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柳霜1936年1月26日离开旧金山，11月28日返回，离开好莱坞的时间达到10个月，一个比较完整的间隔年。在这段时间里，她没有演戏，没有表演他人的生活，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
《上海的女儿》
黄柳霜1936年1月26日离开旧金山，11月28日返回，离开好莱坞的时间达到10个月，一个比较完整的间隔年。在这段时间里，她没有演戏，没有表演他人的生活，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
等她回到美国，《大地》已经完成拍摄。黄柳霜的间隔年为市场带来新的话题，崇尚的力量的好莱坞并不在意她的态度。派拉蒙和她签约拍摄三部电影，还把她借给华纳兄弟拍摄了一部电影。
黄柳霜的收入达到了一生中的最高点，《唐人街之王》片酬9790美元。当年美国家庭年收入大约在2000美元，黄柳霜的收入水平似乎并不算很高。以片酬论，她在好莱坞演员中只能算是中上。传记作者郝吉思说，1938年公布美国赚钱最多的100名演员排行榜上没有黄柳霜。经济条件好转后，她花18000美元买下了一栋四个单元的房子，位于San Vicente大街和四大街交汇处，郝吉思对她的置业眼光非常欣赏。
中国之行提升了黄柳霜对文化、身份和艺术的思考。回到美国之后，黄柳霜的民族自豪感出现了大爆发，对于自己的职业方向也有了新的看法。作为从事创意工作的人士，本来就需要不断地寻求新的输入和新的方向。黄柳霜的中国之行是米高梅的拒绝促成的，客观上却起到了迫使她做出职业反思的效果。
1937年秋天，派拉蒙公司拍摄《上海的女儿》，黄柳霜担任女一号。这是一个为父复仇的故事，黄柳霜扮演的画廊老板意外卷入罪案调查，变身为侦探。黄柳霜对这个角色非常满意，她告诉媒体，《上海的女儿》对中国做了正面描述，里面有了令人同情的角色。
和之前不同的是，在拍摄过程中，黄柳霜对这部电影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她建议派拉蒙对剧本进行修改，让女一号在剧情中起更加重要的推动作用。她的热情介入使得这部影片在内部获得了代号“黄柳霜的电影”。在黄柳霜的职业经历中，《上海的女儿》也有独特性。影片结尾时，男主角安必立向她饰演的女主角求婚。现在，黄柳霜不光可以在电影中不死，甚至还可以有快乐的结局，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2006年，《上海的女儿》收入美国国家影片保护委员会登记表。作为B级片，这是少有殊荣。可能是因为影片体现出来的进步色彩，让亚裔演员担任主演，并且他们的角色都是正面，A级片为了迎合主流价值观反而做不到。
派拉蒙公司在合同中要求她塑造美国化的女性角色，黄柳霜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她的角色不应当只限于满足美国观众，还应当吸引其他国家的观众。派拉蒙公司接受了她的看法，还将这场争论公开发表在电影宣传册上，显示出对黄柳霜全球化眼光的赞同和欣赏。
黄柳霜的确拥有更好的条件，她经常出国演出，拥有有世界级的市场观察，在美国受到限制和在中国受到批评，都增加了她的文化敏感性。这些积累使得她在与电影公司交涉时更主动，更有说服力。派拉蒙公司出于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也愿意配合。在拍摄《上海的女儿》和《唐人街之王》两部电影时，剧本都得到洛杉矶领事张紫常的批准。
1936年之前，黄柳霜的目标是建立清晰的职业形象，欧洲间隔年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中国行之后，她的自我意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主动建立华人明星的社会文化形象。其他华人演员很难做到，他们多数还在个人形象管理阶段。当然有条件是一回事，采取行动是另一回事。回国访问获得的刺激成为她的力量来源，她为改变华人电影形象所做的的努力和拒绝米高梅角色是前后一致的行为选择。
