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的电影市场里,说难听点,几乎等于没上映。(当然比前两天写的《鹿鼎记》还是强多了)
经典悬疑片《控方证人》最近国内重映。
一周多了,票房刚过400万。
这个数字放在今天的电影市场里,说难听点,几乎等于没上映。(当然比前两天写的《鹿鼎记》还是强多了)
但有意思的是,你去社交平台上搜,为数不多买了票的年轻观众,依然是一水儿的好评。
“一部黑白老片居然把我看傻了”“最后十分钟脑子嗡嗡的”“看过这么多悬疑片,愣是没猜到结局”。还有人表示,好久没有被电影骗得这么爽了。
一部1957年的黑白老片。没有特效,没有快节奏剪辑,甚至连配乐都克制得很。全程几乎是人物在室内的对话戏。
它是怎么做到的?
你去看影评,大多数都在讨论这部电影的反转。三重反转、四重反转,各种技术分析,拆解得头头是道。
但要讨论重映的口碑,这反而是不太重要的部分。
原因?
今天的观众已经被反转喂饱了。甚至喂撑了。
你随便打开一个短视频平台,那些三分钟讲完一部电影的博主,哪个不是以反转为卖点?你再去翻翻近十年的悬疑片,哪部不是结尾来个大反转?
观众早就对反转免疫了。甚至产生了抗体。
很多人看悬疑片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转:“凶手肯定不是他,太明显了。”“这个角色戏份太少,肯定有问题。”“这个证据出现得太突然,肯定是假的。”
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了一群专业的反转预测机器。
但《控方证人》还是骗到了他们。
这说明电影做成了一件事。一件比“设计精巧的反转”更根本的事。
表面上,这是一部法庭悬疑片。一个男人被控谋杀了富婆,他的妻子站在了控方证人席上指证他。最后真相大白,坏人落网,正义得到伸张……
真的是这样吗?
你重新看一遍电影的开场。第一个镜头,是英国最高法院开庭的仪式。法官和律师们身披法袍,头戴假发,一本正经,肃穆庄严。
然后镜头一切。
胖律师韦尔弗里德爵士坐在轿车后座,旁边是唠叨的护士。他刚出院,身体虚弱,脾气暴躁,各种抱怨。
看出来了吗?
开场两分钟,导演就告诉你了:这个电影里,每个人都在演戏。
法庭是一个舞台,法官和律师的装束是戏服。那个正义凛然的大律师,私底下是一个偷藏雪茄、跟护士斗智斗勇的狡猾老狐狸。
他在扮演一个角色。他的公众形象是冷静睿智的法律界泰斗。他的真实状态是心脏病发作后体力和判断力都在衰退的老人。
整部电影,从头到尾,都是这个主题的变奏:
每个人都在扮演“希望别人相信的那个自己”。
更大白话一点,他们都在立人设。
回想一下,人设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大概是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人设。朋友圈里的你,微博上的你,抖音里的你,和真实的你,是同一个人吗?
多数时候不是。
我们精心挑选发出去的照片,加上好几层滤镜。斟酌每一条状态的措辞,再用AI润色一遍。删掉那些不符合形象的内容,经营出一个理想中的自己。
这不是虚伪,是当代的生存策略。
而《控方证人》里的每一个角色都在做同样的事。
被告沃尔,看起来英俊、坦诚、有点傻气,像个无辜受害者。
他的妻子克里斯汀,冷漠、疏离,在法庭上指证丈夫,像个蛇蝎美人。
大律师韦尔弗里德,机智、睿智,老谋深算,代表着正义的化身。
但这些都是人设。
电影的反转不是在揭示谁是真凶,是在撕开人设:你以为看到的真实,只是另一层表演。
这样一个故事,为什么68年后还能打动人?
因为我们比1957年的观众更理解“表演”是什么意思了。
想想看。
1957年的美国人,或者若干年前的中国人,社交圈是有限的。邻居、同事、同学、亲戚,大家彼此了解。一个人是什么样,大家心里有数。
2025年的人呢?
我们每天接触成百上千个陌生人的形象。每一个形象都是精心构建的。我们早就习惯了一件事:人前的样子≠真实的样子。
所以当《控方证人》最后告诉你,“你同情的那个人其实是坏人,你讨厌的那个人其实是好人”,你不仅仅是被骗了,同时你是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自己。
你也每天在扮演。也每天在被别人的表演所欺骗。
这个感觉,远远超越了被一个戏剧性的反转骗到。
本片导演比利·怀尔德是犹太人。二战的时候,他的母亲、祖母和继父都死在了集中营。他是孤身逃到美国的难民。
他给女主角设计的背景是什么?来自一个战后从德国被划入波兰的城市。她流落到汉堡卖唱,唱的歌词是:“我无家可回,明天不会到来。”
发现没。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悬疑故事。这是一个经历过二战的人,在用一个法庭故事讲一件事:
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的真面目。
那个看起来值得同情的人,可能是恶魔。那个看起来冷酷无情的人,可能爱你爱到骨子里。
与其说是反转,这更像人生。
还有一个细节很浪漫。
扮演大律师的查尔斯·劳顿,和扮演护士的埃尔莎·兰彻斯特,在现实生活中是老夫老妻。
电影里,律师骂骂咧咧吐槽护士多管闲事。护士凶巴巴地没收他的雪茄。两个人斗嘴,互怼,看起来谁也不服谁。
但你仔细看,那种默契,那种熟悉,嫌弃里带着亲昵的感觉,只有真正的夫妻才演得出来。
这是什么?
元表演。
演员在扮演角色的同时,也在扮演他们自己的生活。虚构和真实的边界变得模糊。你不知道哪一刻是演,哪一刻是真。
比利·怀尔德就厉害在这里。
他不是在拍一部悬疑片。他是在用一部悬疑片的壳,装进了一个关于表演与真实的哲学命题。
电影结尾有一段旁白。
“为了保证没看过的朋友的观影乐趣,请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剧情。”
很多人觉得这是怀尔德在防剧透。
但其实不止。
这句话本身,就是另一层表演。
他假装自己只是想保护悬念。但他真正想说的是:谜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经历谜题的过程。
他知道,一旦你被剧透了,你就会带着“我知道答案”的心态去看。你会变成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
而这部电影最需要的,就是让观众能参与进来。
让你相信那个男人是无辜的。让你讨厌那个女人。让你为正义的胜利欢呼。然后告诉你——你搞错了。全搞错了。
如果你已经知道答案,你就不会有那种被背叛的感觉。
所以,《控方证人》的反转为什么不过时?
不是因为它设计精巧、逻辑自洽。
也不是因为它有三重、四重的推翻和颠覆。
而是因为它抓住了一个永恒的人性真相:
我们都活在各自的表演里。我们也都容易被别人的表演所骗。
68年前是这样。68年后还是这样。
只是现在,我们每天打开手机,接触到的“表演”比68年前多了一万倍。
所以这部老电影,比以前更能刺中我们。
票房400万,确实惨淡。
但它能让一些刷惯了三秒一个反转的年轻人,安安静静坐两个小时,看一群人在房间里的唇枪舌战,最后还忍不住上网写好评……
这也是一种胜利。
不是票房的胜利。
是故事的胜利。
是“真正好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这件事的胜利。
来源:影之青春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