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爆火的票房冠军，直面最极致的生死考验

摘要：《96分钟：列车爆炸案》（下文简称《96分钟》）是去年台湾省本土电影的票房桂冠，票房突破2亿元新台币。在好莱坞电影长期垄断台湾院线、台湾本土电影持续萎缩的背景下，这样的票房成绩难能可贵。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96分钟：列车爆炸案》（下文简称《96分钟》）是去年台湾省本土电影的票房桂冠，票房突破2亿元新台币。在好莱坞电影长期垄断台湾院线、台湾本土电影持续萎缩的背景下，这样的票房成绩难能可贵。

电影把伦理学领域经典的“电车难题”，转化为具象可感的影像叙事，向每一位观众抛出这道直击灵魂的最难“选择题”——当牺牲少数成为拯救多数的唯一可能，你是否会按下那个决定他人命运的开关？如果你的亲人在少数人这一边，你还会同意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的决定吗？

《96分钟》虽然只是一部合格以上的商业类型片，但对于台湾电影产业而言，它的意义超越了作品本身。在资源有限、市场体量狭小的客观限制下，《96分钟》挑战了台湾电影罕见的灾难动作工业大片类型，为台湾电影的工业化探索踏出了关键一步。

文｜曾于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电车难题”具象化

“电车难题”是一个极具争议且发人深省的伦理实验：一辆失控的电车正朝着轨道上的五个人疾驰而去，另一条轨道上则有一个人，而你恰好握有一个可以切换轨道的开关，此时你是否按下开关，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

“电车难题”强行将生命置于一架非此即彼的天平上，要求我们进行工具化的比较。究竟是牺牲少数成全多数的集体利益更具正当性，还是每个个体的生命都具有不可替代、不可衡量的绝对价值？

《96分钟：列车爆炸案》剧照，下同

在此之前，“电车难题”的核心逻辑已成为影视创作中极具张力的叙事母题，被反复运用并演绎出多样形态，经典的作品如扎克·施奈德执导的《守望者》，诺兰执导的《蝙蝠侠：黑暗骑士》。

虽然珠玉在前，《96分钟》还是有自己的差异化，它让“电车难题”真正发生在了“电车”（台湾高铁）这一场景之上。影片中的列车穿行于台北、桃园、台中等观众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之间，无论是车厢内部的细节还是窗外掠过的地标性景致，都高度还原了真实的台湾高铁乘坐体验。当危机发生在每日通勤、返乡探亲所依赖的交通工具上时，电影给台湾观众带来的心理冲击与沉浸感是无可比拟的。

在情节上，《96分钟》围绕三次递进式的“电车难题”展开。

故事的源头，是多年前发生在隧道中的一场高铁事故，幕后大boss的爱人被困在隧道内。由于救援设备有限、时间紧迫，现场的决策者李杰（李李仁饰）采用了“牺牲少数成全多数”的原则，集中有限的救援力量拯救隧道外车厢的被困者，而隧道内倾覆的车厢因人数较少、救援难度较大，被纳入了“可牺牲”的范畴，未能等到救援而不幸离世。

这场悲剧成为幕后大boss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爱人仅仅因为属于“少数”就被放弃。悲痛与不甘扭曲成了强烈的报复欲，他策划了2021年的影院与百货公司双爆炸案。

在这一起双爆炸案中，他将炸弹分别安置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所：一个是已经完成人员疏散、仅剩下拆弹主角宋康任（林柏宏饰）、上司李杰以及宋康任的未婚妻黄欣（宋芸桦饰）的影院；另一个是仍有数百名无辜群众聚集、人员密集且疏散困难的百货公司。幕后大boss设计的炸弹触发机制存在“互斥性”：宋康任只有足够的时间拆除其中一枚炸弹，拆除任意一枚的同时，另一枚会立刻引爆。

这就将负责拆弹的宋康任推向了“必选”的绝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电车难题”：选择拆除影院的炸弹，就能保全自己、上司以及挚爱的未婚妻这三位“少数人”，但百货公司群众或葬身火海；选择拆除百货公司的炸弹，虽然能拯救“多数人”的生命，却要牺牲自己和最爱的人。

