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舟、欧文和那些被记录的孩子,纪录片改变了什么

快播影视 内地电影 2026-01-22 16:12 1

摘要:片子里的主角舟舟是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但他在父亲所在的交响乐团环境里长大,居然成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指挥者。

1997年,张以庆拍了一部叫《舟舟的世界》的纪录片。

片子里的主角舟舟是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但他在父亲所在的交响乐团环境里长大,居然成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指挥者。

这部片子用温暖的解说词,配上各种采访和生活画面,把舟舟这个特殊孩子的形象立体地呈现出来。

这在当时的中国纪录片界算是开了个头,让大家开始关注这个群体。

纪录片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用来观察真实世界的。

它不像电视剧那样虚构,而是实打实地记录生活。

对于特殊儿童来说,纪录片给了普通人一个了解他们的窗口。

我们能看到他们怎么生活,内心在想什么,而不是停留在想象或者偏见里。

这类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其实分两种。

一种是"直接电影"模式,就是摄像机跟着拍,少说话,让故事自己说话,有种旁观的感觉。

另一种是"格里尔逊模式",会有大量的解说和采访,还配上动画什么的,更像是在做科普。

国内的片子大多数用第一种,看起来更真实,也更有感染力。

《舟舟的世界》之后,这类纪录片沉寂了好些年。

直到2010年,米娜和苏青拍了《手语时代》,这次把镜头对准了聋人群体。

片子里全程用手语讲述,涉及聋人的教育、就业、婚恋甚至犯罪问题。

这种拍法在当时很新鲜,让人看到了聋人世界的另一面。

台湾地区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一些。

林正盛2010年拍的《一闪一闪亮晶晶》,记录了三个患有阿斯伯格症的孩子。

沈可尚更是连续拍了好几部,2011年的《遥远星球的孩子》足足200分钟,从医学科普到家庭生活,从道德伦理到工作梦想,把孤独症儿童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出来了。

2012年他又拍了《筑巢人》,讲一个爱捡东西和折纸的自闭症孩子跟年迈父亲相依为命的故事。

2014年开始,题材变得更丰富了。

许杨拍的《福利院的孩子们》走进宜昌市儿童福利院,记录了四个孤儿的生活。

有患唐氏综合征的夏玉,有唇腭裂的东,还有脑瘫和脑病的孩子。

片子里有院内养护的日常,有孤儿之间的互助,也有家庭寄养和外国人收养的故事,看完挺让人心疼的。

同年海伟拍了《孤岛》,这是大陆第一部专门聚焦孤独症的纪录片。

片子里有音乐天分极高的周舒亦,有无助成长的菲菲,还有即将步入社会的施超毅。

每个孩子的成长历程都不一样,但都让人看到了这个群体面临的困境。

后来的片子越来越多样化。

2016年贾政芳拍了《点亮梦想》,讲北京光爱学校里孤残儿童找到梦想的故事。

2018年米娜和苏青又拍了《梧桐树》,这次是盲聋哑儿童学校里的几个孩子。

2020年蒋能杰的《一切都会有的》把镜头对准了两位三四十岁的"心智障碍者",记录他们在北京公益机构的日常点滴。

2021年李瑞华和樊启鹏拍的《我不是笨小孩》又开辟了新角度。

片子聚焦三个中产家庭的阅读障碍儿童,想要消除大家对"笨小孩"的误解。

这些孩子不是笨,只是学习方式跟别人不一样而已。

很显然,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残疾人事业,特殊儿童群体得到了更多政策关怀。

这类纪录片也会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会有更多人愿意去拍,去记录这些孩子的故事。

国外的特殊儿童纪录片起步差不多也是在20世纪末,但他们的关注点有些不一样。

日本人喜欢从艺术疗愈的角度切入。

1999年的《正午的星星》拍了一个绘画俱乐部,里面有七位智力障碍者用不同手法创作绘画作品。

2014年的《自闭症少年的内心世界》更厉害,主角东田直树是个自闭症少年,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写成随笔集,在全球20多个国家畅销,给很多自闭症家庭带来了希望。

