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数字放在人的一生里，漫长得喘不过气，但放在人类历史的河流中，不过是眨了一下眼睛。
一百年。
这个数字放在人的一生里，漫长得喘不过气，但放在人类历史的河流中，不过是眨了一下眼睛。
1927年1月10日，德国科幻电影《大都会》在柏林首映。导演弗里茨·朗大概没想到，他随手在胶片上划了一道时间线，一端是那个还没有电视的年代，另一端直接指向了我们的当下。
鉴于这部经典电影不算那么热门，有必要补充一点背景。
故事很简单：一座未来城市，分成上下两层，上面住着有钱人，天天寻欢作乐，下面住着工人，二十四小时当牛做马。城主的儿子弗雷德有一天追一个漂亮姑娘追到了地下城，看见了底层的惨状，三观碎了一地。与此同时，一个疯狂科学家罗特万造了个机器人，被城主利用来煽动工人暴乱。最后一场大水差点淹了整座城，好在姑娘被救出来，工人和城主握手言和，皆大欢喜。
听起来像不像一个加了科幻外壳的阶级斗争故事？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但时隔九十九年（如果以拍摄时间计算，正好一百年），值得专门聊聊这部片的原因，是弗里茨·朗给他的故事选了一个时间背景。
2026年。
就是今年。
我们此刻正活这部电影预言的时空里。
说它是预言，其实有些误打误撞。当年的弗里茨·朗只是在纽约曼哈顿转了一圈，被那些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震得说不出话，回去就鼓捣出了一座想象中的未来城市。高楼林立，钢铁森林，飞机在楼宇之间穿来穿去，地面上车水马龙，高架桥盘旋交错。
你现在打开窗户往外看看，上海的陆家嘴，深圳的福田，北京的国贸，香港的中环，哪个不是这副模样？
电影里还有一个东西，当时人们都觉得是天方奇谭。城主弗莱德森坐在办公室里，对着一块方方正正的屏幕，跟手下人隔空对话，屏幕上能看见对方的脸，听见对方的声音。
现在掏出手机打开微信，你就完成了1927年的科幻构想。
这玩意当年叫可视电话，贝尔实验室直到1964年才搞出第一个原型机，弗里茨·朗比科学家们早了将近四十年，全靠脑补。
不过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机器人。
《大都会》里有一个金属外壳、关节铰链、面部僵硬的人形机器，疯狂科学家把它制造出来，本想复活自己暗恋的女人，结果被换上了女主角玛丽亚的脸，变成了一个用来煽动工人暴乱的工具。
历史上第一个出现在电影里的机器人，诞生在这部片里。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了各种语音对话大模型，有能跳二人转和开网约车的机器人，有在工厂里焊接、在仓库里搬运、在酒店里送餐的各种机械臂和服务设备。虽然还没有一个真正能以假乱真的仿生人走在大街上，但你看看那些越来越逼真的数字偶像，再看看那些因为自动化而失业的产线工人。没错，机器确实在取代人。
这是《大都会》猜对的。
但它猜错的东西也不少。
电影里的2026年，社会被分成了两层：上面是资本家，住在光鲜亮丽的空中花园里，每天泡在俱乐部，觥筹交错谈情说爱，日子过得宛如天堂；下面是工人，挤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城里，一天到晚跟机器较劲，累得跟鬼一样。
两个世界，泾渭分明，互不打扰。
现实呢？
我们确实没有建出一座地下城来专门关押穷人。写字楼里的白领和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住的可能都是同一条街上的出租屋，外卖小哥能骑着电瓶车进入大多数小区的大门，阶级的边界没有被物理隔离得那么干净。
但要说阶级不存在？那你也太脱离社会了。
北京的学区房和鹤岗的三万块公寓，住的是同一种人吗？私立国际学校的孩子和山区留守儿童，看的是同一片风景吗？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的996程序员和三四线城市月薪三千的收银员，刷到的是同一批短视频吗？
《大都会》把贫富差距画成了一条很直的线：上面和下面。而现实把它画得弯弯曲曲，藏在房价里，学历里，户口本里，简历的第一行里。
线还是那条线，只是不再那么容易被看穿。
电影结尾城主和工人和解后，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头脑与双手之间的调停者，必须是心。”
听起来很鸡汤吧，当年很多影评人也觉得这个结尾太软弱了，唱着理想主义的高歌，简直是和稀泥。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怎么可能靠一个少爷去调和一下就解决了？
但仔细想想，一百年后的我们，找到更好的答案了吗？
我们折腾了一百年，试遍了各种药方，最后发现社会这台大机器，还是得靠人来协调。不是靠某个天才的福利制度，或者某个无所不能的AI，而是靠那些愿意走到对面去看一看、愿意弯下腰来听一听的人。
全片最有科幻色彩的，其实是那个疯狂科学家罗特万。
这家伙简直是后来所有科幻电影里同类角色的祖师爷，披着乱糟糟的头发，住在城市角落的旧屋子里，脑子全是些不切实际的念头，一心要用技术复活自己死去的爱人，然后他的执念被人利用了。