中国之行意味着好莱坞从此有了敢于说不的华人影星，黄柳霜完成了个人形象历史创造的第二步。如果只有第一个间隔年，她只能算是成功的演员，有了第二个间隔年，她在美国社会文化领域中树立了新形象，今天的人们承认和纪念她的这份功劳。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黄柳霜的电影形象发生改变，是她对民族身份认同和热爱中国文化的表现，并不代表她放弃了以往的Flapper价值观。1938年，摄影师George Hurrell为她拍摄了一张相当大胆的照片。和黄柳霜大多数照片不同，这张照片看上去相对朴素。但图像传达出来的力量感很强，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是黄柳霜影迷们最喜爱的照片之一。
1937年以后，黄柳霜在银幕上的衣着已经相当保守，几乎是中产阶级女性的打扮。与电影形象不同，这些摄影影师作品完全是她本人意愿的体现，反映她对自我的不断认识和打破边界的勇气，也显示出她蔑视中国社会精英和传统文化教化女性的企图。
《爱国者》，赛珍珠和奥森·威尔斯
派拉蒙非常精明，他们和黄柳霜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每次黄柳霜间隔年之后都会和她签约，利用她在间隔年后获得的新闻性作为电影的卖点，而在间隔年产生的热点过去之后则会退出合作。1939年，黄柳霜拍摄完成四部电影后，派拉蒙不再续约。
这一年年初，她参加了一部广播剧，根据赛珍珠的《爱国者》改编。4月14日，节目在CBS Cambell Playhouse播出。黄柳霜一直期望能够在赛珍珠的作品中扮演一个角色，可惜她和赛珍珠的接触始终不顺利，没有直接合作的机会。
《爱国者》是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第一部小说，宣传效果很好。黄柳霜这次能够出演应该是广播剧制作单位的安排，因为她们需要利用黄柳霜的明星品牌和华人身份作为号召。这个节目多少算是弥补了她之前没有参加《大地》演出的遗憾。广播剧由奥森·威尔斯（Orsen Welles）改编、导演、制作并演出男一号，这时威尔斯已经是著名的舞台剧演员和导演。黄柳霜和威尔斯搭戏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两年后，威尔斯将导演他最伟大的作品《公民凯恩》。
《爱国者》的主角是一位上海银行家的儿子，作为左翼青年，他参加上海的工人运动。国民党清党后他上了枪决名单，只好在家庭的安排下逃往日本，后来和日本女性结了婚。小说描写了面对中日战争时有亲属关系各方的矛盾和选择。
黄柳霜的角色是主人公家里的丫环牡丹，属于另一条故事线中的次要角色。当时赛珍珠通过斯诺对红军长征已经有所了解，她安排牡丹和主人公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学在上海相识，清党后两人逃往江西参加红军。
在节目开始5分钟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奥森·威尔斯和黄柳霜两个人在讨论什么是革命，革命者是好人还是坏人。这部分内容听起来有一种玄幻的感觉，按阶级成分来说算，威尔斯和黄柳霜一个是反动文人，一个无耻堕落演员，和节目内容形成反差。
10年后，全面抗战爆发，主人公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代表蒋先生到陕北找他当年的同学，这位同学如今已经成为红军将领。他在那里再次遇到牡丹，穿着红军的军装。这就是说，黄柳霜在1939年用声音扮演过红军女战士，而且是参加了长征的战士。
在节目的第44分钟，黄柳霜向主人公介绍她的个人经历。她和主人公的同学结婚，有过两个小孩。第一个五岁时在江西因为营养不良去世，第二个出生在长征途中，不得不送给一家农户，具体的地点也记不清了。这样的情节超越想象，只能是来自斯诺的采访记录。今天人们在评价这部小说时，往往会说牡丹是一个失败的形象，因为她的经历太离奇了，一看就是编造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赛珍珠的动机，她急于将长征故事写进小说里，如果只有男性形象，当然会缺乏感染力。必须有牡丹这个人物，还必须是底层劳动者出身。
在广播剧中，黄柳霜偶然扮演了女红军的角色。她对长征有了解吗？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当然可能性还是有的，1936年夏天，黄柳霜在北京见过斯诺。摄影师黄海升是斯诺的好友，介绍他们认识。斯诺正在准备前往陕北，之后他成为名人，黄柳霜应当会听到他的消息。长征是1934年到1935年，《红星照耀中国》是1937年在英国出版的。1939年，长征的故事已经出现在美国最主流的广播剧里，很难想象黄柳霜和中国革命以这样的方式有了联系。
