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9年仲夏，北京西郊的北影大院里绿荫正盛，传达室忽然贴出一张醒目的通告：彩色故事片《红旗谱》摄制组招募演员和工作人员。对于刚刚经历“大跃进”浪潮、正为新中国十周年献礼片储备力量的影人来说，这条消息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毕竟，梁斌那部三十三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自1

1959年仲夏，北京西郊的北影大院里绿荫正盛，传达室忽然贴出一张醒目的通告：彩色故事片《红旗谱》摄制组招募演员和工作人员。对于刚刚经历“大跃进”浪潮、正为新中国十周年献礼片储备力量的影人来说，这条消息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毕竟，梁斌那部三十三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自1957年出版后已被誉为“农民革命史诗”，能够把它搬上银幕，机会难得，也责任重大。

彼时，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新建的天津电影制片厂正处在“老大带小弟”的合作阶段。两厂联手拍摄，被视为一次检验北方电影力量的试金石。文化部、电影局、乃至北京市委都将《红旗谱》列入“国庆十周年重点献礼”名单，排期紧迫却又不容失误。消息传开，凌子风自兰州外景地赶回北京，他在办公桌前摊开厚厚剧本，眉头紧锁。原改编人胡苏将小说分成上中下三部电影，情节宏富却不免拖宕；要在两小时内交代三代人恩怨、农民革命的曲折与觉醒，难度极大。凌子风给老搭档海默打去电话，仅一句“咱们再拼一把”，两人便在北影招待所连熬了四个通宵，把剧本刮骨重塑，节奏瞬间紧凑了起来。

小说的“楔子”写朱老巩大闹柳树林，读来荡气回肠，却占去数万字。凌子风与海默商量后，决定干脆将这段浓缩为影片开场：一声铜钟震裂冬夜，朱老巩赤膊护钟，冯兰池狞笑挥鞭，暴力压迫与农民反抗一瞬对立。有人担心头三分钟就把最惨烈场面用尽，凌子风却拍拍桌子：“观众得先闻到火药味，人物血性才立得住。”这种“先声夺人”的设计后来被不少同行视为教科书式开场。

剧本开动，选角随即提上议事日程。朱老巩与朱老忠父子一个人来演的想法，最早出自摄影师吴印咸。理由简单：两代人都是血肉铸就的“硬骨头”，骨子里的风骨不能断档。由谁来挑大梁？凌子风思来想去，最后拍板崔嵬。这位曾在华北野战军文工团摸爬滚打、又在《宋景诗》《海魂》中塑造硬汉的演员，既懂河北乡土口音，又擅长细腻表演。崔嵬最初犹豫，因为他同时在导《青春之歌》。凌子风把他揪到大院香椿树下，两人当场对跪，凌子风一句“兄弟，请你救场”，崔嵬沉吟片刻，回敬一句：“咱们说定了，绝不打退堂鼓！”——简短对话，却决定了后来一代银幕英雄的诞生。

与此同时，天津电影制片厂向北影推荐了河北省话剧团的蔡松龄。此人早在话剧版《红旗谱》中饰演过严志和，对人物性格有自己的理解。他把严志和比作“深耕泥土的老黄牛”，一辈子老实巴交却又韧性十足。凌子风听后拍案叫好，立刻敲定。至于恶霸地主冯兰池，原本众人希望找形象成熟的老戏骨，可凌子风偏偏相中29岁的青年演员葛存壮。有人担心年纪太轻压不住老地主的狠劲，他摆摆手：“姜可以后期‘腌’出辣味，关键是得够‘生’。”事实证明，这一冒险决定让新中国影坛多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反派典型。

1959年9月，摄制正式启动。开拍第一场便是朱老巩护钟。深夜大雨，洪灯斜射，吴印咸将摄影机架在半人高水坑里，只为捕捉雨幕里那口古钟的冷光。拍到第五遍，崔嵬浑身泥浆却依旧吼出那句“我的钟，谁也别想碰！”现场工人默然，镜头后有年轻助理悄悄抹泪。也正是这一瞬，人物的脊梁在胶片上生根。

