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鲜为人知的是由于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于8月15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纪念日）竟然又一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引起国际社会众怒。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现实，现实却是正在行走的历史。

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原定于9月1日起在全国公映。

鲜为人知的是由于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于8月15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纪念日）竟然又一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引起国际社会众怒。

电影制片方当机立断，经连夜请示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领导果断决定：8月16日将《东京审判》在上海提前公映。

这场史无前例的“接力放映”，在上海拉开序幕，电影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当时的全上海只有十三家影院，每天从早九点到晚九点，全天十二小时不间断地在整点轮流放映，创下了上海有史以来最长的单部电影放映纪录。

关于这部电影还有哪些幕后故事，今天白羽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二战之后，欧洲人在不断地揭露、控诉纳粹法西斯的集中营、焚尸炉的同时，描写“谴责侵略战争”“惩罚战争罪犯”的各类文艺作品也都大量问世。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约瑟夫.E.珀西科所著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已被译成多种文本在全世界畅销，历史巨片《纽伦堡审判》也获得了多项奥斯卡金像奖。

相比之下，远东国际大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但是在当时，在国内外尚无一部全面描写审判过程的书籍与影视作品，在一些国家和领域之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甚至已经被遗忘。

据一项调查发现，日本成年人中竟然有近70%不知道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侵略暴行全然不知的也大有人在。

更有甚者，1998年东条英机的孙女还投拍过一部竭力美化战犯的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这部电影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描写东条英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如何把国际检察官驳得哑口无言。

尽管历史已成为过去，但人们却不能因过去而忘记历史，因为历史可以警醒现实。

1985年，作家唐灏在《瞭望》杂志上看到一篇《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的文章，被里面的历史所震撼。

随后，他便开始了对“远东国际法庭”多年的研究和调查，揭开了这段历史的真相。终于他在《文史资料》第35期上找到梅汝璈大法官的一篇回忆录。

唐灏于1986年开始着手撰写有关梅汝璈的电影剧本，1988年在西影厂《大西北电影》第五期上发表了《中国法官》。当时中国电影界颇有名望的导演吴子牛、滕文骐等都非常看好这个剧本，准备投拍，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

1995年唐灏开始动笔，准备创作长篇纪实文学《远东国际大审判》。就在此时，他遇到了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以及参加过东京审判，当时已经80岁的检察官倪征燠。

倪征燠回忆：当年他是作为“增援部队”而去东京的。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是英美法，重在举证。

而中国的法官们事前对此准备不足，庭审中较为被动，于是回国搬兵求援。倪检察官当时刚从欧美考察回国，对于英美法律流程比较熟悉。

在法庭上，倪检察官虽然没有充足的第一手证据，但他巧妙的运用了对方的证据作为反证，将战犯的罪行钉死在耻辱柱上。

倪征燠这位历史的参与者，毫无保留地为唐灏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最终，唐灏在北大图书馆中，找到了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照片和判决书的原本。

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创作《远东国际大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终于在2003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书籍的成功发售，重新点燃了电影的希望。2003年，唐灏开始创作同名电影文学剧本《远东国际大审判》，在创作电影剧本时还得到了著名导演谢晋的亲自指导。

在几易其稿之后，他与九江长江影视制作公司签署合同，被国家广电总局审批立项、并被列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重点影片，由高群书执导，电影题目也改为更加直接的《东京审判》。

作为一部历史正剧，《东京审判》在细节上做到了极致。

电影《东京审判》以原子弹的爆炸开头，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直入云霄的“蘑菇云”已然让人心颤，接着出现破烂的房屋，悲惨受难的民众，将电影的基调定的严肃深沉。

紧接着黑幕上显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一行字，俨然是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让人不得不用观看纪录片的认真态度来观赏接下来的内容。

审判中，日本战犯和辩护团成员都穿着军靴。东条英机的首席辩护律师所穿的裤子是日本陆军的军装，战犯中也有几个是着军装的，这无疑是对其军国主义的推崇，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挑衅。

在整个电影故事编排中，日本人也在为他们的“尊严”而蛮横无理地进行争辩。

街头撒酒疯的日本兵，重复着他们败给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似乎只有败给美国人，他们才虽败尤荣，他们才有“尊严”。

在法庭上，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战争罪犯各自表演的抗辩说词，也在“争”。

他们“争”的，一是为了掩盖事实，逃避惩罚；二是捍卫其大和民族可怕与可恶的“尊严”。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广漱一郎上场后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强硬质疑国际法庭的公正性、合法性，对审判法官的资格提出异议等，这些无理辩词显示了日本人蛮横的心理，他们是在为大和民族的利益竭力死争。

