上下来，递给我一瓶二锅头。

“喝点？”

我接过来，没用杯子，直接对瓶吹。

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方师傅，你说，我是不是个？”我哑着嗓子问。

老方没说话，自己也灌了一口，然后“哈”地长出了一口气。

“九零年了，谁还看这些？”他指了指银幕，“人心都野了。”

“那我怎么办？关门？”

“你那三万块，要得回来吗？”

一句话，噎得我半天说不出话。

是啊，钱，钱，钱。

我拿什么还？

“方师傅，你在这干了多少年了？”我换了个话题。

“从它建起来，我就在了。”

“那……你肯定知道不少这儿的秘密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问了这么一句。

老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很细微，但被我捕捉到了。

他没吭声，又喝了一口酒。

“二楼，放映室里，那个铁皮柜子，里面装的什么？”我追问道。

那个柜子，我第一天就看见了。

在放映室最里面的角落，一个绿色的铁皮柜，上了把巨大的铜锁，锁都生了绿锈。

我问过老方，他只说是放杂物的，钥匙早就丢了。

直觉告诉我，他在撒谎。

“没什么，就是些废胶片，坏带子。”老方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废胶片？废胶片用得着上那么大的锁？”

“怕小孩乱翻。”

这理由，太他妈的扯淡了。

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

酒精上了头，一股邪火从我心底里窜了上来。

“方师傅，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电影院要是黄了，你也没地方去。你跟我说实话，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老方沉默了。

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在黑暗中显得愈发晦暗不明。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了。

他才缓缓说道：“是些……不能放的东西。”

不能放的东西？

我的心，猛地一跳。

“什么叫，不能放的东西？”

“就是……禁片。”

禁片！

这两个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

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儿跟反革命、特务、流氓罪，是划等号的。

“什么……什么样的禁片？”我的声音都开始发抖。

“有外国的，有香港的，也有……咱们自己拍的。”

“自己拍的？”

“嗯，有些导演，拍了些……领导不喜欢的东西，送审通不过，拷贝就封存了。有些，是文革前拍的，后来运动来了，就成了毒草。”

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

“为什么……会在这里？”

“当年管得乱，很多电影厂的仓库都塞满了。有一批，就转到了我们这儿。那时候，这儿是模范单位，仓库也大。后来……负责人换了几茬，时间一长，这事儿就没人知道了。我也就……把它锁起来了。”

我死死地盯着老方，“钥匙呢？”

老方犹豫了。

“小李，我劝你，别动那个心思。那玩意儿，是祸害。”

“我现在还不够祸害吗？再差，还能差到哪去？大不了，就是个死！”我红着眼，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快被逼疯了。

每天睁开眼就是亏钱，闭上眼就是我爹妈失望的脸。

我需要一根救命稻草，哪怕那根稻草是带毒的。

老方看着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东西。

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把已经发黑的铜钥匙。

“我把钥匙给你。但是，丑话说在前面。出了事，你别把我供出来。”

我一把抢过钥匙，那钥匙冰凉，却烫得我手心发疼。

“方师傅，你放心。真出了事，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扛！”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攥着那把钥匙，在床上翻来覆去，像烙饼一样。

一半是恐惧，一半是压抑不住的兴奋。

我感觉自己像个即将去盗墓的贼。

第二天，我故意把电影院关了一天，挂了个“内部装修”的牌子。

我支开所有人，一个人，揣着那把钥匙，走上了二楼。

放映室里，依旧闷热。

我走到那个绿色的铁皮柜前，心脏“怦怦”狂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

“咔哒。”

一声轻响，在这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锁，开了。

我做贼似的往四周看了看，然后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了柜门。

“吱呀——”

一股更浓重的、属于旧胶片和时光的尘封气味，扑面而来。

柜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十个铁质的胶片盒。

没有标签，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个用白色油漆手写上去的、潦草的编号。

我随手拿出一个，很沉。

打开盒盖，里面是一盘巨大的电影胶片。

我把它拿到放映机上。

我不是专业的，只能学着老方平时的样子，笨拙地把胶片穿过一个个片夹和滚轮。

弄了半天，满头大汗。

终于，我合上了闸刀。

放映室里，瞬间只剩下机器运转的“嗡嗡”声和我的心跳声。

一束光，打在了对面的墙壁上。

开始是雪花点，然后是倒计时。

三。

二。

一。

画面出现了。

不是我想象中的任何东西。

黑白的，粗糙的，晃动的镜头。

没有激昂的音乐，没有慷慨的旁白。

只有一个男人，对着镜头，在说话。

他说的是方言，我听不太懂，但能感觉到他语气里的愤怒和无奈。

镜头后面，是一片破败的村庄。

我皱着眉头，耐着性子看了下去。

渐渐地，我大概看明白了。

这是一个纪录片。

拍的是某个地方，在大跃进之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真实景象。

浮肿的脸，麻木的眼神，荒芜的田地。

还有一个镜头，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已经没了气的孩子，坐在自家门口，不哭，也不闹，就那么呆呆地坐着。

