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贾樟柯导演的“科长宇宙”里，《风流一代》称得上是一部总结式的电影。这部电影的素材来自20余年中断断续续的拍摄，采用了手持DV、胶片相机、RED相机等不同设备，其中半数以上的素材来自既往影片中未曾面世的镜头。这样的拍摄方式显然是不同寻常的，随意而为、不设目的、

■勾彦殳

拼贴：20年沧桑巨变的“浮世绘”

在贾樟柯导演的“科长宇宙”里，《风流一代》称得上是一部总结式的电影。这部电影的素材来自20余年中断断续续的拍摄，采用了手持DV、胶片相机、RED相机等不同设备，其中半数以上的素材来自既往影片中未曾面世的镜头。这样的拍摄方式显然是不同寻常的，随意而为、不设目的、长线追踪，这使得影片中所使用的素材具有了某种超越于一般虚构式电影的真实性，可以说，导演通过在时间长河中打捞侧影和碎片并将它们“拼贴”在一起的方式，富有实验性地描绘了一幅关于中国社会二十年间沧桑巨变的“浮世绘”。

影片选择了三个特殊的时间地理节点作为串联全片的骨架：2001年的山西大同，这一年中国“申奥”“入世”，轰轰烈烈地投入了世界贸易往来的浪潮，中国人凭着“十亿衬衫换一架飞机”的艰辛劳动，胼手胝足地攒出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家底；2006年的重庆奉节，这一年三峡工程已近尾声，随着奉节县的最后一批移民踏上外迁之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系统性人口搬迁工程正式宣告结束；2022年的广东珠海，这一年新冠疫情封控结束，AI发展日新月异，中美对峙暗流涌动……这三个节点都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页，其中涉及经济格局、人口流动、日常生活、社会情感等方方面面的变化，也包含着阶层、代际、性别、观念之间的摩擦和碰撞。

言说历史，特别是言说正在发生的历史是需要勇气的，在尘埃尚未落定之时，我们的每一个判断都必然受到认知的局限和由此带来的种种疑虑的侵扰：我们的记录是客观的吗？如何区分事实与偏见之间的界限？如何选择创作者自身的立场？以上这些都会成为使创作者望而却步的“拦路虎”。从这个角度上说，在这个创作越来越趋于琐细和微观的“小时代”，《风流一代》所进行的尝试无论成功与否，都无疑应该得到我们的敬意。

寻找：“他”与“她”的分道扬镳

如果说20余年的历史变迁构成了影片的时间纵深，三个地点的迁移转换构成了影片的地理跨度，那么，男女主人公的行动轨迹便是将影片的经线与纬线交织勾连起来的线索。我们不妨将整个故事概括为两次“寻找/被寻找”和三次“分道扬镳”：在2001年的大同，“他”决心去南方闯荡并单方面与“她”辞别；在2006年的奉节，“她”千里迢迢南下寻找“他”，“他”避而不见，最终“她”决定与“他”分手；在2022年的珠海，创业失败的“他”决定回乡寻找“她”，而在故乡度过了漫长一生的“她”却已不愿再回头。动荡、远行、分离、发财、破产、乡愁……这些词语不仅是男女主人公不可回避的生命印记，更是21世纪的前20年中，无数中国家庭和中国人共同的际遇和缩影。

在贾樟柯的既往作品中，“寻找”的主题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巧巧找斌哥”的故事在《三峡好人》《山河故人》《江湖儿女》中一次次地复现着。放眼更加久远的文艺创作脉络，“寻找”更不是什么鲜见的话题，《古诗十九首》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琵琶记》有赵五娘不远千里寻找进京赴试的丈夫蔡伯喈；《红鬃烈马》有薛平贵升官发财后回乡寻找并试探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妻子王宝钏，等等。“离乡谋生且负心薄幸的男子/原地守候且忠贞不渝的女子”，这组人物关系衍生出了中国文学中无数传唱不休的故事。

毫无疑问，在这些故事中，女性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她身受重重规训，被圈养在闺阁之中，因此只能被迫接受丈夫的决策，除了等待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敢于远赴千里找到负心郎本人去探一个究竟，已经是极其具有主体性的女性了。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同样的故事在搬到现代社会之后依然能够成立吗？

从影片本身来看，导演对“巧巧”的觉醒是有一些设计的：影片的第三部分是“他”寻找“她”，而“她”抛弃“他”的故事，这完全是对第二部分主要情节的反转，导演让女主人公头也不回地加入了跑步的人潮，将拄着拐杖的男主人公留在了原地。这似乎表明“巧巧”脱离了对“斌哥”的精神依附，她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但作为观众，我们似乎无法对这个暧昧不明的结尾感到满意，并不禁在内心发出叩问：在封建社会宣告落幕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很多创作者对“巧巧”的认识与想象为什么依然还是脱离不了旧有的窠臼呢？

沉默：她为什么一言不发？

《风流一代》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女主人公全程沉默，只在全片的结尾发出了“哈！”的一声呐喊。这部影片对台词的使用极其审慎，大部分镜头只有环境声和配乐，但无论如何，男主人公和配角们还是说话的，在他们的对比衬托之下，女主人公的沉默就显得格外突兀和刺目。这样的安排背后有何深意？“她”究竟为什么一言不发？

根据贾樟柯导演的解释，“巧巧”的沉默是创作过程中灵感突现的结果：在影片前半部分所拍摄的素材中，女主人公是有正常台词的，直到奉节部分，在拍摄船上买盒饭的一幕时，由于现场噪声太大无法收音，采取了手势沟通的方式表演这段情节，事后导演发现效果很好，索性删去了前半部分中女主人公的所有台词。似乎，这种不同寻常的沉默是一种偶然性的结果，这样的解释当然可以成立。但若从一个女性的成长史这一角度来看，“巧巧”的沉默无疑是电影中令人感到不适和遗憾的部分。2001年、2006年、2022年是“巧巧”与“斌哥”发生交汇的仅有的三个时间节点，我们好奇的是，在这之外的其他时间、当她不在“斌哥”眼中的时候，她在干什么？2006年到2022年间，“巧巧”脱离“斌哥”并主宰自己人生的关键阶段，她的人生在电影的讲述中竟是一片空白。试想，过去20年的创业潮中有多少女性的身影，有多少女性成了企业家、科学家、政治家，若仅仅将“等待”与“寻找”作为她们生命的主题，不得不说，是对女性真切生活的盲视。

由是观之，沉默的其实从来不是“巧巧”，而是电影中无法真正看见女性的叙事。这种沉默所反映出的，是故事讲述者本身的傲慢、隔膜与失语。如果创作者从不曾走入她的生命细节，不曾走入她真实的泪与笑，痛苦与热烈，绝望与希望，那么能够打捞出的便只能是浮光掠影。可以说，《风流一代》试图勾连起21世纪以来社会变迁图景的尝试令人敬佩，但作为影片主线的女主角的成长故事，却终究流于俗套与空洞。

在女性自我意识日渐觉醒，社会贡献日益增长的今天，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代表着过去20年中国无数平凡女性的“巧巧”，应当是能顶“半边天”的女性，是用自己的双手参与缔造了这个国家沧桑巨变的劳动者，她已经、正在并且还将继续创造和谱写属于自己的灿烂历史。毫无疑问，当这个世纪的历史书卷合上之时，属于她和她们的断语，也绝不会仅仅只有“风流”二字而已。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本成果系“2023年度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项目号GZC20230551）”阶段性成果】

来源：逆袭中的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