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粉》三十年：李少红回望中国女性电影

摘要：导演李少红至今认为1995年是自己人生中的关键一年。2月，她凭借《红粉》在第45届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银熊奖”；9月，她又作为中国女性导演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4届世界妇女大会。

导演李少红至今认为1995年是自己人生中的关键一年。2月，她凭借《红粉》在第45届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银熊奖”；9月，她又作为中国女性导演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4届世界妇女大会。

两件事情是独立发生的，但其影响在李少红身上交织，这位导演意识到，自己可以带着性别视角去创作。此后的故事大众并不陌生，李少红创作了多部能载入中国影视史的作品。

时隔三十年，《红粉》再度在欧洲放映，是在乌拉尼亚国家电影院，匈牙利历史最悠久的电影院，建造于19世纪末。李少红悄然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现场来了上百位匈牙利观众。此次放映特别选了上海话版，因为接近最初的创作意图；大银幕上的匈牙利语字幕则是专门定制的，由于二者的转译过于冷门，初翻用了AI，再由专业人士加工。

《红粉》讲的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故事——旧社会的“青楼女子”如何被“改造”成新社会的劳动妇女。这样的故事天然地就带有奇情色彩，美国学者贺萧的经典著作《危险的愉悦》也涉及这段历史，一度成为畅销的学术书籍。但《红粉》并没有将过多的篇幅涉及如火如荼的改造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它将镜头聚焦其中的两位女性秋怡（王姬饰）和小萼（何赛飞饰），以及和她俩有情感纠葛的男人浦家伟（王志文饰）。随着时代的变迁，三个人的命运齿轮也剧烈转动起来……

电影结束后，长长的字幕表还没走完，台下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李少红与摄影师曾念平、原著小说作者苏童一起走上舞台的正中。匈牙利的观众没有因为历史文化的隔膜对故事感到陌生，反而被片中人物的命运感动。

2025年，曾念平、李少红、苏童和维多利亚在布达佩斯《红粉》映后。南方周末记者余雅琴摄

“你们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红粉》中，留在了大银幕上。”重看这部电影，李少红很感慨，立即给电影的主演们发去了微信。

“当时我对女性叙事还很懵懂，很多地方不是非常自觉，但却处理得很准确。”李少红回忆道。

早在1980年代，李少红就注意到苏童的小说，她很喜欢其中的个人化视角，但当编剧倪震将《红粉》改编成剧本后，李少红却发现视角改变了，偏向宏大和公共性。最初，她也试着接受，但临到开拍，却越想越觉得不对，认为这样一来就丧失最初打动人的东西，她于是试着说服所有主创，又将剧本拉回到个人视角。

1995年，《红粉》在柏林电影节首映，李少红站在影院外盯着一棵树，心里全是电影的画面，但因为怕看到缺点，始终不敢走进去。在布达佩斯她也犹豫过，女儿问她到底要不要看，她想那就坐在最后一排，如果效果不好，方便立刻离场。所幸看完之后，她觉得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电影评论家张卫还记得当年在北影厂看《红粉》试映的场景，陈凯歌、倪萍和主演何赛飞也在，映后的讨论十分热烈。彼时，在心态还比较保守的氛围中，有人对这样的拍摄持有保留态度，但也有不少人支持，认为李少红敢于用个人化视角去拍摄性工作者群体很厉害。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1950年中国新闻纪录片厂拍摄的《姐姐妹妹站起来》，那讲述的是自上而下的“妓女”改良，《红粉》则是自下而上的，通过女性的心理来看待这件事，这让大家十分震撼。”

张卫对《红粉》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李少红赋予了底层女性主体性，对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提出了质疑。比如老浦想要拿钱解决和秋仪的情感，秋仪却将钱打翻在地。他说：“李少红表现这些女性的尊严和她们真诚的爱情态度，在当时看是非常独特的。”

电影《红粉》（1995年）中的蒲家伟（王志文饰）和小萼（何赛飞饰）。资料图

1978年，李少红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她和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同级，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第五代”。作为他们当中为数不多的女导演，李少红历来被人关注。1988年，李少红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银蛇谋杀案》，这是一部关于变态杀人狂的商业类型片，一上映就成为当年北影厂最挣钱的电影，创当时拷贝数纪录。因为电影拍得颇为惊险刺激，还被人评价为“不像女导演拍的”。