我的后背，瞬间窜起一股寒气。

这……这他妈要是让外面的人看到，我得被枪毙多少回？

我赶紧关了机器。

放映室里，又恢复了死寂。

我瘫坐在椅子上，浑身都被冷汗湿透了。

我终于明白，老方为什么说，这是祸害。

这东西，根本就不是电影。

这是历史的伤疤，血淋淋的，被人硬生生地挖了出来，拍成了胶片。

我一连抽了三根烟，才让自己的心跳稍微平复了一点。

我不敢再看了。

我把那盘胶片原封不动地放回铁盒，锁进了柜子。

但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个女人麻木的眼神。

那个晚上，我做了一夜的噩梦。

接下来几天，我魂不守舍。

白天，我依旧放着那些陈词滥调的老电影，看着台下那些昏昏欲睡的观众，感觉一切都那么虚假和可笑。

我知道，在我的放映室里，藏着一个真实的世界。

一个残酷的、痛苦的、但无比真实的世界。

可我不敢碰它。

电影院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差。

有时候，一下午，就只有三五个观众。

我账上的钱，越来越少。

我开始拖欠水电费，拖欠临时工的工资。

售票口的姑娘叫小梅，长得挺水灵，就是嘴巴有点毒。

“李老板，再这么下去，咱们就要喝西北风了。你那点家底，还够烧几天的？”

我被她怼得哑口无言。

那天，又是一个颗粒无收的下午。

我坐在售票口，看着外面空荡荡的街道，心里一片绝望。

要不，就这么算了吧。

把电影院盘出去，哪怕亏点，也比血本无归强。

就在我准备彻底放弃的时候，几个人走进了电影院。

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斯斯文文的，看着像个大学生。

他身后跟着几个男女，都差不多大，一脸的文艺青年范儿。

“老板，今天放什么？”眼镜问道。

“《平原游击队》。”我有气无力地回答。

“又是这个？”一个女孩撇了撇嘴，“能不能放点别的？国外的也行啊。”

“没有。”

“切，真没劲。”

几个人转身就要走。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鬼使神差地，我喊了一句：

“我这儿……有你们没看过的。”

几个人停下脚步，转过身，一脸怀疑地看着我。

“没看过的？什么啊？”眼镜问。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你们……想看点……刺激的吗？”我压低了声音，说得含糊不清。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好奇和兴奋。

“多刺激？”

“能让你们……睡不着觉的刺激。”

眼镜推了推他的眼镜，走上前来。

“老板，你别是开玩笑吧？你这儿，能有什么好东西？”

我一咬牙，心一横。

“晚上十点，关门以后，你们再来。票价，十块一张，爱来不来。”

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他妈是疯了。

要是这几个人里，有一个是便衣，或者出去乱说，我下半辈子就得在牢里过了。

但没想到，眼镜居然笑了。

“有意思。好，十点，我们准时到。”

他们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腿肚子都在打颤。

我这是在玩火。

而且是足以把我烧成灰烬的大火。

离晚上十点，还有五个小时。

这五个小时，我过得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找到了老方。

我把晚上的事跟他说了。

老方听完，脸都白了。

“你疯了！你这是在找死！”他一把抓住我的胳g膊，激动地喊道。

“方师傅，我没退路了。”我看着他，“要么死，要么活。我想活。”

老方死死地盯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颓然地松开了手。

“你……你想放哪一部？”

“我不知道……哪一部……稍微……安全点？”

老方沉默了一会儿，走到那个铁皮柜前，打开了锁。

他在里面翻了半天，拿出了一个盒子。

“这部吧。”

“这是什么？”

“一个香港导演拍的武侠片。邵氏的。当年因为太暴力，没让进。”

武侠片？

我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之前那部纪录片，什么都好。

晚上九点半，我把电影院的大门从里面锁上了。

小梅还没走，一脸好奇地看着我。

“老板，你神神秘秘的，到底要干嘛？”

“不该问的别问。想留下看热闹，就闭上嘴。”

