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1月6日，匈牙利电影导演贝拉·塔尔去世，又一位巨匠离开了我们。
2026年1月6日，匈牙利电影导演贝拉·塔尔去世，又一位巨匠离开了我们。
他的电影从不是供人消遣的娱乐品，
观众在黑暗中注视银幕时，银幕也在反向注视着观众。
那些重复的声响与旋律，藏着压抑却失控的情绪。
贝拉·塔尔的父亲是布景设计师，母亲在布达佩斯剧院后台工作。
十岁时，母亲带他去试镜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电视电影改编版。
他没走上演艺路，却被片场氛围和小说里对“生命本质”的追问打动。
这个问题，成了他日后所有创作的核心。
父亲送的8毫米相机，让他开启了纪录片创作。
他聚焦布达佩斯的日常，天赋很快被贝拉·巴拉兹工作室看中。
但他的作品带点左翼倾向，引来了秘密警察的关注，
正规院校因此都拒绝接纳他。
无奈之下，他只能坚定地在电影与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
这段经历，也让他更关注底层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1973到1976年，塔尔在造船厂工作。
后来背部受伤，无法再做体力活。
这段经历让他贴近那些被生活重压的人群。
他发现当时的电影全是虚假的故事，看不到真实的生活与情感。
既然别人拍不出真实，那就自己来。
1979年的《家庭巢穴》，成了他首部剧情长片。
这部电影在鹿特丹电影节展映时，塔尔见到了偶像让-吕克·戈达尔。
他迫切地请教《筋疲力尽》的创作思路，却没得到答案。
这次交流虽无结果，却让他开始深入思考电影表达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让他与阿格涅丝·赫兰兹基结缘，这是她首次为他剪辑作品，此后二人成了密不可分的创作搭档。
《家庭巢穴》把家庭喜剧和社会现实主义戏剧结合起来，成本极低，只用五天拍摄完成，花费约一万美元。
片中演员都是非专业人士，大多是塔尔熟悉的底层民众。
他选演员从不在乎是否有名气，只看重对方的个性和真实反应。
在他看来，演员不需要“表演”，只需在镜头前展现真实的自己。
这种创作理念，贯穿了他的职业生涯。
早期作品里，塔尔一直在打磨自己的风格。
论文作品《Diplomafilm》虽名字带讽刺，他本人却并非刻意为之，更像是自带讽刺特质。
这部作品为后续《预制人》做了铺垫，
《预制人》聚焦一个在物资匮乏和生活肮脏中挣扎的家庭。
片中有个“啤酒馆综艺表演短暂掩盖哭泣”的情节，这个细节很真实，生活里总有这样短暂的喘息时刻，却终究躲不过现实的重压。
塔尔用这种对比，精准捕捉到了底层家庭的无奈。
1981年的《局外人》中，他让情侣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中争吵。
争吵停不下来，女方把音量当成了挑战。
塔尔没让观众和男主角好过，逼着大家直面这种关系的困境。
他选的男主角安德拉斯·szabó本是音乐家，从未演过戏。
但塔尔看中了他的个性，觉得他能展现出角色的沉静与挣扎。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很成功。
电视电影《麦克白》是塔尔风格的重要转折点，影片开篇是五分钟的长镜头，下一个镜头更是长达五十六分钟。
当时的电视制作水准有限，却掩盖不了这部作品的野心。
到了《哈姆雷特》，他对长镜头的运用更趋成熟。
人物行为被转化为视觉奇观，叙事重心也从情节转向了空间与时间的呈现。
长镜头，成了他最鲜明的创作标签。
这一时期，美国的严肃艺术院线只局限在大城市。
匈牙利电影界，米克洛斯·扬索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塔尔顺势崛起，取代扬索成为匈牙利电影的领军人物。
评论家乔纳森·罗森鲍姆说“没有扬索，就没有塔尔”。
扬索田园寓言式作品里的悠长镜头，确实给了塔尔启发。
而塔尔则把这种风格推向了新的高度，与香特尔·阿克曼一同成为慢镜头电影的典范。
1988年的《诅咒》，被看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塔尔风格电影。
麻醉般的推拉镜头穿梭在阴森的酒吧与街头，极简爵士乐融入场景。
此时的镜头不再服务于叙事推进，而是构建出独特的电影事件映射方式，
这部电影也开启了他与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凯的合作。
后来这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人成了黄金搭档。
拉斯洛的所有小说都交给塔尔执导，塔尔的电影剧本也多出自拉斯洛之手。
