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一个偌大的潘多拉星球来说，无论拍多少部电影，都很难穷尽这个星球美丽多样的物种与多变的生态环境。自从詹姆斯·卡梅隆创造了潘多拉星——同时也创造了《阿凡达》的票房纪录之后，影迷们就一直在猜测，他拍的这些续集究竟要如何展现纳威人的命运，才能填满这个宏大的世界观。

对一个偌大的潘多拉星球来说，无论拍多少部电影，都很难穷尽这个星球美丽多样的物种与多变的生态环境。自从詹姆斯·卡梅隆创造了潘多拉星——同时也创造了《阿凡达》的票房纪录之后，影迷们就一直在猜测，他拍的这些续集究竟要如何展现纳威人的命运，才能填满这个宏大的世界观。

卡梅隆不时地流露出紧迫感。电影行业的变化比他拍片的速度更快。相对上映于2009年的《阿凡达》，《阿凡达：水之道》与《阿凡达：火与烬》面临着电影行业更严峻的考验。“过去五年流媒体兴起之后，电影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实际走进影院观影的人数已经下降了30%到35%。它使得像《阿凡达》这样的大制作电影更难实现收支平衡。”卡梅隆对媒体说。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影院体验曾被电视、VHS、蓝光等各种事物威胁，“但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它受到了真正的威胁，”卡梅隆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大的变化。”

2025年12月8日，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阿凡达：火与烬》中国首映礼上。视觉中国丨图

同时，电影行业也正在通过新技术来构筑更高的观影“护城河”，试图将观众留在影院。IMAX系统、CINITY LED系统、48帧4K，都让顶级大片的观影效果更加震撼。卡梅隆积极拥抱影院的各种技术升级，12月9日，《阿凡达：火与烬》在第七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首映，使用的就是最新的CINITY LED技术。但他说：“但第一步是我们必须拍出好看的电影，不然放映得再好也没用。”

那么最新一部《阿凡达》是好看的电影吗？也许从不同的层面来说，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答案。观众已经很久没有在影院看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电影了，尤其在这个速食影像泛滥的时代，依然有一位导演在孜孜不倦地讲述一个家庭的成长故事，一个个体寻找自我的故事，并配合海洋生态保护教育、殖民主义历史教育，它已经比市面上大多数电影都值得进入影院了。

你仍然可以做出选择

《阿凡达：火与烬》中的反派库里奇上校（左）呈现出与前两部相比明显的变化。资料图

潘多拉星球与我们这个星球一样，有森林、海洋，也有荒漠，但在电影里，地球已经奄奄一息，人类殖民者来到潘多拉，为了得到各种稀有的物资，也为了将潘多拉置于永久的殖民统治之下。

《阿凡达：火与烬》一开始，奈蒂莉就处于丧子的悲痛之中，在上一集中，这个家庭失去了大儿子，这成为整个家庭的心结。如何解开心结是这一部需要解决的问题。卡梅隆把这个家庭置于巨大的内部冲突之下，父子之间的隔阂、夫妻之间的理念冲突，当然他们也面临外部的威胁：灰烬族（一个新出现的种族）的劫掠、地球人的进攻、库里奇上校的追捕，一场更大的战争正在地平线上爆发。

“我们让萨利一家在这部电影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你要坐下来看一部三个小时的电影，你必须关心这些人，对吧？他们将如何摆脱困境？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奈蒂莉陷入仇恨，仇恨每一个天空人时，她将如何被治愈？”卡梅隆说。事实上，如何处理仇恨是新一集《阿凡达》的主要命题。

奈蒂莉因丧子的仇恨几乎失去了信仰，但在坠入深渊的边缘，她选择了不让仇恨控制自己。真正失去对爱娃的信仰的是灰烬族，一次大火让他们失去了家园，爱娃没有现身拯救，于是灰烬族选择放弃爱娃，转而崇拜火的毁灭性力量。他们与地球人结盟，屠戮无辜的纳威人。