小梅撇撇嘴，但还是乖乖地没再说话。

我让老方去放映室准备。

我自己，则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在大厅里来回踱步。

快到十点的时候，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我从门镜里往外看，是下午那几个年轻人。

不多不少，正好五个。

我打开一条门缝，让他们闪身进来，然后迅速把门锁上。

“钱。”我伸出手。

眼镜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我。

“老板，要是东西不好，我们可要退钱的。”

“放心，不好看，我把钱吃了。”

我领着他们，坐到了放映厅的中间位置。

整个大厅，黑漆漆的，只有我手里电筒的一点光。

气氛，莫名地有些诡异和刺激。

我用对讲机通知老方，“方师傅，可以了。”

放映机“嗡”地一声启动。

光束，再次划破黑暗。

银幕上，出现了“邵氏兄弟”那熟悉的标志。

紧接着，是两个大字。

《刺马》。

七三年的老片子，导演是张彻。

我没看过，但我听说过。

电影一开始，就是狄龙和姜大卫，赤裸着上身，在泥地里血拼。

拳拳到肉，刀刀见血。

那股子原始的、暴力的阳刚之气，瞬间就冲出了银幕。

跟我平时放的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队电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放映厅里，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被镇住了。

包括我，也包括躲在角落里的小梅。

我们从来没在电影院里，看过这样的电影。

没有说教，没有主义。

只有背叛，欲望，和最直接的暴力美学。

当陈观泰扮演的黄纵，被乱枪刺死，肠子都流了出来的时候，我听到身后的女孩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尖叫。

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太他妈刺激了。

电影放完，大厅里依旧一片死寂。

过了好一会儿，眼镜才长出了一口气。

“牛逼。”

他只说了这两个字。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很认真地看着我。

“老板，你这儿，还有吗？”

我看着他灼热的眼神，知道，我赌对了。

“有。但是，你们得保证，不能跟任何人说。”

“放心。”眼镜拍了拍胸脯，“我们懂规矩。”

“下次什么时候？”他身边的一个男孩急切地问。

“等我通知。”

我把他们送到门口，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

我回到大厅，小梅从角落里走出来，眼睛亮晶晶的。

“老板，你太厉害了！从哪弄来这么好看的电影？”

我没回答她，只是从那五十块钱里，抽出十块，递给她。

“封口费。”

小梅“噗嗤”一声笑了，接过钱，“德性。”

但她的眉眼，已经笑成了一弯月牙。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

第一次秘密放映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接下来，我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我的“午夜场”。

我没敢再扩大规模，观众，永远是眼镜他们那个小圈子。

大概十来个人，都是些大学生、画家、诗人，还有几个摇滚青年。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最先“醒”过来的那批人。

他们对那些刻板的说教，充满了厌恶。

他们渴望看到更真实，更丰富，更具冲击力的东西。

而我，恰好能满足他们。

我让老方，从那个铁皮柜里，挑选出一些相对“安全”的片子。

比如，一些风格另类的欧洲文艺片，虽然看不懂，但逼格高。

比如，一些日本的黑帮电影，高仓健的《追捕》虽然公映过，但他还有很多更狠的片子，没进来。

还有一些香港的社会写实片，尺度大胆，题材敏感。

每一次放映，对他们来说，都像是一场盛大的节日。

他们会带着啤酒和花生，坐在黑暗里，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

有时候，看到一半，他们会爆发出激烈的争论。

有时候，整场电影结束，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各自想着心事。

我的电影院，成了一个秘密的据点，一个属于他们的精神伊甸园。

我的收入，也开始稳定下来。

十来个人，每人十块，一场就是一百多。

一个礼拜放两场，一个月下来，就有近一千块的“外快”。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

我终于可以不用再为水电费发愁了。

我甚至，还给老方和小梅，都涨了工资。

老方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但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

小梅则越来越活泼。

她没再叫我“李老板”，而是开始叫我“军哥”。

有时候，午夜场散了，她会留下来，帮我打扫卫生。

昏黄的灯光下，她弯着腰扫地的身影，居然让我有了一丝家的感觉。

“军哥，你说，咱们这样，能长久吗？”有一次，她一边扫地，一边问我。

“不知道。”我靠在门框上抽烟，“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有点怕。”

“怕什么？”

“怕出事。”

我弹了弹烟灰，没说话。

我何尝不怕？

我每天都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里。

白天，我是红星电影院的李老板，放着《董存瑞》，听着老头老太太们的抱怨。

晚上，我变成了地下电影的传播者，在黑暗中，贩卖着被禁止的影像。

这种感觉，很刺激，但也极度危险。

我像个在钢丝上跳舞的小丑，下面是万丈深渊。

眼镜他们那个圈子，终究还是太小了。

有人开始提出，想带朋友来。

“军哥，我一哥们儿，搞摇滚的，特想看看你这儿的片子。”