虽然《银蛇谋杀案》不是李少红想要拍的题材，但她也因此获得了拍摄第二部电影《血色清晨》的机会。1992年，这部改编自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小说的作品，获得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北京电影学院杨远婴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李少红的女性主义表达跟别的女性导演也不一样，因为她从创作开始，就在影片中加入了一些商业元素和商业色彩。表达比较摇曳生姿。《红粉》奠定了李少红的名导地位，社会和学术界对于她的认知也不一样了，那时候大家考察一个导演，也会看她的市场能力，《红粉》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的获奖，大家对她更是刮目相看。”

《红粉》之后，李少红没有停留，她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成为同代人中最早拍摄电视剧的导演。1996年，她拍摄了经典戏剧《雷雨》的电视剧版，因为意识到男女立场的差异，她有意识地从女性视角重塑了这个故事，让剧情更加聚焦在繁漪这个人物身上。

杨远婴还记得当时有媒体发表文章批评李少红，说她借着反抗强权的名义，不惜违背曹禺原作精神，把旧家庭中的旧式女人繁漪改写成一个人见人爱的交际花……

“我认为，这一批评反过来说明了李少红以揭示封建结构的整体黑暗表现女性的不幸，恰恰体现出了她性别表达的深邃。她就是要这个女人那样活着。”杨远婴说。

她还补充道：“李少红曾在新千年之初对媒体说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但那只是一代人的话语策略，我认为她在骨子里是女性主义的。”

2000年，李少红更是颠覆了武则天和太平公主两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推出了独具风格的《大明宫词》。当时，各种版本的武则天故事在中国荧屏上非常流行，刘晓庆版的《武则天》更是创下了收视纪录。《大明宫词》与之前所有的剧集都不同，它不但电视的美学形式上做了开拓，更塑造了多个让人难忘的女性角色。武则天、太平公主等人，都成为了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女人，而不是历史的符号。至今，这部剧集的讨论度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一直居高不下，豆瓣评分高达9.1。

周迅（右）在《大明宫词》（2000年）中饰演太平公主。资料图

2011年，李少红当选中国导演协会会长一职，她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余年，其间她举办了多项活动，如海峡两岸暨香港导演研讨会、中韩导演论坛及年度表彰大会，并通过“青葱计划”培养新生代导演。这些年，李少红接触过不少年轻的女性导演，她很羡慕年轻人更加自信，她们几乎没有性别的羞耻感，敢于表达自我。

“我作为一个男性学者，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有一个总体的认知，当时的女性导演虽然有基于自身处境的女性感受，也接受了一些女性主义的主张“，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了与李少红相似的观点，他说，”整体上来说，其实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还是处于一个争取与男性具有同等话语权的历史形势上。”

在卸任后，李少红感到了一种时间的紧迫，她希望可以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晚期多拍几部电影，她不再给自己设限，希望可以拍摄不同类型的电影，其中还包括一部战争片。

有趣的是，在“影像亚洲中国电影周”的活动上，邵艺辉的《好东西》也亮相布达佩斯的银幕，同样受到当地观众的喜爱。策展人维多利亚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说李少红的《红粉》算是中国女性电影的开山之作，《好东西》则代表了当下中国电影创作的趋势。”

“我一下子打开了眼界”

南方周末：今天回看，《红粉》这部电影在你整个创作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李少红：《红粉》是我开始自觉化女性创作的转折点，在这之前的许多作品中，比如《血色清晨》，虽然隐含着女性议题，但还是通过一个社会问题去表达的。到了《红粉》，我就开始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个人化和性别化的表达。

电影《血色清晨》（1992年）讲述一桩山村包办婚姻中因“贞洁”问题产生的冲突。资料图

南方周末：这个转变具体是怎么发生的？是和你参加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有一定关系吗？

李少红：《红粉》是在1995年2月份的柏林电影节上首映并且得奖的，我是在这之后才去参加的世界妇女大会，但更加明确了自己当时拍摄《红粉》的纠结是怎么回事。《红粉》对我的意义很大，我在不算太自觉的情况下，居然就按照内心的想法去做了。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改成个人化的叙事视角，一直在努力说服倪震老师，说服每一个人。

