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与社会进程，也是感官体验过程，其中，“声音”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追溯这段“声影流转”的历史，我们或许能对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有更生动的理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与社会进程，也是感官体验过程，其中，“声音”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追溯这段“声影流转”的历史，我们或许能对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有更生动的理解。
人类学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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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昭，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哈佛大学和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访问学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1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1项。出版著作《表述刘三姐：壮族歌仙传说的变迁与建构》《文学世界与族群书写》，担任《文学人类学》学术刊物副主编、发表论文约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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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影流转》
成都丨四川大学出版社，2025年。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家“十四五”时期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俗文化研究大系·中国俗文化与文学人类学丛书”之一，从电影音乐研究这一面向、以中国“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中的少数民族音乐形象为切入点，结合20世纪中期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及其歌曲创作及同时代“民族识别”运动的展开（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影像的方式，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展现中国多民族的文化，把歌曲的传播与听觉物质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讨论），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有声电影”拍摄和“广播”建设为少数民族的声音文化传播和歌曲的传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代 序丨中国故事的多民族魅力
徐新建
在全球体系重新构建、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当今世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使国民知晓自己、让世界认识中国，已成为关涉甚广的重要议题；而能否展现“中国故事”所包含的多民族魅力则是检验讲述效果一个关键。
一百多年以来，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中国故事”处在不断的自我完善过程中，如今更是到了版本升级的重要时刻，也就是如何重塑自己“多元一体”的大国形象，展示各民族“不同而和”的时代风采。20世纪初期，随着沙俄及奥斯曼等一系列古老帝国的先后解体，欧亚大陆进入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及人民革命的历史新时期。处于此一背景下的“中国故事”也发生了与时代潮流相符合的重大变化。最初，以推翻封建君主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率先把故事的主题从帝国转为民国，开启了由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的划时代转型；接着，以汇入全人类解放大业为使命的新中国更以国家大法保障为基础，凸显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奋进的伟大篇章。国家颁布的《宪法》在其开篇就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于是，千百年来在旧史中由一姓皇族统治的“家天下”开始让位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共展风采的“多民族”。从乌苏河畔到天山南北，从黄河两岸到长城内外，从草原毡房到海防边关，中国多民族的崭新形象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样态呈现于宽阔深广的历史舞台，无论人口众多还是人口较少、无论丰厚文献还是口耳传承，无论是农田里的精耕细作还是草原上的跃马驰骋，无论操持汉藏语系还是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中国多民族各具魅力的丰富身影都被载入了新中国版本的“中国故事”之中。故事的主题映现为八个光辉大字：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及错误思潮的干扰，“中国故事”的多民族主题也经受了各种各样的冲击，遭遇过或轻或重的波折。其中的最大干扰，即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前者否定多样平等，后者排斥交往互动。在此二者的影响下，“中国故事”的讲述要么偏向为华夏中心、汉族本位，变成了单一的“炎黄故事”或“龙的传人”；要么以族为界，各自独白，裂变为彼此对立、不相往来的孤立碎片，撕裂了夷夏互补的历史整体。这样的倾向诋毁了多民族共存互补的结构优越，也抹杀了各民族彼此离不开的既存事实。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通过多重证据的方式不断表明中国故事的文明开端呈现的是“满天星斗”格局而非某一中心的单线传播。在此格局中，无论内蒙古草原距今8千年的“红山文化”，还是成都平原距今4千和3千多年的“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也无论黄河中游的“仰韶”还是长江下游的“良渚”，东南西北的广漠大地上，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考古发现，莫不显示出“中国故事”自石器时代以来便已具备的多元风采。