“我一同学，画画的，听说你这儿有欧洲的片子，馋疯了。”

我犹豫了。

人越多，风险越大。

但是，人越多，钱也越多。

我太需要钱了。

我想把那些破椅子都换掉，我想把音响修好，我想让这个破电影院，真正地活过来。

我咬了咬牙，答应了。

“可以带。但是，必须是信得过的人。而且，来了，就得守规矩。”

我的午夜场，规模开始扩大。

从十来个人，变成了二十个，三十个。

放映厅里，不再是空荡荡的。

每个周末的午夜，这里都坐满了渴望着什么的年轻脸庞。

票价，也从十块，涨到了十五。

饶是如此，依旧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我成了这个城市地下文艺圈的“教父”。

虽然我一部电影都没拍过，甚至很多电影我都看不懂。

但他们都尊敬我，叫我“军哥”。

因为我，给了他们一个窗口。

一个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

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有点飘。

每天兜里揣着大把的钞票，走到哪儿，都有一帮“信徒”前呼后拥。

我开始觉得，我不是那个从国营厂里被踹出来的丧家之犬了。

我他妈是个人物了。

我把电影院重新装修了一遍。

换了新的椅子，装了环绕立体声，连银幕，都换成了新的。

白天，电影院的生意，依旧冷清。

但晚上，这里是整个城市最火爆的地方。

我甚至，开始享受这种双面人生。

然而，危险，也在悄无声

息地逼近。

第一个发出警报的，是老方。

“小李，收手吧。最近，风声有点紧。”他找到我，一脸严肃。

“方师傅，你就是太小心了。你看，这都多久了，不是一直没事吗？”我不以为然。

“我这几天，老看见有陌生人在电影院门口晃悠。不像看电影的。”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嘴上应付着，心里却没当回事。

我觉得，是老方年纪大了，疑神疑鬼。

第二个发出警报的，是小梅。

“军哥，前两天，有俩穿制服的，来我这打听，问咱们电影院是不是晚上还开门。”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

“你怎么说的？”

“我说没有啊，咱们九点就关门了。”

“他们信了？”

“不知道，就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走了。”

我开始感到一丝不安。

但我已经被欲望和虚荣冲昏了头脑。

我觉得，只要我做得够隐秘，就不会出事。

我太大意了。

我忘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那天晚上，午夜场放的是一部捷克斯洛伐克的动画片。

叫《对话的维度》，导演是杨·史云梅耶。

那是我从铁皮柜最底层翻出来的。

片子不长，只有十几分钟，分三个部分。

但内容，却极其诡异和震撼。

用蔬菜、工具、泥土做成的人头，互相吞噬，然后吐出更恶心的东西。

放映厅里，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被那诡异的想象力给惊呆了。

我站在放映厅的最后面，看着银幕上那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看，这就是我带给你们的世界。

一个你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世界。

电影放完了。

灯亮了。

没有人说话。

突然，大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十几个人，穿着制服，手里拿着手电筒和警棍，冲了进来。

“都不许动！警察！”

为首的，是个国字脸，眼神像鹰一样锐利。

整个放映厅，瞬间炸了锅。

尖叫声，哭喊声，乱成一团。

那些刚才还沉浸在艺术世界里的文艺青年们，此刻，像一群受了惊的兔子，四处乱窜。

“都给我抱头，蹲下！快点！”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完了。

我心里只有这两个字。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想要从后门溜走。

但两个警察，已经堵住了我的去路。

冰冷的手铐，铐在我手腕上的时候，我才真正地清醒过来。

我被捕了。

我被押着，走过那些抱头蹲在地上的年轻面孔。

我看到了眼镜，他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我看到了那个搞摇滚的青年，他那头引以为傲的长发，此刻凌乱不堪。

我看到了小梅，她蹲在角落里，哭得梨花带雨。

她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国字脸的身上。

我好像在哪见过他。

哦，想起来了。

是文化局的，那个王胖子身边的一个跟班。

他冲我冷笑了一下。

那笑容里，全是幸灾乐祸和鄙夷。

我明白了。

是他。

一定是他。

也许，从我承包这个电影院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盯着我了。

他们故意把这个烂摊子扔给我，就是想看看，我能玩出什么花样。

或者，他们早就知道那个铁皮柜的秘密。

他们在等。

等我这条鱼，自己上钩。

而我，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我真是个天大的。

我被带到了派出所。

审讯室的灯，白得刺眼。

他们没打我，也没骂我。

就是轮番地审。

“李文军，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

“传播淫秽物品，聚众淫乱，非法经营……”