解放初期改造“妓女”为劳动妇女确实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当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从此之后没有性工作者这个职业时，全世界都惊呆了，不清楚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发现解放初期上海和北京各个棉纺厂中，许多女工都是参加过改造的性工作者，北大荒开荒和建设三线也有她们的身影。许多参加过改造的性工作者都在新的工作地组建了家庭。这在当时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从没有人在大银幕上呈现过，我们被这些素材感染到，试图表现出这个社会变化，最后还是将重点落在了秋仪和小萼的身上。

南方周末：该片获得了第4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境吗？

李少红：那一年有三部华语电影去了柏林，而且实力都很强。有许鞍华的《女人四十》、关锦鹏的《红玫瑰白玫瑰》。这两位导演都是我很喜欢甚至崇拜的。当时我很气馁，感觉《红粉》似乎没有竞争力，这个片子的制作成本很低，只用了250万元人民币，而据说《红玫瑰白玫瑰》是用了2500万元在上影厂的棚里拍的。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看两位导演的新片，但许鞍华的《投奔怒海》，是我上学的时候在大银幕上看的，也是第一部让我在大银幕上看时就叹为观止的片子，真是热血沸腾。至于关锦鹏的《胭脂扣》，也是教科书级别的好电影，我没想到他可以拍出具有那样女性气质的电影，让我念念不忘，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情，是觉得自己不可能竞争过他们。

当时，曾念平和吴凌还在日本做拷贝，然后带着拷贝飞到柏林，我是从北京直接飞到柏林，一下飞机他们就告诉我，那天在放《红玫瑰白玫瑰》，我就直接奔到电影院里，基本上贴着后墙看完了片子。看完之后我突然觉得，《红粉》太不一样了，我们拍的是不一样的南方，是不一样的情愫，更是不一样的表达，我突然觉得没准这部电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我一下子就没有那么担心了，但同时也还是觉得从资历来说，和他们是没办法抗衡的。

南方周末：《红粉》在柏林电影节拿奖，评委和西方的观众是怎么看这部片的？

李少红：他们觉得特别新鲜。《红玫瑰白玫瑰》从功力上来讲不容置疑，陈冲演得非常好，是那种老上海的精致，但那种殖民感的风格是西方人熟悉的视觉，生活样式也是他们相对比较熟悉的，但《红粉》不是。1995年之前去西方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基本上都是西北黄土高坡的风格，比如《黄土地》，是非常粗犷的电影，西方人会觉得中国应该是那样的面貌，他们没想到还有小桥流水的江南风格。从视觉上讲，《红粉》给了他们很大的新鲜感。另外，我们讲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这种表达方式对他们来讲也很新鲜。

《红粉》得奖后，我还翻出来一张照片，是我跟许鞍华导演、关锦鹏导演还有赵文瑄一起拍的，我觉得太有纪念意义了。我找出来发给了许鞍华导演，我们俩还感慨一番。我们在1995年柏林电影节上认识，友谊正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同时我也认识了赵文瑄。

1995年参加柏林电影节期间，曾念平、关锦鹏、赵文瑄、许鞍华、李少红（从左至右）合影。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后来和赵文瑄合作过好几次吧？

李少红：对，特别有意思，我们得奖之后，当地的华侨要给我们庆功，我还挺忐忑的，就问关锦鹏导演要不要一起来，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没想到他把赵文瑄也带来了，那天晚上特别开心，我对关锦鹏导演很敬仰，他也很喜欢我们的片子。

第二天我在机场碰到了赵文瑄，他在那儿看书，当时我正好在筹备电视剧《雷雨》，我突然一闪念，觉得他的气质特别像周萍。我马上就对他说：“我特别想请你来演《雷雨》，你知道这个剧本吗？”他说他当然知道，因为台湾版的《雷雨》就是他演的，我当时惊呆了，我们两个人就互相记了电话，回去我就和央视说了这个想法，他们也觉得特别合适，那时候还很少有人请台湾地区的演员到大陆来拍电视剧，我大胆地想了一下，问能不能请鲍方老师来演周朴园，王姬演蘩漪——等于因为《红粉》而组成了《雷雨》的班子。

南方周末：你们在《雷雨》合作后，又合作了《大明宫词》。

李少红：对，跟赵文瑄、归亚蕾老师合作了《大明宫词》，之后和归亚蕾老师又合作了《橘子红了》。缘分就这样延续下来，都是因为《红粉》结缘，我一下子打开了眼界。

《橘子红了》（2002年）中的归亚蕾（左）和周迅（右）。资料图

“我的性别意识是慢慢形成的”