少数民族文字版的文学出版物
再以北方自然和历史的地理构成为例，千百年来游牧与农耕两大人群、两种文化的长期互动，早已演绎出“长城内外是故乡”的辉煌故事，而非狭隘民族主义者所呈现的各自为阵或画地为牢、彼此对立。在音乐艺术上，早年由西域传入的“胡乐”，从琵琶到唢呐到胡琴……等等，无一不在漫长的文化交往中融入了本土的“民乐”“国乐”行列，直至在20世纪滋养出经汉族音乐家阿炳和刘天华等人而名扬世界的中国名曲《二泉映月》《江河水》。
中国文学上多民族交映生辉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且不说经过若干世纪的历史演变，至今在9百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境内仍保存着语言学家统计出的130多种不同语言，其中大部分还在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承继着本族群悠久独特的口头传统，经由口碑的形态呈现该语言持有人群的社会交往、延续自己的历史记忆，即便在比例相对较少但数量仍不可小视的文字类型里，除了最具影响的汉文表述及其关联的一系列名家名作外，还有若干以其他文字呈现的多民族文学及其杰出代表，如藏文的《格萨尔王》、维吾尔文的《福乐智慧》、蒙文的《江格尔传》和《蒙古秘史》、以及新近发现并以字母标音的苗族史诗《亚鲁王》……而由中国作协创办的《民族文学》如今也有了除汉文之外的多语种版，它们与理论界近年蓬勃展开的“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以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之外国家设置的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一道，呈现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当代风采。在这种亮丽的风采里，不仅并列着古典类型的《诗经》“十五国风”、《楚辞》传递的楚地吟诵，亦有进入当今人类遗产名录的昆曲神韵、侗歌和声以及新疆“十二木卡姆”的生动展演；也不仅有从史马迁到鲁迅直到莫言的汉语大家，同样有从柯尔克孜族“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甫·玛玛依到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罗庆春）这类的母语代表，以及乌日尔图（鄂温克族）、张承志（回族）和阿来（藏族）等成功运用汉语写作的“文化混血”类型。如若再把视野扩展至海峡对岸，将宝岛台湾纳入中国多民族文化和文学之整体，则不但会加上被王力宏等在两岸唱红的《龙的传人》和因“春晚”直播而唱红大陆的卑南族歌手A Mei（张惠妹）以及以“原住民视角”讲述赛德克人历史的影片《赛德克·巴莱》。
史诗电影《格萨尔王传》
总而言之，以古往今来的“多元一体”格局为背景，从文学到文化，从历史到未来，“中国故事”呈现的就该是多民族共同缔造、共同发展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讲述中，多民族的魅力表现为：地理生态的多样互补；文明发生的多源交汇；族群种类的多元交往；历史沿革的交错连续；以及语言文字的种类繁多；文学艺术的各族纷呈……
正因如此，在各民族团结凝聚的动力推动下，能否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其中蕴含的多民族魅力便关联着新的历史责任和时代呼声。国家发布的公文强调“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依照这条重要的基本判断，多民族版的“中国故事”内涵便得到了充分肯定和的延伸，它将讲述的是：“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这样的“中国故事”中，多民族的特点和魅力将展现为多重的依存互补与厚重的命运关联，也就是分别表现出文化的“兼收并畜”、经济的“相互依存”与情感的“相互亲近”；最终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里呈现过多种版本的“中国故事”。不同的故事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民族观和世界观。在我看来，如若能在古今相通及中外关联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讲出其中蕴含的多民族魅力，无疑将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国民认同，凝聚社会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各民族间的不同而和，而且还可为“改革开放”所指向的跨文明对话展示自身的和而不同内涵，形塑对外的平等包容形象。
《声影流转》
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梁昭新著《声影流转：“十七年”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歌曲研究》，便获得了既前沿亦厚重的背景。该著从《刘三姐》《阿诗玛》等脍炙人口的“十七年”电影歌曲出发，全面展示新中国第一阶段（1949-1966）多民族交融互补的声像景观，并从文学人类学角度阐释了共和国创建之特定时期，让各民族文化形象“共同呈现”“相互倾听”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
在我看来，此种类型的学术叙事，不仅为回望过去提供填补空白的理论贡献，亦为构建未来夯实了不同而和的践行根基。（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16年2月18日，此处有所修订）
目录
导论
