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中叶，天津开埠通商，外国侨民与商行聚集于此。为适应他们的饮食习惯，西式餐厅开始在这里出现。最初，西餐主要服务于外籍人士与部分富裕阶层，在洋行工作的华人成为较早接触西餐的群体。据记载，天津最早的西餐馆出现于1898年，位于紫竹林及海大道（今大沽北路）附近

如果你问一个老天津人：“去哪吃西餐？”他多半会白眼一翻，不假思索地说：“起士林啊！介还用问？”

没错，在天津，起士林就是西餐的代名词。它和北京的“老莫”、上海的“红房子”一样，是一个城市的集体记忆，更是几代人的味觉情结。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家百年老店的背后，还藏着一连串比小说都精彩的故事——涉及末代皇帝、德国厨师、商标大战，甚至还有“大水泡掉三层楼”的玄乎传说。

德国厨师，天津创业，时间竟成“罗生门”

19世纪中叶，天津开埠通商，外国侨民与商行聚集于此。为适应他们的饮食习惯，西式餐厅开始在这里出现。最初，西餐主要服务于外籍人士与部分富裕阶层，在洋行工作的华人成为较早接触西餐的群体。据记载，天津最早的西餐馆出现于1898年，位于紫竹林及海大道（今大沽北路）附近。至20世纪初，西餐逐渐流行，经营者仍以外国人为主。其中一位德国厨师的创业故事，最终成为天津具有传奇色彩的饮食标志——起士林。

起士林的创始人阿尔伯特·起士林，原本是个跟着远洋轮船环游世界的厨师。1904年左右他来到香港，后来听人说天津外国人多却没像样西餐馆，二话不说就北上了。

关于他开店的时间，竟然有好几个版本：1901年、1905年、1906年、1907年…… 像个历史谜题。比较靠谱的说法是：1906年底筹备，1907年初在中街（今解放北路）开了家小店，1907年9月搬到了更阔气的威廉街（今解放南路），正对着大华影院（后改名“北京影院”），正式挂起了“起士林”的招牌。

此照片下面原附有一张用德文打字的旧卡片，中文译文是：“阿尔伯特·起士林，“起士林与巴德”的创始人，与他的后任托比奇和瑞却尔及一百多名天津籍员工，于1937年为庆祝建店30周年在屋顶花园合影。”由此推断开业时间当为1907年。

说起为啥搬家还真有个八卦，说是因为他嘲讽法国士兵，被驱逐了。但更可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生意太好，店不够用了！

从小店走上“巅峰”，还差点儿被大水“泡矮”三层

当初起士林能火，全靠实力。创始人精通菜点，1913年他又拉来德国好友巴德合伙，店名也改成了“起士林·巴德”。

但真正让起士林走上巅峰的，是1920年来的两个年轻人：奥地利人托比奇和他的朋友。托比奇特别会经营，还娶了起士林的妹妹，和起士林成了一家人。1934年，老起士林干脆把店盘给了小年轻，保留了部分股份后自己潇洒去了。

与此同时，天津西餐界另一个巨头“维格多利”（原名义顺合）正在崛起，和起士林打擂台。为了压过对方，维格多利在小白楼斥巨资盖新楼，原计划是气派的七层！结果1939年天津发大水，地基泡了汤，最后只能改成四层。这就是后来流传的起士林大楼曾被“大水泡掉三层”的真相，不过当时泡的不是起士林，而是它的竞争对手，而且更没有想到的是，风水轮流转。1953年，国营后的起士林接办了维格多利，搬进了小白楼浙江路那个“被泡掉了三层”但依然漂亮的转角大楼，维格多利大楼变成了起士林大楼，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位置。

小白楼地区曾经的维格多利大楼已成为如今的起士林大楼

皇帝、将军、大作家都是粉丝，还引发南北“李鬼”大战

起士林的火，是天津卫各界名流用嘴投票投出来的。

“少帅”张学良在天津生活期间是起士林的常客，知名作家张爱玲则是对起士林的面包念念不忘，还把这份舌尖上的记忆写进了她的小说里。末代皇帝溥仪寓居天津时，更是这里的头号粉丝。他带着婉容，在这里熟练地吃着德式香肠、黄油煎鱼和奶油栗子粉，彻底爱上了西餐，紫禁城的御膳房？对不起，请让我忘了它吧。

说到天津西餐厅的菜量，电影《师父》里有这样一句话：“天津的武行，没人能打五家。起士林的面包，没人能吃五个。”图源：《师父》剧照

名声飞出天津，传到上海滩。1928年，上海静安寺路开了家西餐馆，取名“凯司令”。但它的英文招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 Kiessling——和天津起士林一模一样。这算致敬还是高仿？两家后来还真打过官司。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法律条文基本是摆设，判决结果常常像开盲盒，公不公平，全看手气——结果“凯司令”竟然赢了！电影《色·戒》里还特意点了这层关系，易先生对王佳芝说：“凯司令是天津起士林的一号西崽（特指旧时在欧美侨民经营的洋行、西式餐馆等场所担任服务员的中国男子）出来开的。”

《色·戒》中王佳芝坐在凯司令的一幕 上海凯司令旧照

家族离散与传奇归来，情结跨越百年

二战后的时局变动，改变了这些外国创业者的命运。1947年，实际经营者托比奇一家，因为来自战败国奥地利，被国民政府勒令5小时内离开天津，只能带走20公斤行李，几十年产业瞬间归零。老起士林在20世纪50年代辗转回到德国，往后的每一个黄昏，他总会拖着缓慢的步履，独自走到寂静的火车站，坐在那张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长椅上，目光始终追随着一趟趟开往东方的列车，思念着他再也回不去的天津——那个他付出半生，却终成遥远乡愁的东方故乡。

1925年起士林全家合影

但“起士林”三个字，早已扎根在中国天津。老起士林的儿子威诺·起士林1919年在天津出生，一直视天津为故乡。2001年，他被邀请回津参加活动，并被授予“天津市荣誉市民”。2005年，85岁的他携妻重访天津，去了小时候读书的学校（今台湾路小学），尽管物非人亦非，但仍满心感慨。

2005年2月4日，在天津出生、现在德国科布伦茨居住、85岁的小起士林夫妇来到天津，与他们的好友、作家航鹰相聚。本市山水画家申世辉将自己新创作的国画《桃红又是一年春》送给了他们夫妇二人。尉迟健平摄

更传奇的是托比奇的儿子海因茨的故事。1997年，67岁的他悄然回到天津，连续一个月，每天独自坐在起士林同一位置用餐。无人知晓这位安静老人的身份——他只是默默切着牛排，品尝糕点，在熟悉的气味与光影中，重温童年记忆，在心里依然在说：“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故事。”那一刻，刀叉轻响、杯光流转，仿佛时间从未带走这家店与一个家族的血脉牵绊。

如今天津的餐饮业繁荣兴盛，西餐更是丰富多样，从正统的欧陆菜系到融合创意佳肴，选择目不暇接。但说到起士林，天津人心里总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留给它。历史的大浪淘沙，饮食的潮流变迁，唯有真正融入城市记忆的味道，才能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不止于舌尖的、绵长而生动的情感印记。走过百年风雨的起士林早已成为天津的一个文化符号！

作者｜晓渔

来源：津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