电影为经典的“电车难题”注入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新变量——如果需要被牺牲的“少数”是你的至亲之人，你还会坚持“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的功利主义原则吗？

因为深爱未婚妻，同时也不知道百货公司是否真有炸弹，再加上李杰一再命令，宋康任抱有一丝侥幸，拆除了影院的炸弹。百货公司随之化为火海。这个选择让宋康任背负了沉重的道德枷锁，虽然表面上被外界视为成功化解危机的英雄，但内心深处的愧疚与自我怀疑让他郁郁寡欢，并退出了拆弹前线。

而当时目睹这一切的幕后boss，心中的愤恨愈发炽烈。当牺牲的代价落在李杰身上时，他那套“牺牲少数拯救多数”的逻辑便被轻易抛弃了。为了更决绝地报复李杰和宋康任，3年后，幕后boss再次策划了高铁双列车爆炸案。

他将炸弹安装在了两辆对向行驶的高铁列车上，每辆列车上都载有数百名无辜乘客。拆除其中一列列车上的炸弹，就会破坏整个联动系统的平衡，导致另一列列车上的炸弹立刻引爆。无论选择拆除哪一列的炸弹，都会导致另一列的乘客全部牺牲，如果不做选择，结果就是全员覆灭。

面对升级版的“电车难题”，宋康任会为何选择？这里为大家保留一份观影的悬念。但可以剧透的是，这一次，宋康任跳出了“必选”的思维定式。面对“电车难题”时，我们条件反射地在给定的选项中寻找“较轻”的罪恶，电影追问的是：我们是否被问题本身禁锢了想象力和可能性？

真正的道德勇气不在于从两个糟糕的答案中挑选一个，而是拒绝接受这种将生命量化和比较的残酷设定；除了被动接受给定的选项，我们还可以选择反抗问题本身。这很理想化，但这也是最具道德感的回应。

台湾工业大片的突破

从叙事层面上看，《96分钟》能够成为年度本土票房冠军，并不意外。它是一部足够“好看”的灾难悬疑片，成功地完成了商业类型片吸引并抓住观众的核心任务。

电影的“电车难题”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张力的道德钩子，迫使观众与角色共同陷入两难抉择，为全片提供了坚实的戏剧冲突基础；屏幕上不时闪现的96分、72分、55分、13分，以数字的递减制造出无法回避的压迫感，使紧张情绪持续累积直至终点；高铁这一封闭空间的设计，放大了物理上的危机感，也成为观察人性的微型实验室，乘客们在绝境中展现的恐慌、自私、勇气与牺牲，构成了丰富而真实的戏剧群像；而幕后boss的身份成谜、复仇动机的层层揭露、过去与现在双线叙事中隐藏的真相，各种悬念亦不断牵引着观众的好奇心向前探索……

这样一来，“电车难题”的道德思辨、灾难片的紧张节奏与悬疑片的推理魅力，便有效融合在一起，形成极具吸引力的类型叙事效果。尽管影片在情节的逻辑严密性上确有可斟酌之处，比如台湾高铁没有安检吗，幕后大boss拉无辜人陪葬的动机是什么？但这些瑕疵大体上被控制在商业类型片为追求节奏与冲击力而常见的妥协范围内，并未从根本上削弱其作为一部娱乐大片所提供的令人屏息凝神、沉浸其中的观影体验。

《96分钟》的“好看”，还在于它的视效层面，展现出了台湾电影少见的工业水准。

影片斥巨资打造了台湾省首座1:1还原的高铁实景摄影棚，车厢内部细节逼真，车厢两侧超过700片的LED屏幕所模拟的从台北至高雄的窗外实景，景观随着列车行进实时变化，隧道、桥梁、城市天际线，营造出强烈的临场感。

为攻克在狭长高铁车厢内实现丰富镜头语言与震撼场面的难题，剧组引入了好莱坞电影工业中成熟的“Previs”（视觉预演）技术。通过前期完整的3D建模与动态预演，剧组在虚拟空间中精确规划每一个镜头的运动轨迹、演员走位、动作节奏乃至窗外飞逝的景观变化。主角在疾驰列车间的惊险跳跃、在狭窄车厢通道中的激烈搏斗，这些高难度场面能呈现出连贯而充满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就得益于这种将创意与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期工作。