第一节 “有声的”少数民族电影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学术脉络
第三节 声音/听觉文化研究
第四节 声影流转：本书的研究内容与特色
第一章 电影技术拟构的“多民族现实”
第一节 电影与多民族的共同体
第二节 “新电影”之声
第三节 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典型民族音乐文化”
第二章 以歌为媒：少数民族电影中的“爱情歌”
第一节 民间“对唱”的电影化重构
第二节 典型结构：“情歌对唱”的仪式化叙事
第三节 变体结构：情歌对唱的多样表达
第三章 民俗、历史与时代：自然与记忆的歌曲编码
第一节 民俗歌：“旧传统”与“新生活”
第二节 历史歌：织入革命叙事的地方历史
第三节 时代歌：民族生活的变迁与国家化
第四章 性别与歌唱：音乐电影中的女性叙事
第一节 《刘三姐》：“山歌”的政治诗学
第二节 《阿诗玛》：歌唱女性的一生
第五章 新观众/听众与少数民族的“声音”接受
第一节 有声电影与“新观众”
第二节 广播技术造就少数民族歌曲“新听众”
第三节 传播与接受：少数民族电影歌曲的“规范化”
结语
第一节 如何理解“声音”（歌曲）
第二节 “声音”作为方法
导论（节选）
2005年夏天的傍晚，漓江边上飘着雨丝，天气又热又闷，但这丝毫影响不了观众观看“刘三姐”的热情。我随着大批人群涌入群山环抱的天然剧场，等待《印象·刘三姐》的实景演出。随着暮色越来越沉，远处被喀斯特山形簇拥的江面上亮起了灯光。演出开始了！火把、红绸与灯光交织在一起，渔民撑着小船在江面穿梭，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演员们表演动人的舞蹈。然而，令我内心一动的并不是这些视觉盛宴，而是音响设备里传出的旋律：当电影《刘三姐》里的插曲——《藤缠树》《多谢了》和多首“谜语歌”——响起，眼前的民俗表演仿佛都染上了“歌仙”的色彩。很明显，所谓的“印象·刘三姐”之“关于刘三姐的印象”，乃是由一曲曲让中国观众回味无穷的电影歌曲所唤起的。
从这次观看经验中，我体会到了“声音”（确切地说，是电影歌曲）在组织情感与经验上的力量。一组组色彩鲜艳、无甚关联的水上演出，在音乐的贯穿下，彰显出了这些音乐叠加于人们记忆中的意义。
电影《刘三姐》截图
其后，在走乡串户的调查访问中，我还发现：21世纪来自“刘三姐家乡”的民众，他们关于刘三姐的歌的记忆，已经极大地受到1960年拍摄的电影《刘三姐》的改编歌曲的影响。除了电影里那一首首机智的斗歌，民间歌手们已无法给出其他关于“女歌仙”的“原生态”歌曲。也就是说，人们关于本土传说的记忆，已经被20世纪中期的电影叙事“重塑”和“规范”了。
与此同时以及其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不止一次地在广西和云南，从游船上，从乡镇和村落的广播里，听到《刘三姐》《阿诗玛》等电影插曲的循环播放。在集市上，我也常常见到有人售卖约半个世纪前拍摄的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DVD。这让我进一步地意识到，20世纪中期出品的系列电影及其改编音乐，直到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仍透过那个年代大规模建设起来的听觉媒介（广播），或通过新型的视听设备（电视播放器和DVD）,继续作用于人们的审美和记忆。
“声音”（歌曲）诱发、召唤、加强人们的情感和记忆，这是声音理论常见的观点。若结合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又可具体呈现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及其歌曲，作为历史上首次系统、大规模地再现少数民族的影像，是如何呈现少数民族生活的图景和声音的——这种呈现方式的背后存在怎样的一套编码和传播策略，以至于那些电影歌曲被视为“真实的”民族音乐的代表，有效地植入、修正了民众的记忆，取代了民间本来的传承？在其中，除了常常提到的国家的意志、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模式，还有什么样的物质技术建设确保了民众的观看，实现了艺术的教化作用？以及，在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的少数民族“声音文化产业”中，1949—1966年（俗称“十七年”）的少数民族电影歌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电影《阿诗玛》海报，图片来自“豆瓣”
本书标题“声影流转”，旨在凝练地概括研究的核心对象及其动态过程。“声”指向本书聚焦的核心——“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声音元素，特别是那些承载了丰富文化信息、社会记忆与时代印记的电影歌曲。这些歌曲并非简单的配乐或点缀，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下民族形象建构与国家叙事的重要载体。“影”则代表这些声音赖以呈现和传播的视觉基础——电影影像本身。声音与影像的结合，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层面被再现、被观看、被倾听的基础声像文本。
而“流转”一词，则试图捕捉这一文化现象的动态意涵。首先，它描绘了电影文本内部声画元素的精密配合、相互阐释与叙事功能的流动。歌曲如何嵌入情节，如何与画面互文，共同营造氛围、塑造人物、推动叙事，是“流转”的第一个层面。其次，“流转”突破了电影自身的边界，指涉这些电影歌曲超越银幕的广泛传播轨迹。它们通过当时迅速发展的广播网络、日益普及的唱片工业、广泛发行的报纸杂志乃至被改编为各种舞台剧、歌舞等形式，“流转”于社会，渗透进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学校课堂和家庭生活，成为大众文化消费与日常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流转”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形态的变迁与塑造过程：源自田野、承载着地方性与民族性的原生音乐元素，如何被文艺工作者采集、筛选、改编，“流入”国家主导的电影制作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依据社会主义文艺方针和审美原则被加工、提炼，塑造成为符合国家想象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民族音乐；最终，这些经过“规范化”处理的声乐产品又反向“流传”于社会，深刻地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各民族自身乃至全国民众对于“民族音乐”的认知、记忆与认同。因此，“声影流转”这一标题，不仅点明了研究聚焦于声音与影像的结合体，更着重强调了这些少数民族电影歌曲在特定历史时期动态的生成机制、跨媒介的传播路径及其所产生的深远社会文化效应。
