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源头可追溯至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地方文艺汇演，湘剧版《园丁之歌》以 “如何引导学生为革命学好文化” 为核心命题，回应了当时 “读书无用论” 的社会困境。

《园丁之歌》的连环画改编，紧系着作品本身跌宕的命运与特殊的时代语境。

其源头可追溯至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地方文艺汇演，湘剧版《园丁之歌》以 “如何引导学生为革命学好文化” 为核心命题，回应了当时 “读书无用论” 的社会困境。

1974 年，该剧被摄制成电影却遭批判，那句 “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 的唱词，竟被曲解为对 “革命实践” 的挑战。

直至 1970 年代后期政治风向转变，作品才得以重评正名，成为党报体系中最早获得肯定的文艺作品之一。

正是在这一 “拨乱反正” 的文化背景下，电影连环画《园丁之歌》应运而生。

1977 年 6 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率先推出改编版本，由柳仲甫改编，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供稿，首印便达 100 万册，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同年 3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推出另一个版本，由顾延培、朱其昌编文，徐有武、韩敏、金奎等知名连环画家联合绘画。

彼时的连环画正承担着 “文化启蒙” 的使命，将这部重获新生的教育题材电影改编为 “小人书”，既是对银幕经典的延伸传播，更是以视觉化方式向大众重申 “知识重要性” 的时代诉求。

与其他革命题材连环画不同，《园丁之歌》的魅力不在于宏大的历史场景，而在于对基层教育困境的细腻描摹，其故事内核直指 “革命” 与 “文化” 的深层关联。

连环画紧扣电影剧情，聚焦青年教师俞英与工人子弟陶利的互动：

陶利因对 “学文化” 的意义认知模糊而厌学，俞英并未简单说教，而是通过耐心引导，让他逐渐明白 “没文化难担革命重担” 的道理。

这一叙事看似简单，却精准触及了 1970 年代的社会痛点 —— 劳动人民虽在新中国获得了学文化的权利，却仍面临 “为革命读书尚不明” 的主体性危机。

连环画对关键情节的取舍尤为精妙。它保留了 “陶利祖父借债送子上学” 的细节，这一曾被批判为 “武训式思维” 的情节，在连环画中成为凸显劳动人民 “渴求文化权利” 的有力注脚；

而俞英与同事方觉的对话，则通过画面与文字的结合，隐晦展现了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这种叙事既规避了复杂的政治争议，又保留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让读者在翻看画面时，自然思考 “文化与革命”“教育与成长” 的核心命题。

正如评论所指出的，这部作品通过 “不听话的学生” 与 “有耐心的教师” 形象，提供了在革命内部理解个体文化诉求的样本，这正是其超越普通教育题材作品的价值所在。

《园丁之歌》的艺术成就，更离不开创作团队的精湛技艺，尤其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版本，集结了徐有武、韩敏等连环画名家，将写实风格与情感表达推向极致。

作为擅长人物刻画的画家，徐有武等人精准捕捉了角色的精神气质：

教师俞英身着朴素衣裳，眼神中透着温柔与坚定，无论是在课堂上讲解知识，还是在课后与学生谈心，姿态都自然亲切；

而学生陶利从 “厌学叛逆” 到 “主动求知” 的转变，则通过眼神从 “迷茫” 到 “明亮” 的细节变化清晰呈现。

场景刻画同样极具时代质感。教室场景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的标语赫然在目，木质课桌椅、黑板上的粉笔字、墙角的扫帚，每一个细节都复刻了 1970 年代的校园风貌；

在构图上，创作者擅长用 “近景特写” 传递情感，俞英抚摸陶利头的瞬间、陶利低头认错的模样，都以紧凑的构图增强了画面的感染力；

而课堂全景则采用开阔布局，展现师生互动的和谐氛围。这种 “以小见大” 的绘画手法，让教育故事充满了烟火气与情感温度。

来源：灯塔小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