南方周末：你个人的女性意识是怎么萌发的？你谈到拍《血色清晨》时还不是很自觉，但这部电影也已经涉及女性贞操等问题了，还是比较大胆的，你个人的性别意识是如何进一步融入作品的？

李少红：我的性别意识其实是在国家的历史变革中慢慢形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中国没有女性问题，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的职业女人也可以干，是没有性别歧视的，工资也能够平等。你看《还有明天》，西方有些国家女性要到二战后才能拿到选举权，但是我们50后这代人一直相信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不会有什么职业壁垒。

我算得上是中国内地最早在“三大”电影节上拿奖的女导演，《红粉》的意义也在于此，它让我们这代女性电影获得了“三大”电影节的认可，也是女性导演的一次亮相。1992年，我拍《四十不惑》的时候，西方观众都对女导演充满了好奇，我特别意外，所有人问我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身份，比如中国女导演有多少，或者我为什么选择导演这个职业。有一次一个记者问我中国有多少女导演，我下意识说人数挺多的，仅仅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来讲，粗略地算了一下，比较活跃的女导演就有二十多个，他们当时一片哗然。有人和我说当时北影厂女导演等于世界上所有女导演总和。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些职业的选择在西方社会是泾渭分明的，当时我觉得非常自豪。

但是到了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其他人的观点让我震惊。我们没有性别作为世界观的基点，不重视“性别的观点”，当时我的脑子就蒙了，但仔细想一想确实如此。我拍《红粉》的时候，想要说服大家从性别的角度讲故事，我还是挺怵的，怕他们觉得我太狭隘了，格局太小了，太个人化了——那时候“个人化”并不是一个好词，“个人化”是贬低自己艺术标准的词。

我当时也很纠结，但是拍了《红粉》，等到参加完世界妇女大会，我觉得这种视角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要重新找回和建立起自己的性别世界观。这种找回对我这代人来说是困难的，性别观念不是从始至终就存在的，等于被掩盖和压抑了，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是不清晰的。这个和更年轻的女性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等于被同质化了。包括我当时会觉得生育对女性真的是一场灾难，它对事业会有一些影响，内心也并不认同这件事。这些都是一些教育带来的，性别观念的慢慢建立是影响我创作的重要转折。

电影《红粉》中王姬饰演的秋怡。资料图

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大明宫词》，从性别视角去讲历史人物，把优秀的女性放在真正客观的世界里。《大明宫词》和已有的历史剧的区别，是它的整个叙事都坚持女性叙事。太平公主是一个政治人物，但她首先是一个女人，是女儿、情人和妻子，然后才是她的政治面貌。她用她的性别认知去解决所有跟社会，跟政治，跟权力之间的关系。你仔细看我们所有的台词、故事和角度全是从这里生发的，那种感受特别不一样。那是非常个人化的讲述，你特别容易共情她的情感。

观众们大多是普通女人，太平公主也是普通女人，她只是身处权力之中，她必须把女性所有的东西变成优势，才能去解决遇到的风险，因此我们使用了非常感性化和诗意化的女性叙事风格。

南方周末：当时选择用太平公主的视角颠覆了这段历史，是从开始就这么决定的吗？

李少红：对，开始就这么决定。其实从《雷雨》开始，我们就跟央视有了合作，我们给央视报题材，央视觉得可以，我们就去拍，然后他们再收购。拍《大明宫词》的时候，我们说想用女性的视角来讲故事，讲她们的生活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当时刘晓庆版的《武则天》播出，也非常轰动，我们想和这部电视剧不同。央视觉得挺好的，于是我就有机会去创作，让我在《红粉》《雷雨》之后，在《大明宫词》中逐渐找回一个女性叙事的自我。

南方周末：你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颠覆了大家对女性的认识，不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在《大明宫词》之前，大家想象不到这段历史还可以这么书写吧？

李少红：武则天的统治时期长达五六十年，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对武则天的书写非常有限。细思极恐，好像五六十年不存在一样，只有野史和传奇，所以她为什么给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她仿佛也在说，写什么都没有用，最后也只能屈服回归李唐，因为按照我们的伦理来说，武家的后人也不可能认可她这样一个姑母，她没有选择。