紧接而来的保定车站戏，用了一条长达三十米的移动轨道。朱老忠挥鞭跃下马车，甩开“小辫子”刘二卯，一记横鞭震碎了老规矩。此段原先只写“朱老忠下车过关”，影片却把场景拓展到车站外的市井天地：唢呐铿锵、说书人击鼓念白，街头行人驻足聆听“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书段，旧伤与新愤在空气中汇聚，观众的情绪随之推高。不得不说，凌子风在调度群众戏方面的手笔，已从抗战戏剧的粗线条升华为镜头语言中的艺术挥洒。

进入1960年初夏，剧组辗转滹沱河畔再现“反割头税”大场面。数百位群众演员荷叉执镐，气势如虹。摄影机架在三角架、老榆树、甚至驴车顶，吴印咸在他的笔记本写下：“尽量让镜头呼吸土地的气息。”日落时分，夕阳穿过尘土与庄稼的缝隙，给画面镀上一层灰金，颇有古壁画的厚重感。回到北京剪辑室，载入胶片的那阵如潮群众声得到瞿希贤的唢呐配乐呼应，震耳欲聋又昂扬嘹亮，宛如历史的汽笛。

对影像、音乐之外，美术部门同样煞费苦心。冯家大院的影壁壁画出自河北民间画师之手，红蓝对撞，构图激烈，象征封建势力的张狂；朱家老屋的土坯墙则刻意保留斑驳痕迹，给观众一种“风霜更显坚韧”的直观感受。剧务组在当地农村收集了上百件老式犁铧、纺车、油灯，连厨房门口挂的破篾篮都来自六十里外的安国旧货市集，务求一砖一瓦都透出年代感。

拍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冬季外景转入内蒙古包头草原时，突遭大风雪，零下二十多度。严志和拿着锄头的镜头反复跳戏，蔡松龄冻得牙关打颤，凌子风喊停，他却摆手：“导演，再来一遍，劲不够。”硬是在雪线里站了五分钟，直到肌肉僵直，给观众留下那幅“耕牛出梁山”的经典定格。后来剪辑师回忆，放片时常被这一幕“顶天立地的倔强”震得头皮发麻。

1961年6月28日，《红旗谱》首映礼在首都剧场举行。年仅三十一岁的女作曲家瞿希贤被请上台，她略带羞涩地向观众解释，为何选用河北梆子调子铺陈主题：“咱们讲农民觉悟的火山喷发，旋律不激昂，情绪撑不起来。”台下掌声连绵。影片随后公映，数周内突破千万人次，农村观众涌进县城电影院，放映场次座无虚席。1962年首届《百花奖》上，《红旗谱》夺得最佳故事片、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三项大奖。老舍先生挥毫题字“贞如翠竹明于雪”，一时传为雅谈。

然而，命运的辗转并未因荣耀而止步。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然降临，《红旗谱》从功勋影片变成“黑线文艺样板”。拷贝被封存，梁斌的小说同遭批判。剧组人员分散各地，有的下放“五七干校”，有的在写检查。直到1978年后，影片方得重映。令人唏嘘的是，当人们再度在昏暗剧场里看见朱老忠高举大旗，许多观众潸然泪下。曾被压抑的激情再次沸腾，这既是银幕叙事的穿透力，也折射出社会对那段历史的复杂心绪。

回望影片艺术成就，人物群像依旧散发醇厚质感。朱老忠的血性并非孤立存在，他背后有严志和的沉稳、春兰的倔强，也有冯兰池的阴狠，这些交织让北方平原的历史多了一份纵深。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删去的保定二师学潮段落，虽然遗憾，却避免了情节分流，让观众更聚焦农民阶级的觉醒。若从创作规律看，这种“取精用宏”恰恰证明主创对电影时长、戏剧张力与主题传达的精准拿捏。

影片的审美风格也颇具启示意义。60年代早期，新中国彩色摄影尚在摸索，《红旗谱》却敢大量使用大光比和逆光，因而画面呈现出温暖而凝重的金黄色调，契合“泥土与鲜血交融”的主题色彩。多年后不少摄影师回忆，这部片子是他们接触彩色胶片调光的启蒙。就连当时担任二机位的年轻摄影助理，也在采访里感慨：“吴老教会我们不能把颜色当糖水泼，而要让它有筋骨。”

影片之所以能穿越时代风雨，关键在于其深挖中国农民命运的核心命题。自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直至1920—1930年代的土地斗争，农民与地主集团的拉锯从未停息。梁斌笔下的朱家、严家、冯家并非简单符号，而是千百村庄的缩影。银幕把这种错综复杂拆解成“护钟”“对簿公堂”“反割头税”三大节点，以点带面，既可满足叙事需要，又形成“局部透视总体”的独特观察角度。冀中平原的黄土路、柳树林、破钟楼，成为摄像机镜头下的记忆符号，也成为观众心头挥之不去的时代影像。