这种深度绑定，让他们的作品风格高度统一，充满了诗性与哲思。
1994年的《撒旦的探戈》，把塔尔的艺术推向巅峰。
这部长达7小时19分钟的电影，是20世纪90年代最长的叙事电影。
影片用东欧集团式的荒诞喜剧笔触，讲述小镇居民的愚蠢犯罪计划。
骗子劫持葬礼骗取钱财，承诺为大家建集体社区，转天就卷款跑路。
这种经典的笑话结构，藏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片中穿插着小猫与小女孩的悲惨桥段，绝望氛围中又透着独特的魅力。
塔尔让镜头代替剪辑师的工作，通过旋转、游走掌控节奏，延续并升华了戈达尔的电影表达。
7小时的时长让人望而却步，
但真正看完的观众会发现，自己不是在“看”电影，而是在“经历”一段时光。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短时长电影无法给予的。
2000年的《鲸鱼马戏团》，是二人的第二次合作。
这部电影里，阿格涅丝·赫兰兹基首次获得联合导演署名。
影片讲述恐怖马戏团降临小镇，引发社区毁灭的故事。
一个单一事件的连锁冲击，被塔尔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探讨的失败的必然性与同理心的对立关系，引发了观众的广泛思考。
这部作品一经推出就获得广泛认可，顺利跻身经典行列。
塔尔的慢镜头电影风格，也彻底被业界和观众接受。
巅峰之后的塔尔，也遭遇了创作困境。
2007年的《伦敦来人》，改编自被称为“欧洲犯罪小说界托尔斯泰”的乔治·西默农的作品。
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充满波折，制片人自杀，未付款的承包商把建好的片场收回，影片版权最后归了法国银行。
一系列变故之下，这部作品成了他风格相对传统的一部。
塔尔和赫兰兹基，还是努力把小说转化为极具机械感与沉闷感的影像，展现主角发现赃款却从未萌生更好生活希望的绝望。
但即便有蒂尔达·斯文顿客串，也没能挽回口碑。
这部作品的失利，或许让塔尔意识到，是时候和银幕告别了。
2011年，他推出了完美的告别作《都灵之马》。
这部电影并非改编自尼采的著作，而是基于“尼采目睹马匹被鞭打后精神失常”的传说创作。
影片的核心不是尼采，而是那匹马。
潘诺尼亚草原上，父女二人在一周内逐渐精神崩溃。
持续的狂风，简陋的小屋，最终的黑暗，象征着匈牙利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终被绝望吞噬。
很多人觉得塔尔的电影充满绝望，其实并非如此。
他的作品里藏着对人性的关怀，只是用了一种压抑的方式表达。
就像这部告别作，绝望之下仍有对生命本质的追问。
推出《都灵之马》后，塔尔正式退休。
他没有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理念。
他会参加搞笑的问答活动，用幽默的方式与观众交流。
也会投身慈善与人道主义基金相关的装置艺术创作，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他人。
他撰写书信呼吁终结民族主义，呼吁加沙停火。
始终坚守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信念，如同戈达尔一般，不再解释自己的艺术，却用实际行动传递人文关怀。
苏珊·桑塔格、蒂尔达·斯文顿都是他的粉丝，导演罗布·特拉亨扎、弗雷德·凯勒曼曾担任他的摄影师。
2011年他退休创办电影工厂学校时，已成为深受新一代评论家、导演与影迷喜爱的艺术家。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索菲亚·科波拉、格斯·范·桑特等多位导演，都曾受他影响。
2017年，他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个展，吸引了约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参观。
他还获得匈牙利电影人协会荣誉主席、武汉与北京高校荣誉教授等头衔。
有人曾问他关于绝望的问题，他讲述了片场的日常，那些宿醉、排练、车程和意外。
然后反问，要是没有希望，我怎么会愿意经历这一切？
如此看来，塔尔的电影里从没有真正的绝望，他只是把生活的真相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那些黑暗中的舞蹈，那些时间暂停时的光影，都是他留给观众的希望。
贝拉·塔尔已经离去，但他的电影精神永远存在。
每当有人在他的长镜头里感受时间的流淌，思考生命的意义，他就从未真正离开。
来源：财如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