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战争叙事的文学谱系中，总有一些作品超越单纯的历史复述，以其严谨的史料考据与饱满的人文情怀，成为照亮民族记忆与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灯塔。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徐锦庚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杜立特行动大救援》（浙江文艺出版社），正是这样一部力作。作

在战争叙事的文学谱系中，总有一些作品超越单纯的历史复述，以其严谨的史料考据与饱满的人文情怀，成为照亮民族记忆与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灯塔。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徐锦庚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杜立特行动大救援》（浙江文艺出版社），正是这样一部力作。作品以1942年中国军民冒死营救64名迫降美军飞行员的历史事件为核心，在跨越80余年的时空维度中，既还原了战火硝烟中的人道主义壮举，又追踪了生死情谊的代际传承，更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诠释了超越国界的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部报告文学，它不仅实现了“让历史可触、可感、可泣”的叙事效果，更以独特的叙事策略与思想深度，为当代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本。

历史真实的文学转译

报告文学的生命力，根植于历史真实，又得益于文学叙事的艺术赋能。《杜立特行动大救援》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徐锦庚将严谨的史学态度与精湛的文学技巧完美融合，实现了史料与叙事的双向成就。为还原这一尘封的历史事件，徐锦庚“跋涉万里，寻访耄耋亲历者，打捞行将消散的口述记忆”，以“记者之眼与史家之笔详细梳理事件脉络”。这种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追求，让作品拥有了坚实的史料根基——书中既还原了“杜立特空袭东京”的宏大战争背景，又精准呈现了16架飞机的分散命运与救援行动的完整始末；既考证了衢州、江山、遂昌等地的救援路线，又记录了“轿资收条”“感谢信”等珍贵实物背后的细节。为一个细节查阅十余份资料，为一个地名走访多个村庄，这种考据精神确保了作品的历史可信度，使每一个救援故事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但《杜立特行动大救援》并未止步于史料的堆砌，而是通过精妙的叙事策略，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有情感。作品采用“纵向时间轴为线索，横向并行叙述16架飞机的命运和救援行动”的结构，既展现了大救援的全景式画卷，又避免了宏大叙事可能带来的空洞感。更具文学价值的是，作者将叙事焦点对准了浙、赣、皖、闽四省山水间的普通百姓，以个体命运的纤毫毕现，折射出宏大历史的波澜壮阔。在江山市龙头店村，廖诗原带着两个弟弟，用躺椅将“浑身是血、左小腿骨头外露”的美军领航员查尔斯・奥祖克从悬崖救下，在清贫的家境中，“给他煮鸡蛋面，挖草药敷伤口，还让他睡在家人床上”；在东积尾村，身高仅1.63米的村民毛继富，背着1.98米的受伤飞行员雅各布・曼奇，“像一只贝利尔羊，一口气走了两英里”；在南田岛，渔民驾着小船“在夜色中划船偷越日军封锁线，桨声与水声稍有不协便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这些具体而微的叙事，将抽象的“救援”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让读者在紧张的情节与细腻的情感中，触摸到历史的肌理。

作者在创作中始终坚守“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每次救援背后，都是人性的抉择”的理念，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让历史叙事摆脱了宏大叙事的遮蔽，呈现出动人的人文色彩。当7号机机长劳森回忆“你们曾掩护他们，照料他们，为他们包扎伤口，你们拯救了无数生命”，当14号机副驾驶员杰克・西姆斯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的回报如此丰厚。待在衢州的一周里，我们见到的只有友善”，这些来自亲历者的声音，与中国百姓的救援细节相互印证，构成了历史真实与情感真实的双重确认，使作品既有史料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感染力。

战争阴霾中的人性光辉

战争是人性的试金石，而人道主义精神则是战争阴霾中永不泯灭的光芒。《杜立特行动大救援》的核心主题，正是对这种跨越国界、种族与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具象化书写。作品没有将人道主义抽象为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中国军民在极端危险中的选择与牺牲，展现了人道主义的深刻内涵——它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善良抉择，是不计回报的国际道义。