基于此，本书研究在一个以有声电影、广播等现代媒介技术为主导，实现了声音远距离、大规模复制与传播的崭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尤其是歌曲——如何被选择性地改编、挪用并整合进电影这一强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中。通过声像技术的介入与国家力量的推动，原本在地理或文化上相对隔绝的少数民族群体，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变得“有声”——他们的“声音”被塑造、被放大、被传播，从而成为“可被聆听”的文化存在，纳入新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版图之中。本书正是要深入探究电影如何运用声像技术来塑造这种特定的“少数民族声音文化”，以及这种精心建构的声音形态如何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参与并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形象的再现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
根据歌曲在电影叙事中的主要功能和内容主题，本书将其大致归纳为“爱情歌”“民俗歌”“历史歌”和“时代歌”几种主要类型。针对每一类型，作者结合具体的电影案例，分析其音乐的民间源流、改编策略、艺术风格，并联系电影叙事，探讨歌曲所蕴含的符号意义、文化价值以及它们在传达特定情感、塑造人物关系、烘托主题思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新中国生产的电影放映机
更进一步，本书认识到媒介技术和社会环境对文化传播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还关注这些少数民族电影歌曲得以广泛“流转”并被接受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机制。这包括对“十七年”时期有声电影制作与放映技术、国家主导下迅速扩张的广播收音网络以及辅助性的印刷媒介等传播渠道的论述。本书旨在说明，正是这些现代媒介的“规范化”力量——其高度的可复制性、广泛的覆盖力和反复传播能力——使得特定的、经过筛选和加工的少数民族歌曲版本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传播，有效地塑造了观众/听众的听觉经验和集体记忆，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民族音乐”印象。
综上所述，本书通过将电影歌曲文本的细读与媒介传播、技术条件的考察相结合，呈现“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歌曲从创作生产、流通传播到社会接受的完整链条，力图阐明这些歌曲作为一种独特的“声影”文化产品，在塑造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声景”（soundscape）、建构民族形象、传递意识形态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同时，以“声音”作为切入点和分析方法，亦为更深入地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媒介历史与民族认同建构问题，开启新的视角和认知。
后记
本书以“声影流转”为主题，聚焦1949至1966年“十七年”间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中的歌曲如何被槊造、传播，并参与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我想要呈现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与社会进程，也是感官体验过程，其中，“声音”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通过追溯这段“声影流转”的历史，我们或许能对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有更生动的理解。
本研究尚有可进一步深化之处。最大的不足在于，受限于笔者的音乐知识素养，本研究未能对案例进行音乐层面的细致剖析。研究路径上，更多是援引音乐学界的既有评论与分析结论，这使得对电影音乐改编策略与艺术创新的解读，未能达到更为细致的程度。这一局限也凸显了跨学科研究的难点。笔者真诚期待学界同仁对此提出批评与指正，并希望未来的相关研究能够你补这一不足，以期获得更立体、更完整的认知。
值此书稿付梓之际，我谨向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给予我鼎力支持的师长、同仁与挚友，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徐新建教授。一直以来，徐老师以其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为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更需感念的是，本书的选题与成稿，正是植根于徐老师在多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性探索。此外，徐老师给本书惠赐的序言，将本研究的个案探讨置于多民族国家文化叙事的宏大框架之中，深化了本书的学术意涵。
在此过程中，杨晓、王苑媛、付海鸿、罗安平、王璐、龙仙艳、邱硕、完德加、赵靓等学友在资料按集与观点碰撞中给予了宝贵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本书的顺利出版，则要诚挚感谢四川大学出版社及责任编辑王冰老师，你们专业的审校与辛勤的付出至关重要，最后，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家人，你们的理解与支持是我前行路上最温暖的港湾。
学海无涯，愿此书能成为引玉之砖，激发更多学者对少数民族“声音”文化乃至更广阔的中国多民族研究领域的关注与探讨。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