南方周末：你会觉得女性导演的身份让你困扰吗？

李少红：是会觉得有困扰的，大家在不断地强化和标签化这个身份，等于又给人立规矩，也是一种局限，把职业和性别又重新套上一个规范。有些女导演也有类似的烦恼，不想让人过多去关注性别本身，觉得拍电影就是了，认为这种强调也是一种歧视，我也会有这种感受，因此我基本上比较回避去谈这个。很多时候面对媒体的提问，我会说能不能不要老谈性别，应该公正地去看一个导演的作品，并不是因为我是女性，才去拍某个电影。

经济改革后，市场化的发展非常快，但当女性变成消费群体后，性别也成了商业和消费的一种标签，也是制造娱乐的一种方式，确实也让我感到进入了另外一种局限和困境中。

南方周末：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种女性的视角或者特质也是一种创作的资源。

李少红：对。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电影厂里面的女性导演基本上是分配制，不是现在说你想拍什么东西你去找钱，然后拍出来。我的第一部片子《银蛇谋杀案》就是厂里分配的，要求我就得拍这个，虽然我对这个故事没有感觉，可必须拍，因为年轻导演要闯一闯，要拍一点市场化的东西。

当时我对市场化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们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完全是按照艺术家培养的，讲的都是文艺片，看的都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作家电影之类的，老师都不给我们看好莱坞的片子，会觉得好莱坞的商业片都不好，都不艺术，我对商业片特别陌生。让我拍商业片我可苦恼了，只有现学。女导演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一般都是分配去拍儿童片，要不然就是爱情片和家庭片，无形中给你画了框，等于把你框定了，不会认为女导演可以拍一些大的历史题材。当时我也很烦恼，但我想现在拍一些不愿意拍的，还是要为以后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创造可能性。

南方周末：这些年你在选择创作的时候，会对某些题材有一些偏好？

李少红：我没有偏好，我感觉女性题材并不等于说只能拍女性，或者是只能拍家庭或者是孩子。女性电影是以女性的视角去看待任何事物，包括宏大历史。比如《红粉》这样的，在大的历史变迁中，从女性的角度怎么去看变革，怎么去看战争，怎么去看各种各样的境遇下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女性电影属性。我不忌讳各种各样的题材，但是我会用自己的认知去表达对这个题材的感受。

年青一代女导演更自信

南方周末：你最初入学电影学院的时候，当时班级里相对来说还是男生多，会觉得有不公平吗？

李少红：男生的确多，28个人中有9个是女生，但我们班已经是历届女生最多的了。我当时没有觉得不公平，大家都是平等竞争，我们所有的标准和目标都是跟男性对齐的。但是毕业后，确实觉得机会对女性来讲比较少。你没有犯错的余地，别人可能花八分力量，你就花十二分，别人花十二分你得花二十分。

很多时候，他们认为你不行，你就是不行，因为女性可能就是“狭隘”的，是“水平低”的，他们不接受女性对艺术的敏感，很多时候想法不会被痛快地接受，或者不会被痛快地认可。很多人真的认为艺术首先是男性才能更好地理解的，一个男导演获得一次成功往往可以被记住，但女性不能失败，哪怕有十部好片子，但只要有一部大家不满意的，那十部就都不存在了。我也得过银熊奖，但历次盘点中国人在三大电影节成就的时候几乎没有被提及过。后来，我就变得不太爱去说这件事，可是身边人也在鼓励我去讲讲，让大家记得还有《红粉》这样一部电影。

南方周末：确实，大家提及第五代的时候，更多都是谈及你的男同学们所获得的荣誉。

李少红：几乎他们得奖的电影节我也都曾得奖，《血色清晨》是在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得奖的，张艺谋的第一部片子也在南特获奖，我们第五代登上世界影坛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我的《生死劫》在第三届翠贝卡电影节得了奖，这两年重放的时候，才有影评人恍然大悟说这个片子这么好。有人说我太低调，我说不是我低调，是因为女性导演就应该低调，我要张扬的话就更麻烦了，会反噬自己的作品。女导演好像都不太爱讲自己，我们怕讲了之后人家觉得你太骄傲，觉得你自以为是，所有的声音都在教育你，女性应该低调，好好拍戏就完了，最重要的作品始终是下一部，很多时候只要失败一次就全完了。

我听到的全是类似的声音，慢慢变得更加不爱讲话，人家不认可就不认可吧。有时候别人会觉得我被低估了，我也只能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