作为好莱坞首位华人明星，黄柳霜创造了许多个历史第一。在这部广播剧中，她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演出女红军和长征故事的电影明星。也许当时苏联的剧场会有类似的形象，但他们的资料肯定比不上斯诺，影响力也比不上黄柳霜参加的这个节目。Cambell Playhouse是美国CBS电台的冠名节目，每周一期，每期一小时，连续播出两年，是奥森·威尔斯最著名的作品系列。
在广播剧结束部分，有一个简短的访谈，参加访谈的是威尔斯、黄柳霜和赛珍珠。黄柳霜在演员表排名第二，参加访谈是正常的。但威尔斯显然不大重视黄柳霜，整个访谈中她只讲了一句话，是对赛珍珠的寒喧。剩余的时间都是威尔斯和赛珍珠对谈，这也可以反映她在社会精英中的形象。黄柳霜是华人，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对广播剧剧情的背景上海比较熟悉，她应该在谈话中有贡献，但威尔斯把这些谈话全剪掉了。黄柳霜在这次广播剧中的表演没有特别出彩，据说演出过程中还忘词了，她在广播业务上后来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澳大利亚巡演
好莱坞没有片约，欧洲已经是战区，不能再去巡演。要留在好莱坞等待施舍吗？这不是黄柳霜的性格，她已经习惯于到远离美国的地方赚钱。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受到战争涉及，当地影迷愿意看到她。1939年6月，黄柳霜前往澳大利亚，展开巡演之旅。澳大利亚是一个电影消费的重要市场，这里的观众对黄柳霜很熟悉。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到澳大利亚市场做宣传的电影明星不多。
澳大利亚华人数量较多，历史上矿山开发雇佣了大量华工（胡佛与开平矿案：欺诈+杠杆收购
）。当地政府对待华人的态度和美国政府类似，也有排华法案。黄柳霜的巡演展示了一个新的、现代华人形象，受到华人社区的响应。领事馆很重视她的到访，悉尼总领事保君建到船上迎接。黄柳霜也很配合，在船边欢迎时表达了感谢并用粤语向全体澳洲华人问候。这段新闻短片在澳大利亚电影院放映，在中国抗战的背景下突出了华人的社会影响。
黄柳霜到达时，澳大利亚正处在对华政策转变的前夜。1938年11月，澳大利亚发生达尔弗拉姆号事件。悉尼向南100公里有一个Kembla港口，属于卧龙岗市。达尔弗拉姆号货轮在这里停靠，准备装载必和必拓公司的生铁运往日本神户。获得这一消息后，Kembla码头工人拒绝为达尔弗拉姆号装载。他们发布声明说，这些生铁是战争物资，是要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已经有一年多，有关日军侵华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已经在澳大利亚媒体上刊载和传播。澳大利亚民众同情中国的遭遇，他们知道，未来如果与日本作战，利用这些物资制造的炸弹也可能落在他们国家。
11月15日，180名码头工人宣布罢工。工人的正义主张受到澳大利亚各界的支持，华人社会积极捐赠，向罢工工人提供生活费用。澳大利亚政府则声称对外政策只能由政府决定，威胁对工人采取法律措施。必和必拓试图在其他港口进行装卸，然而所有的港口都拒绝了。为了声援工人罢工，悉尼的一位剧作家紧急创作了一部话剧“码头风云”，由著名的New Theater组织演员在卧龙岗市演出。演出吸引了2000人参加，但最终被警察取缔，逮捕了5名演员。
12月19日，澳大利亚全体工会成员在会费之外每人捐出1先令，支持Kembla码头工人。另一方面，必和必拓公司处心积虑破坏罢工，他们在圣诞节前突然宣布裁员4000人，声称码头工人罢工是导致裁员的原因。必和必拓的行为让工会陷入被动，大批工厂工人生活出现困难，不可能通过捐赠来解决。罢工又持续了一个月，1936年1月21日，码头工人与政府达成协议，恢复生铁装载。