虽然预算有限，但影片中的爆破与特效场面，也在可控的实拍基础上进行后期强化，尽可能赋予灾难场景以必要的视觉震撼力。

当然了，若以国际顶尖商业大片的工业标准来审视，《96分钟》在某些技术环节上仍显青涩。例如，宋康任在两列高铁间惊险跳跃的特效合成，或是部分爆破场面的规模与细节渲染，相较于好莱坞或大陆同类型顶级制作存在肉眼可见的差距。

但是，若将视线拉回台湾本土的电影产业语境，《96分钟》技术细节上的各种不足，掩盖不了它的突破性意义。

台湾省人口2300万，电影市场的规模非常小，2025年全年总票房79.75亿新台币，约为人民币17.5亿元，但上映的电影数量超过1000部，平均下来，每部电影的平均票房为175万人民币。《96分钟》1.6亿新台币（3500万人民币）投资、高度依赖本土票房的“重工业”类型片，本身就是一场极为冒险的商业豪赌。长期以来，这样的原创重工业大片，在台湾市场几乎一片空白。

正如导演侯孝贤所观察的，台湾本土影院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好莱坞电影的“货架”。多年来，以好莱坞电影为主导的国外电影，在台湾的票房占比高达90%左右，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为求生存与回报，台湾本土商业电影逐渐摸索并固化为几条相对安全的路径，即台湾业内人士所戏称的所谓“流泪了、惊呆了、拳头硬了”的三大主流类型。

“流泪了”，即以情感共鸣为核心的“通俗情感片”，以家庭、爱情、青春遗憾等普世情感精准调动观众情绪，如《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当男人恋爱时》。这类影片提供了稳固的情绪价值，但题材与风格易于重复。

“惊呆了”，是台湾这些年如火如荼的恐怖片，依托丰富的民俗传说与民间信仰，构建独特的在地化惊悚体验，以《红衣小女孩》《咒》《粽邪》为代表。票房回报稳健，但也面临叙事模板化、流于低俗与猎奇、粗制滥造等困境。

“拳头硬了”的类型，是高度草根化的帮派电影或犯罪动作片，以台湾本土的黑道生态、街头冲突为蓝本，以“兄弟情义”“复仇逆袭”为主要剧情，人物形象多为“热血大哥”“叛逆小弟”的刻板设定，充斥暴力打斗场面。台湾的《角头》系列已经拍了好几部，并且很卖座。

台湾本土电影≈“流泪了、惊呆了、拳头硬了”，反映了台湾电影的多重困局——资金短缺迫使创作者在成熟框架内降低风险；产业分工的专业度不足，使灾难、科幻等需要复杂技术协同的类型难以起步；有限的市场规模，更无法支撑高成本大制作的回收预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不敢尝试，便无法积累经验；没有经验，就更不敢投入尝试。电影工业化所必需的技术流程、管理经验和专业团队，也因此进展缓慢。

这一背景下，《96分钟》的出现才显得格外珍贵，它毅然踏入了那片对于台湾电影而言充满未知的“工业深水区”。

一方面，《96分钟》用不错的成片质量证明，在台湾现有的产业条件下，通过周密的策划、技术的引进与整合，是有能力完成一部结构复杂、技术难度高的商业类型片的。从Previs规划、实体搭景到特效合成的制作过程，也是对本土团队技术与管理能力的宝贵锻炼和经验积累。做了，总比没做好；证明了“能做”并积累了“如何做”的经验，未来才可能“敢做”并“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96分钟》为台湾电影产业提供了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突破路径。以接近国际标准的工业制作水准（3500万投资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已经不可思议），打造具有本土特色（如台湾高铁这一标志性元素）的高概念类型片，先依托扎实的叙事和视效品质深耕本土市场，建立口碑与观众信心；同时，影片所探讨的“电车难题”“伦理抉择”“人性挣扎”等主题具有普世性，使其具备了跨越地域文化、向外传播的潜在可能。例如，电影最终也成功在大陆院线上映，哪怕票房表现平淡，但我们多年来难得在大银幕上看到一部台湾工业大片，这就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