一百年后，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本质上跟这个故事一模一样。
技术本身不邪恶，但人的欲望会让技术走向邪恶。
《大都会》里的机器人最后被绑在火刑架上烧死了，愤怒的工人们以为她是妖女，煽动他们毁掉了自己的家园。
其实她只是一台机器，执行命令而已，真正该负责的，是那个下达命令的人。
这个事实放在今天依然成立。
AI不会主动想要欺骗或伤害人类，但如果有人用它来批量制造谣言，或者冒充你的家人呢？自动驾驶不想出车祸，但如果开发者写错了一行代码、给出了错误的指令呢？
电影中，真正的玛丽亚被救了出来。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烧掉的只是一个仿制品，那个善良的姑娘还活着。
那么，仿制品和真品的区别是什么？
电影说，真品有心。
真正的玛丽亚有同情心，爱孩子，关心底层，宁可自己受苦也要给人希望。
机器玛丽亚没有心，只会执行指令，煽动情绪，引发混乱，对后果毫不在意。
但是一百年后，这依然是区分人和AI的核心标准吗？
不好说了。
我们已经开始训练大模型理解上下文、揣摩语气、调整回应方式，给AI设计情感模块，让它听起来像个有温度的朋友。很多人跟智能体聊天解闷，倾诉心事，甚至建立深深的依赖关系。
当机器学会模仿心，心还是人类的专利吗？
弗里茨·朗没想过这个问题，以1927年的技术水平，谁能想到有一天机器能写诗、画画、编段子呢。
但他无意中留下了一个深远的问号。
如果有一天，你分不清屏幕那头是人还是AI，你还会去在意吗？
《大都会》在当年是个票房炸弹，不过把投资人炸上了天。
五百万帝国马克的成本，差点让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倒闭。影评人两极分化，有人说这是人类想象力的巅峰，也有人说这剧情简直是小学生作文水平。
但这部片不仅活下来了，成了传世科幻经典，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名录。
这靠的是它的真诚。
弗里茨·朗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德国刚从一战的废墟里爬出来，经济一塌糊涂，社会矛盾尖锐得像刀锋，街上既有歌舞升平的夜总会，也有排着长队领救济金的失业者。各种不同的政治派系都在这片土地上暗中酝酿，蠢蠢欲动。
《大都会》想讲的就是这种撕裂。
它没有给出什么高明的解决方案，“头脑与双手需要心来调停”这种话说得太抽象了，放在现实里几乎等于没说。
但至少它把问题摆出来，承认了技术再发达，社会再繁荣，人和人之间的鸿沟不会自动消失。
它警告我们，当底层的愤怒积累到一定程度，破坏就会到来，而且破坏往往先毁掉的是底层自己。
电影里工人们在假玛丽亚的煽动下砸毁了机器，结果洪水涌入地下城，差点淹死了他们自己的孩子。
冲动的代价，往往由最弱势的人来承担。
这一点，百年后依然成立。
弗里茨·朗画出的大都会，高耸入云，压迫感极强，所有的建筑都是几何形状，直线和直角。没有曲线，没有柔软的东西，人在城市里像蚂蚁一样渺小。
这种审美后来演变成了赛博朋克。
你去看《银翼杀手》、《第五元素》、《攻壳机动队》，任何一部描绘未来城市的电影，多多少少都能看到《大都会》的影子。
高耸的塔楼，永远下不完的雨，霓虹灯闪烁的广告牌，在缝隙里讨生活的底层人。
这套视觉语言已经固化成了我们对未来的某种想象。
为什么我们想象中的未来总是这副样子？
为什么不是花园城市、田园牧歌、繁星闪烁？不是每个人都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门前有草坪，抬头见蓝天？
也许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按照现在这个发展路径，未来大概率不会那么美好。
而弗里茨·朗在1927年就看穿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技术越发达，城市越繁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能反而越远。
摩天大楼，电梯，玻璃幕墙，这些是把人分层的工具，隔绝了不同的阶层。
站在豪华大厦的五十层往下看，街上的人真的就像蚂蚁。
这种视角一旦形成，同理心就很难存活。
所以电影里最重要的转折，是弗雷德走进地下城。
从云端下到泥土里，从天堂走进地狱，从自己的世界闯入别人的世界。
只有走下去，才能看见。只有看见，才能理解。只有理解，才可能有心。
2026年了。
我们确实实现了很多弗里茨·朗当年想象的东西：视频通话，高架交通，摩天大楼，人工智能。
但我们也继承了他当年担忧的东西：阶级固化，技术焦虑，人际疏离，情感淡漠。
一百年过去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
也许再过一百年，问题还会是那些问题。
因为技术会变，但人性不太会变。
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面对这些老问题，重新找自己的答案。
《大都会》的答案是心。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来源：影之时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