达尔弗拉姆号生铁事件引发的罢工持续时间超过10周，是澳大利亚人民声援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也是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史上的代表性事件。在Paycheck和Conscience之间，Kembla码头工人选择了Conscience，向中国人民表达了善意和支援。2018年，达尔弗拉姆号事件80周年，Kebla港口树立了纪念碑，由华裔设计师祖天丽设计。
黄柳霜6月4日抵达悉尼，公众都还记得达尔弗拉姆号事件。5月，宋美龄在重庆用英语向澳大利亚做了广播。这些事件使得当地社会对华人持有空前的好感。黄柳霜的到来，在澳大利亚社会看来，不只是美国明星的巡演，也是中国女性和支持中国抗战的一个代表。
澳大利亚巡演的合作方是Tivoli剧院，在悉尼和墨尔本都有剧场。剧院经理Frank Neil1934年就曾经邀请黄柳霜到澳大利亚演出，当时黄柳霜主要在欧洲巡演，方便随时回美国接拍电影。形势变化很快，澳大利亚现在成为不多的相对平静的可以组织演出的地区。黄柳霜带了一个团队来澳大利亚，称为Highlights from Hollywood。队伍中有钢琴师、舞蹈、喜剧演员等，不过作为演出招牌的只有她自己。
她在澳大利亚的巡演强度很高，每天演出两场，周日还要参加华人社团Young Chinese League组织的募捐活动。在澳大利亚巡演期间，报纸上登出了黄柳霜的商业广告，为手提式雷明顿打字机做广告。女明星不代言化妆品或服装，而代言一款文化类产品，这可能是黄柳霜特别的要求。
巡演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反映出巡演演员的困难处境以及黄柳霜的应对经验。她在欧洲有过巡演经验，但她并不了解澳大利亚观众的期望。和欧洲观众不同，澳大利亚观众对她的歌唱表演没有很大兴趣，反应不是很好。演出结束后，剧院经理Frank Neil让所有人留下来听他训话，他对黄柳霜进行了人身攻击，他说黄柳霜是过去时，没有希望了，faded old bag。
大家都很紧张，深怕黄柳霜崩溃，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面对Neil的指责，黄柳霜表现得很平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站在那里听他说完，接下来她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Neil先生”，鞠躬后离开，其他人开始鼓掌，对她的沉着回应表示支持。
剧院方面也要想办法帮助黄柳霜，他们决定写一出新戏。最好是根据中国发生的时事新闻，可以发挥她的特长。6月14日，天津发生封锁英国租界事件。国民政府的四名特工在天津刺杀汉奸后退入英租界。日军要求英租界交人，英方拒绝后，日军决定封锁英租界，这一事件自然引发澳大利亚各界关注。
剧院以此为背景排练了一出10分钟的短剧，黄柳霜和其他演员迅速投入排练。同时，他们在报上登出消息，从7月1日起，巡演中将临时加入这段由黄柳霜主演的新戏。黄柳霜扮演一位抗日女战士，以天津刺杀事件为背景，最后她牺牲自己拯救村庄。虽然媒体批评说这只是活报剧，是政治宣传，但演出获得了正面的反馈。
澳大利亚媒体总体上对黄柳霜表示友好，他们特别对她的口音做了好评，说她没有一点美国口音。她的口音是当时比较流行的World English，一种阶级成分不明显的英音，代表良好教育和文化修养。9月，黄柳霜回到美国。
回顾澳大利亚之行，不得不感慨，黄柳霜真是赚钱能手，不辞辛苦将IP延伸到每个能够获得利润的市场。她是全球化受益者的典型，华人出海创业的先锋，从美国到欧洲、亚洲，现在是大洋洲。
好莱坞是效率最高的分销商，它制造明星，在全球市场上创造流量，先收割一波红利。黄柳霜运用共生的原理到当地市场，将线上流量转化为剧场流量，再收取一侦骑利润。澳大利亚巡演就是利用《唐人街之王》上映的档期，她自己也是在墨尔本看了这部电影。当然，她也将流量分享给经营困难的剧场和演员，这种捞金的行为没有让当地民众讨厌。可惜寄予厚望的《唐人街之王》在澳大利亚票房平平，让她感到失望，后来她提前一周结束了巡演。澳大利亚之行暴露出她职业规划上脆弱的一面，这道阴影未来还会扩大。
演艺事业的转折点，宋美龄的态度
1939年是黄柳霜演艺事业的转折点。她有了新的主张和目标，但是电影市场却逐渐向她关上了大门。她当然有权追求新的形象，但这类形象可能并不是观众愿意付费的。学者Karen Leong认为，在银幕上展现正面中国人形象符合美国政府宣传需要，但这和观众的趣味并不一致。