他们给我扣上了一大堆的帽子。

哪一顶，都足以让我把牢底坐穿。

“那些片子，从哪来的？”

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咬死了，说是我自己从外面淘来的。

“从哪淘的？跟谁接的头？”

“忘了。”

“忘了？”审讯员一拍桌子，“李文军，我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别以为你一个人能扛得下来！”

我闭上眼睛，不说话。

我不能把老方供出来。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他们审了我两天两夜，没让我睡觉。

我熬不住了，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门开了。

老方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比我还憔悴。

“是我让他干的。”老方对审讯员说，声音沙哑，但很平静。

“那些片子，都是我收藏的。跟他没关系。”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他，“方师傅，你……”

老方没看我，他只是对着审讯员，缓缓地，讲述着那个铁皮柜的来历。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他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都是我，是我这个老东西，利欲熏心，怂恿他的。”

我看着老方的背影，这个一辈子都活得小心翼翼的、沉默寡言的小老头，此刻，却像一座山。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最后，我被定性为“从犯”，关了半年，就放了出来。

老方，因为“主动认罪”，加上年纪大了，被判了三年，监外执行。

那个铁皮柜里的所有胶片，全部被没收，销毁。

据说，拉了整整一卡车。

我从看守所出来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但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电影院，自然是被收回去了。

门口贴着封条，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个我曾经以为是王国的地方，站了很久。

我成了我们这片儿的“名人”。

只不过，是臭名昭著的那种。

我爹气得一年没跟我说一句话。

我妈整天以泪洗面。

我找不到工作，也没脸去找。

整天就待在家里，像个废人。

小梅来看过我一次。

她瘦了，也憔셔悴了。

“军哥，我们……还能再开个电影院吗？”她红着眼问我。

我摇了摇头。

“开不了了。”

那个时代，过去了。

属于我的那个短暂的、光怪陆离的电影梦，也醒了。

我们相对无言。

最后，她留下一千块钱，走了。

她说，这是她攒下来的工资。

我没要。

我追出去，她已经走远了。

后来，我听说，她去了南方，进了一家工厂。

再后来，就彻底断了联系。

我也离开了那个让我伤心的城市。

我去了很多地方，打过很多份工。

在工地上搬过砖，在饭店里刷过盘子，在南方的流水线上拧过螺丝。

我把我自己，活成了一个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底层人。

我再也没碰过电影。

有时候，路过电影院，我甚至会绕着走。

我怕，我会想起那个闷热的放映室，想起那束刺破黑暗的光，想起那些年轻的、渴望的脸庞。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愣头青了。

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在一个不好不坏的公司，做着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

生活，就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平淡，但安稳。

我以为，那些往事，早就被我埋在了记忆的最深处，永远不会再被翻起。

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

“盘点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地下电影。”

帖子里，提到了很多我熟悉的名字。

《对话的维度》、《刺马》……

下面有很多留言。

“楼主牛逼，这些片子现在都找不到了。”

“我当年在北京，看过一个地下放映，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们这小城市，当年也有个，后来被查了，老板被抓了，可惜了。”

我看着那条留言，手，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

我点开那个人的ID，想给他发个私信。

问问他，你说的那个城市，是哪里？

那个老板，是不是姓李？

但我最终，还是关掉了网页。

都过去了。

前几年，我回了一趟老家。

那条熟悉的街道，已经变得我快不认识了。

红星电影院，早没了。

取而代 Phones and accessories.

那里，盖起了一座崭新的商业大楼。

门口，是一家装修豪华的电影城。

巨大的LED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好莱坞大片的预告。

年轻人，排着长队，买票。

他们手里拿着爆米花和可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理所当然的笑容。

我买了一张票，随便选了一部电影，走了进去。

真皮的沙发，震耳欲聋的音响，清晰得没有一个雪花点的画面。

一切都很好。

但我却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那股子霉味和灰尘味。

少了机器运转的“嗡嗡”声。

也少了，那份在黑暗中，共同守着一个秘密的、心照不宣的激动。

电影演了什么，我一点也没记住。

我只是，坐在那黑暗里，想起了老方。

我出狱后，去看过他一次。

他住在一个很小的筒子楼里，身体已经很差了。

我们没说几句话。

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小李，别怨。咱们……没白活。”

是啊。

没白活。

我曾经，拥有过一个电影院。

我曾经，在那间小小的放映室里，为一群孤独的灵魂，点亮过一束光。

虽然那束光，很微弱，也很短暂。

但它，毕竟，亮过。

来源：莲乡情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