在卡梅隆的设定中，爱娃是所有生命的集合体，一个具有意识和感知能力的、连接潘多拉星球上所有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神性存在，而哪怕在这样的具有某种形而上超越性的生态系统中，依然会有被抛弃的个体。

“纵观历史，我们读到过太多那些源于巨大的痛苦与绝望的激进行动，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你很难去谴责他们。”奈蒂莉的扮演者佐伊·萨尔达娜说。但是卡梅隆让奈蒂莉在电影里打破了这种历史的宿命，她阻止了自己走向灰烬族。“她经历了一切痛苦，但仍然可以做出选择。”佐伊说。

卡梅隆也给了库里奇上校选择的机会。三部连看的话，这个反派人物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弧线。借着阿凡达的身体重生的反派库里奇上校，在第三部里变得更加复杂了。这具新的肉身让他的内心也慢慢产生了变化，杰克·萨利不止一次地让他睁眼看看这个新的世界，不要再以地球殖民者的视角来看待潘多拉，而是真正的“看见”。

“你能不能给一个人机会？”卡梅隆反问道，“他能否开始被拉向与杰克相似的旅程？杰克融入了纳威文化，学会了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学会了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之处在于，库里奇没有‘奈蒂莉’，他没有这个教导、引导和指引他的导师或伴侣。”

“白人救世主叙事”的新发展?

杰克·萨利在《阿凡达》三部曲中都是男一号。资料图

1977年，在电影院看完《星球大战》后，卡梅隆意识到自己脑海中那些关于超动力星际战争的画面是具有商业价值的。那时候还是卡车司机的他开始自学电影特效技术：工作日开卡车赚钱，周末躲进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像挖掘矿藏一样研读关于光学和钠灯遮罩合成的学术论文。

这种出身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技术英雄主义”：技术是达成目标的工具，而目标永远是探索未知。他曾在采访中承认，写《泰坦尼克号》的剧本并不是他对这种爱情故事感兴趣，而仅仅是为了让好莱坞出钱支持他去探寻那艘沉船的残骸。“这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他说。拍摄完《泰坦尼克号》后的八年里，他从好莱坞的故事片里“隐身”了，专注于技术领域，先后进行了七次深海探险，拍摄了《重返卑斯麦战舰》《深渊幽灵》《深海异形》这些深海探索技术的纪录片。

这种对深海的迷恋，最终内化成了《阿凡达》中的生态伦理。潘多拉星的海洋和森林，不是作为布景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具有意识的生命共同体。很多看过《阿凡达》三部曲的观众会有这样的疑问，明明人类的科技已经先进到可以占领外星球了，为什么还是会被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原住民打败？但是这样的疑问忽略了片中的设定：纳威人并不是一般的冷兵器使用者，他们与潘多拉星同呼吸共命运，人类的战争机器面对的是一张生态之网。这样的设定，其实是强化并直观化了地球上的生态主义者的主张——万物相互连接、互为依存。

而杰克·萨利作为闯入者，被这张生态之网接纳，利用现代战争策略领导原住民取得战争胜利，却让《阿凡达》系列面临“白人救世主叙事”（White Savior Narrative）的争议。很多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故事类型，在好莱坞影史上屡见不鲜，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陶醉，其内核与影片所宣扬的共存、平等等价值存在龃龉之处。

然而，如果细看从《水之道》到《火与烬》的故事，卡梅隆其实正试图拆解这种叙事——尽管成效有待检视。早期好莱坞的“白人救世主”故事，多改编自西部冒险小说，白人男性进入未知的印第安领地，当地族群被塑造为野蛮、落后、需要文明的启蒙，白人主角通过智慧或武力“拯救”他们。二战后，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东方主义的想象却在文化层面延续，以《阿拉伯的劳伦斯》为代表的影片描绘了文明世界的英雄成功激发了另一种文明的反抗。1990年代的《与狼共舞》等影片被认为是《阿凡达》系列更为直接的精神源头，它们一方面尊重当地文化，同时也浪漫化当地文化，来自文明的主角们学习当地文化、融入当地文化，但依然是不可动摇的领导者。