1942年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日军的封锁与扫荡让浙赣皖闽地区的百姓身陷绝境。而杜立特行动后的日军报复，更让救援者面临灭顶之灾——“日军竟因此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营救过杜立特突袭队队员的山村，有的遭到日军屠村”。在这样的生存绝境中，中国军民的救援行为，绝非简单的善意表达，而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道义抉择。他们面对的是“严密封锁与残酷扫荡”的极端危险，迎接的是“灭顶之灾”的潜在后果，但他们依然选择了藏匿、转移、守护这些异国落难者。遂昌县岩坑村的乡长，在缺衣少粮的战乱年代，为饥饿的飞行员端来刚出锅的鸡；三门县的渔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军封锁线，将伤势严重的劳森机长及时送医；衢州城郊的防空洞，成为51名飞行员的临时避难所，村民们“只字不提四年战争所造成的苦难”，用真诚与朴实温暖着异国勇士。这些行为背后，是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正义感、同情心与无畏气节，是普通中国人用生命践行的国际道义。

作品对人道主义的书写，还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中国军民的救援是人道主义的践行，而获救飞行员及其后代的感恩与传承，则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延续与回响。查尔斯・奥祖克离开时送给廖家的两枚一美分硬币，被廖家珍藏了82年；苏珊・奥祖克三次来华“寻亲”，捐赠1.5万美元修缮廖家老宅，“躺在父亲躺过的竹椅上，坐在父亲睡过的旧床上，久久不肯起身”；康特伯格兄弟带着外祖父罗斯・怀尔德当年的威士忌，来到中国与救助者后裔重聚，以敬酒仪式缅怀过去，“将外祖父的名字罗斯放在我孩子的名字中，只为不忘这段历史”。

多位美国总统的评价，更凸显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国际意义。罗纳德・里根盛赞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为受伤的飞行员提供保护”，乔治・布什致敬“心地善良的中国人”，巴拉克・奥巴马强调“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在‘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对坠落当地的美国飞行员热情招待和尽心照顾”。

情谊书写的当代价值

如果说对救援事件的还原是《杜立特行动大救援》的历史维度，那么对情谊代际传承的追踪，则构成了作品的当代维度。作品并未止步于对历史事件的全景式再现，而是用相当篇幅书写了这段“由生死缔结的情谊如何穿越时空，激荡出近一个世纪的悠长回响”，将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有机衔接，赋予了作品超越历史回顾的现实意义。

这种情谊的代际传承，首先体现在个体层面的“寻根”与“感恩”。从1990年亨利・波特带领考察团回访浙江致谢，到1992年五位中国救援者后裔受邀赴美参加纪念活动，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从2018年杜立特行动纪念馆开馆时，24位飞行员后裔捐赠30余件珍贵展品，到2024年苏珊再次推开廖家老宅的大门，感受“一家人”的氛围，这段跨越国界的情谊，在两代人、三代人的接力中不断延续。尤为动人的是张振华与杜立特的书信往来：1947年，张振华之子患结核性脑膜炎，杜立特通过特急邮件寄来紧缺的青霉素；1992年，90多岁的杜立特仍给张振华的长子回信，签名落款。这一封封书信，一枚枚纪念牌，一次次重逢，让这段战火中结下的情谊，从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记忆，从私人情感扩展为民族间的友好纽带。

在个体情谊传承的基础上，作品进一步展现了这段历史对中美民间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推动作用。1994年，衢州与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结为友好城市；1995年，衢州二中与雷德温高中结为姐妹学校，30多年来“互派团组200余人，共有30余位来自衢州的教师到雷德温城市学校教学，开设汉语课程”；2016年，“杜立特突袭者子女协会奖学金”在衢州二中设立，学校组织“杜立特行动”征文比赛；2025年，中美民间友好人士及衢州学生代表共同栽种“友谊林”，83棵红枫和银杏树象征着情谊的长青。这些交流活动，让这段历史从书本走进现实，成为促进中美民间相知相亲的重要载体，生动诠释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的深刻内涵。

在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日益多元的今天，《杜立特行动大救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创作范本：真正优秀的历史报告文学，不应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应是历史的“诠释者”与“传播者”；它既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又要挖掘历史背后的人文价值；它既要让读者了解过去，更要让读者思考当下、面向未来。正如作者徐锦庚所言，打捞这段历史是为了“致敬历史中的微光和伟大”，“传递跨越时空的温暖与勇气”。而这份温暖与勇气，正是我们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构建美好未来的重要精神力量。（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来源：第一读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