美国人则喜欢探索各种治疗方法。

2007年的《自闭症:音乐剧》用音乐剧来治疗自闭症。

2016年的《我们是亚斯伯格》拍了四个阿斯伯格综合征少年组建喜剧团队,准备最后的话剧演出。

看着他们努力克服语言障碍,融入正常社交,观众都为他们的表演鼓掌。

同年还有一部《生活,动画》,也叫《欧文的动漫生活》。

小男孩欧文三岁时突然不说话不沟通了,父母想了个办法,模仿迪士尼动画人物跟他说话,慢慢把他带回现实生活。

这种创意真的让人佩服。

后来美国还拍了《阿斯伯格症患者的巡演之旅》和《跳跃的原因》,持续关注自闭症儿童。

英国人比较喜欢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

2010年的《自闭症,迪斯科和我》讲了三个自闭症孩子家庭,其中詹姆斯被一张舞蹈课宣传册改变了人生。

他原本不会读写,沟通也困难,后来成了优秀的迪斯科舞者,综合能力提高了一大截,特别励志。

2012年的《极端的爱自闭症》让主持人直接跟自闭症家庭对话,听家长说心里话。

2014年的《地平线系列:认识自闭症》更偏科普,对话心理学家乌塔教授,展开对自闭症患者的科学研究。

其他地区也有一些独特视角。

冰岛2010年拍的《一位母亲的勇气:对话自闭症》记录了一位母亲为自闭症儿子从冰岛出发,途经欧美求医问药,跟专家和其他家庭交流的过程。

韩国的《作为残疾儿童的妈妈活着》则从母亲视角表达情感。

国外的特殊儿童纪录片有个明显特点,就是镜头特别集中在自闭症儿童身上。

而且形式很多样,治疗方法也很创新,不像国内那么单一。

把中外的片子放在一起看,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地方。

这类纪录片基本都起源于20世纪末,越往后拍得越好,制作水准和叙事水平都在提高。

不管哪个国家,这类片子的数量都不多,远远比不上其他类型的纪录片。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其实挺复杂的。

拍摄对象这边,特殊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往往不愿意暴露在镜头和公众面前。

市场这边,这种片子公益性质强,很难盈利。

社会这边,作品容易引起争议或者造成不良影响。

创作者这边,积极性自然就不高了。

更何况,中外在拍摄手法上也有明显差异。

从片名就能看出来,国外的片名更直观写实,经常直接把疾病名称放在片名里,比如"自闭症""阿斯伯格"这些词。

国内的片名就比较隐晦写意,像"舟舟的世界""遥远星球的孩子"这种。

这背后反映的是文化差异,也是我们看待这类群体的态度差异。

拍摄手法上也不一样。

国外的创作者或者摄影机介入感更强,拍摄形式更随意,有时候导演会直接出镜跟拍摄对象对话。

国内就比较客观规整,创作者多数时候是冷静旁观,用镜头记录,很少介入。

如此看来,从片名到拍摄手法的差异,折射出的是中外社会对特殊儿童群体认知态度、文化传统、表达方式的深层差异。

国外可能更开放直接,国内相对含蓄委婉。

不管哪种方式,目的都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被看见,被理解。

特殊儿童纪录片用真实、深入的视角呈现了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

通过细腻的观察和记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推动公众去理解和接纳他们。

不管是"直接电影"的旁观美学,还是"格里尔逊模式"的科普启智,都在为特殊儿童发声。

毫无疑问,随着国家对残疾人事业越来越重视,政策关怀越来越多,特殊儿童纪录片会获得更多创作空间。

期待更多创作者能带着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投入这个领域。

用影像的力量,让特殊儿童群体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推动社会变得更包容。

这些纪录片不只是影像记录,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见证。

我们需要用镜头传递温暖,用真实消除偏见,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友善的社会环境。

这些孩子不应该被遗忘在角落里,他们也有自己的世界,也有自己的梦想。

只要我们愿意去看,去听,去理解,就能发现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地方。

来源:言话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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