在澳大利亚巡演时，一位记者曾经坦率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对黄柳霜在电影中的形象改变感到吃惊，和她之前的形象差别有点大。[i]这说明观众已经形成了对她的期待，他们并不喜欢她在电影中逐渐保守起来的（同时也是更加爱国或正面反映华人生活的）形象。这一时期反而是华人男演员在好莱坞比较活跃，因为需要演出战争片，无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的日本军官都需要他们。美国政府把所有日本侨民都关起来了，好莱坞需要华人演员填补日本演员供给缺口。
从影18年后，黄柳霜发现自己突然间没有片约了。刚刚从中国返回时，情况似乎很不错，她在多部电影中出演女一号。1938年，她和华纳兄弟签约准备拍摄5部东方侦探片，后来只拍摄了一部。现在，电影公司认为，她的个人形象变得陈旧，新的电影形象没有吸引力。结论是，她已经不再有票房号召，但他们又不愿意告诉她，从现在开始只能演出边缘性角色。结果是主角不找她，配角也不找她，而黄柳霜则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也有人认为，黄柳霜失去片约是因为她的努力与市场潮流不一致。美国市场对东方神秘题材和东方人物性格失去兴趣，黄柳霜在中国之行中所获得的启发无法用于美国市场。这和她的欧洲间隔年形成对比，她在欧洲获得的声誉可以触动美国市场，而中国之行没有这样的效果。随着中美结盟变成现实，中国政府的态度也会影响好莱坞。黄柳霜不大可能从中国政府获得支持，中国的文化精英对黄柳霜则更是冷淡。
没有拍片机会，黄柳霜开始将更多时间用于支持中国抗战的宣传活动。1939年初，她给朋友写信，对没有寄送圣诞礼物表示抱歉，因为过圣诞节的钱都捐出来用于支援中国医药。她有一个习惯，每拍一部电影，都会买下至少一件演出服。现在她将这些演出服捐出来拍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持医药援华。
1940年，她担任一碗饭运动电影演员分会主席，在纽约和波士顿参加了筹款活动。一碗饭运动是邀请美国民众购买中餐馆的餐券，凭餐券到中餐馆用餐，利润的部分则捐赠给医药援华组织。黄柳霜喜欢一碗饭运动是可以理解的。这项公益活动的设计照顾多个利益相关的诉求，中餐馆获得生意，美国民众通过用餐表示对华人社区的支持，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公益机构能够获得可持续的捐赠收入。
1942年，黄柳霜拍摄了两部政治宣传片，《轰炸缅甸》和《重庆来的女人》。好莱坞矫枉过正，电影里面的正面形象全部由亚裔演员扮演，坏蛋全部由白人出演，结果导致银幕上出现了一位身材高大的日本将军形象。这两部影片制作粗糙，损害了她的IP资产。她将每部电影的片酬4000美元捐给美国援华联合会。[ii]
黄柳霜还为一本中国食谱作序，向家庭主妇介绍如何用美国市场常见的食材烹制正宗的广东菜。从饮食文化角度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情感，而不依靠血泪控诉，这是黄柳霜的筹款之道。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好莱坞茶话会事件，这一事件对黄柳霜本来已经黯淡下来的职业前途造成更大的打击。1942年11月，宋美龄以蒋介石特使身份访美，她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引起轰动。1943年4月1日，好莱坞为宋美龄举办了有200位明星参加的特别茶话会，英格丽·褒曼、芭芭拉·斯坦威克等著名演员参加。黄柳霜没有出席，因为没有人邀请她。
事后，《贝弗利山通讯》主编Robert Wagner夫妇在刊物上提出了批评。他们说，有些好莱坞演员之前从没有参加过为中国抗战捐款的活动，茶话会是他们的第一次。当然，他们也做的很好。可是，好莱坞都知道，黄柳霜是最早最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演员，她为此奉献的时间超过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茶话会既然名义是为了声援中国抗战，不请黄柳霜很难令人信服。此外，不光是黄柳霜，洛杉矶华人社区领导人也没有得到邀请。只有领事馆官员出席。