拍罢影片，团队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观摩座谈会。会上，青年学生提问：“为何第三代人物没有把革命继续拍下去？”凌子风笑答：“电影两个小时，历史一万天，只能像解放军侦察兵那样选几处火力点突击。”这一番轻描淡写，反衬出把握全局的艰辛。放映结束，灯亮时，角落里一位老农学员眼眶湿润，低声嘟囔：“想起俺爹说的那些事了。”片刻沉默，比任何溢美之词都更有分量。

大银幕之外，《红旗谱》的艺术余波在文艺圈层层扩散。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宣部、省文联接连组织学习班，以“如何表现农民革命”为题研讨，翻拍、改编之声不绝于耳。京剧《红旗谱》、连环画《反割头税》、广播剧《朱家大院》等相继出炉。一部电影激活了一座时代记忆矿场，这是主创方始料未及的收获。

1999年，在北京怀柔拍摄基地举行的一场六十周年国庆献礼影片研讨会上，年逾九十的吴印咸拄着拐杖发言：“技术会过时，胶片会褪色，唯有人物会留下。”会场静极。那一刻，人们或许才真正明白，《红旗谱》留存的不只是故事，不只是影像，而是中国农民在烽火岁月中点燃的那面红旗，它向来不必迎风，因为自身就足够烈烈翻卷。

延伸：镜头之外的“红旗谱”遗产

《红旗谱》完成公映六十多年后，关于它的讨论依旧活跃。学者们在研究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农民形象谱系”时，总会把朱老忠与更早期的杨子荣、李向阳进行比对。一位评论者指出，朱老忠的成长路径揭示了“由侠到侠义革命者”的过渡，这是新中国农民题材的关键一环。若说《南征北战》里的李向阳代表“游击战的机变”，《红旗谱》便象征“土地革命的土火”。

值得关注的还有女性角色塑造。春兰的分量或许不及男主角，但她的倔强与执拗，成为那个年代平原女性觉悟的缩影。片中，她数次挺身而出的刹那——为父兄奔走，为乡亲挡枪——让观众读到女性主体性觉醒的微光。这样的笔触，比起同一时期不少“脸谱式红色电影”，显然更为细腻、真实。

技术层面，《红旗谱》的彩色调光方案在当年是破冰之举。片中大量使用的冷暖对比，如护钟夜景的冷蓝与火把红光交错，反映了摄影团队对色彩心理学的早期探索。后来大量“样板戏”彩色舞台片选择近似调性，与此不无传承关系。可以说，《红旗谱》在美学语言上的创新为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彩色电影积累了宝贵经验。

再谈音乐。瞿希贤将河北梆子与交响乐融合，被业内称作“北方风骨的管弦化”。片首那段唢呐与弦乐对位，既有地方腔的直白痛快，又不失影像配乐的层次感，成为此后红色叙事片常用模板。直到今天，河北一些农村集市仍能听到艺人“吼”起《朱老巩大闹柳树林》，足见影片声腔的民间生命力。

更微妙的，是《红旗谱》在历史学界留下的脚印。20世纪80年代初，大量关于冀中地区农民运动的田野调查，引证材料多次提及梁斌小说与同名电影。学者们发现，不少老乡的口述记忆已将影片情节与亲身经历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事实与艺术的边界。这种“记忆的互动”提示研究者：艺术作品一旦扎根民间，其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越档案与口头史本身。

当然，任何经典都有遗憾。影片因时长所限，删去保定二师学潮与黄埔军校片段，导致城市青年与农村斗争之间的互文性减弱。若从整体革命史角度观照，这一删节略显可惜。但也正因取舍坚定，影片才保持了叙事紧凑与情感张力。对今天的创作者而言，这种“有所不为”的决断，未尝不是一份宝贵教科书。

如今，当数字修复后的4K版《红旗谱》再度登上影院大银幕，银辉斑驳中，那面熊熊燃烧的红旗依旧让人心头一热。它提醒观众：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土地上的血与火、人与地的羁绊，依旧是中国故事最原始、也最深沉的底色。

来源：心动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