新世纪以来的一些电影试图从根本上颠覆这样的叙事，如《黑豹》中的瓦坎达并不需要外来的救世主，但卡梅隆显然并没有这样的叙事动力，他的策略是将镜头拉近，用人性的复杂性与普遍性来消解外来者与原住民的二元对立。在第三部中，杰克·萨利与奈蒂莉一家强化了自我身份认同，叙事重心从“拯救世界”转向了摈弃仇恨的“自我救赎”。灰烬族-库里奇上校和杰克·萨利-奈蒂莉，这两组人物对立，让受害者（灰烬族）也可能成为加害者，人性的对立超越了文明的对立。

AI会是答案吗

卡梅隆执导《阿凡达：火与烬》时与片中反派瓦琅的饰演者奥娜·卓别林走戏。资料图

《阿凡达》系列的表演仰赖于表演捕捉技术与虚拟影棚系统，角色的表情与动作由演员的真实表演完成，演员在一个相对极简的空间内进行想象与表演，动作被系统捕捉后再进行后期的合成。卡梅隆认为，对于幻想电影来说，这个系统至少保证了某种表演的连续性，“这是一种非常连续的意识流。在真人片场，每次我们进行大的灯光设置、改变，或者为反拍镜头调转灯光时，演员都得回到拖车里，这打破了创作的流畅性。”

作为一直以来的技术先锋，卡梅隆对AI的发展却充满警惕。此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卡梅隆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可怕的”。卡梅隆是计算机图像（CG）领域的先驱，创立了第一家全数字视觉效果公司 Digital Domain，“在过去的三十年中，CG迭代发展，我们不断使其变得更强大，但它是可控的、可操纵的。”卡梅隆说，但是AI技术的发展让他不得不更加深入思考技术与电影之间的关系。

“我指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它被用于取代编剧和演员是‘可怕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作为一名编剧，我喜欢创造角色，我喜欢和演员一起工作，将生命注入到这些角色中，并将接力棒传给演员，让演员将生命带给角色。对我来说，这是戏剧、任何叙事艺术的‘神圣基础’。”

卡梅隆认为生成式AI并不能创造真正新颖、独特的事物。他对AI的警惕，本质上是对“平庸”的警惕。“我对AI说：‘我想要一个纳威族的女性。’如果《阿凡达》没有存在过，它就不会有可以借鉴的东西。它无法创造它。只有在《阿凡达》存在之后——这来自人类的想象力、是艺术家的新颖创造——AI现在才可以说：‘我知道该怎么做。’”

佐伊·萨尔达娜也和南方周末记者分享了她对AI演员的看法。她认为人类演员与AI最重要的差异在于“不可预测性”，“是什么让我们不可预测，是那21克（指灵魂）。”她说。

但是卡梅隆并不想一味地拒斥AI，“如何建设性地使用这项技术”是他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我可以想象出很多方法来做到这一点。给你举个例子，比如分割（Segmentation）技术，现在你可以使用简单的AI模型来移除照片的背景，拍一张照片，然后移除背景。我们在电影中一直使用蓝屏和绿屏来做这件事，我们将这个技术扩展，也许我们可以摆脱所有的蓝屏和绿屏，可以在真实的三维工作空间中非常快速地进行合成工作，那会很酷，会为我们省钱，会加快速度。”

AI带来的效率的增长无疑对卡梅隆充满了吸引力，在影院日益流失观众的现状之下，高成本的大制作如何压缩成本，“也许AI是答案的一部分，”卡梅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它必须是受监管且被详细规划的。”

“如何对其进行监管呢？”在一旁共同接受采访的佐伊插嘴问道。

“我们需要在创意部门内部进行监管。我认为没有必要使用政府的监管力量……”卡梅隆说。

“也许应该通过演员工会进行监管。”佐伊说。

“以及制片人和那些真正身处创意社区之中的人。”卡梅隆最后说道，“我告诉了你为什么我认为AI做某些事情是可怕的，我也告诉了你为什么我认为它充满希望。为什么一件事情可以同时充满希望又令人恐惧？是的，就是这样，这里没有那种‘标题党’式的标准答案。”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责编 刘悠翔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