这部影片汇集了众多的演技派和偶像派明星，并从日本、美国请来资深演员出演战犯和检察官，11国法官也来自近10个国家。

曾与高群书合作过《闻一多》的刘松仁饰演中国法官梅汝璈，对于这个角色导演高群书说：“之所以选择刘松仁，是因为他的外语好，又演过上世纪40年代文人形象，气质上很契合。

演员英达和曾江分别饰演检察官倪征燠和向哲浚。

英达发挥他的良好英文功底，在法庭上用英文盘问日本战犯时慷慨激昂。

因《流星花园》走红的朱孝天和林熙蕾饰演一对因为战乱而分别的恋人。

曾志伟在片中饰演一个从中国战场回家的日本老兵。演员们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使影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整部电影在结构上可分为庭审前后、庭审中和庭审外等三条线索。庭审前的彩排，出现了排座次的分歧，庭审后却又出现了判处死刑的分歧。

在两次紧张而激烈的分歧中形象地刻画了梅汝璈坚定果断、机智沉着、据理力争的银幕形象。庭审中刻画了控方检察官约瑟夫·季南、倪征燠、向哲浚机智善辩、语言犀利、疾恶如仇、有理有节的电影形象。

与此同时也没有丑化日本人，东条英机同样沉着稳重、不露声色：大川周明的装疯卖傻、狡猾多端；松井石根的歪理邪说、振振有词；辩护律师思维敏捷、咄咄逼人，日本人以其不同的方式，否认事实，否定审判。

庭审并不像辩护律师所说的“是胜利者向失败者的复仇”，相反，战败者倒像胜利者一样镇定、自信、强硬，把一切战争罪行推卸得一干二净。

审判的过程更是困难重重，战犯们在审判台前仍然不可一世，气焰嚣张，坚决不肯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战犯们在如山铁证面前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绝口否认罪行。而日方律师不断狡辩和强词夺理，企图洗脱日本战犯的罪名。

看到所有日本战犯均不认罪，日本辩护团采用“延宕战略”不断制造事端，打扰审判程序。

我们这些半个多世纪后来的观影者都会气得拍桌子跳脚，更不用说当时身临其境的法官、检察官、记者们会是何等的激愤了。

面对这些，中国方面的检查组首席顾问倪征燠冷静机智地一步步设下埋伏，指东打西，将日方战争中的罪恶一点点揭发出来，举证出具体的历史事实后，不容战犯辩解，非常坚决地让战犯回答“Yes or No”，终于让他们低下了那颗死不认账的头。

卑劣无赖的日本律师，竭尽全力为战犯们开脱罪行，当看见一位日本陆军上校出庭指证日本人是战乱的主谋时，他不相信居然会有日本人出来指证。

他的震惊、不可思议让他不得不问一句：你是不是日本人？借助类似细节，更能体现人物的真实性、历史的立体性，更容易地把观众带入《东京审判》的情境中去。

《东京审判》作为再现历史的严肃正剧，整部片子可以说没有什么趣味情节可言，但不让观众感到乏味，这应归功于在细节处理上下的功夫。

梅汝璈在等待主审法官关于中国座席的回答时：窗边的一个背影，很挺拔很清晰，也很安静很沉重很矛盾；门一响，梅汝璈指间的长长的烟灰掉落地上，镇定背后的挣扎和忧虑尽在不言中了。

在最后的投票环节，梅汝璈有关死刑的说服，比任何一段审判都要精彩：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

在战场上打败敌人并不难，而说服中立态度的人向我们靠拢这才是至高的谋略。

电影《东京审判》的价值，远不止重现一段历史。这部电影和书籍的出现，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历史空白。

历史上，这场审判历时近两年七个月，出庭作证人达419人次，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它在告诉世人，东京审判不是胜利者的复仇，而是一场依据国际法，程序正义的文明审判。

这场对28位日本战犯艰难的审判过程，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它用将日军军国主义罪行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卷宗之中。

最终在各国法官和检察官等国际法律人士经过漫长的努力、权衡后将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二战元凶送上绞刑架。

审判结束后，梅汝璈独自走出法庭。

他有一段经典的内心独白：“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这段话，道出了《东京审判》全部的意义。这部电影的诞生历程，跟那场历时两年的审判一样，都是一场对抗遗忘的艰苦斗争。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座用光影铸就的纪念碑，提醒着每一代人：历史的真相不容抹杀，人类的正义必须伸张。

那些为了和平与尊严抗争过的人，值得被永远铭记。

来源：白羽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