Robert Wagner就是当年鼓励黄柳霜写作的那位记者，黄柳霜1932年1月发表的关于中国东北的文章也是在《贝弗利山通讯》上发表的。黄柳霜对报道做了礼貌的回应，她说自己不出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多人听到了蒋夫人的声音，好莱坞露天剧场的活动很成功。[iii]
Robert Wagner的批评有事实依据，主办这场活动的好莱坞著名制片人David O.Selznick做了回应，他说没有邀请黄柳霜是有特殊原因。后来披露的信息是，宋美龄曾委托一位姓熊的先生专门找到主办方，要求不要邀请黄柳霜。至于为什么不邀请华侨首领，也许因为这算是好莱坞的专业活动。由此来看，只有黄柳霜一个人是专门用来表明中国政府态度的。1936年，她在香港受到本乡民众的攻击。1943年，她在自己出生的地方、自己的家乡和职业活动所在地受到送上门来的羞辱。
关于宋美龄羞辱黄柳霜的原因，没有任何文件依据。只能从宋美龄出使美国的整体任务来理解。她11月18日到纽约，2月18日在国会演讲，中间的时间主要用于观察舆论和试探。对于演讲内容，蒋对宋的指示有三条，一是态度，不要训示，不要请求。二是强调太平洋战区的重要性，三是指出日本是中美共同敌人。
宋给蒋回电保证三点，维持国家尊严，宣扬抗战的贡献，阐明中美传统友好关系。宋美龄人在美国，深知欧洲第一是基本国策，不可能靠讲话来提升太平洋战区的地位。这样，她能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中国包装为强者，是有资格与美国并肩作战的盟友，避免留下恳求援助的印象。
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宋美龄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我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今天来看，这个讲法很奇怪，因为国民党早期的海外资金来源就是做苦力和洗衣工的华人。但在当时，这类说法很多，并不算是问题。
政治家要表达国家强盛或制造国家强盛的幻想来吸引追随者，就需要打击一些特定的对象，黄柳霜是比较有名而又没有反抗能力的打击对象。如果请国内民众投票表态，结果估计也是一样。就算在唐人街投票，黄柳霜恐怕也只有出局。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人能够抵挡。当精英主导了话语权，受压迫者反而会产生理解压迫者和自我否定的想法。宋美龄没有邀请唐人街的华人领袖，他们在事后也没有表示意见。
黄柳霜的行情断崖式下跌。她的真实想法如何？没有相关的资料，至少表面上还要保持冷静。也只能这样，不可能能得罪好莱坞那么多人。类似的情况过去也有，比如她从中国回来之后参加了好莱坞庆祝《大地》上映成功的活动，和Louis Rainer一起出席。
茶话会事件当然也会影响好莱坞对黄柳霜的看法。之前杜庭修说中国观众不喜欢黄柳霜，大家可能还有些怀疑。现在宋美龄又来亲自演示一遍，加深大家的印象。
茶话会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将黄柳霜第二个间隔年努力化为泡影，就好像她是为了远方出走好莱坞，但是远方来人告诉好莱坞黄柳霜告诉我们的远方只是想象。她的一个重要人设，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完全失去了真实性。除了好莱坞，美国华人社会相当于接到了政府的正式通知，黄柳霜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从传记作者的叙述来看，1943年之后，有关黄柳霜参与抗战募捐活动的信息少了很多，估计是没有人请她。反而是她参加美国政府组织劳军活动的报道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黄柳霜的职业发展还会有新的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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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读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