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一部新片能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长期被遮蔽的问题：为何英国政府与媒体至今仍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背书。《Palestine 36》讲述的不是当下，而是近九十年前的故事，但它对理解过去两年加沙发生的一切，比英国媒体上几乎看不到的报道都更扎实、更尖锐。

有一部新片能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长期被遮蔽的问题：为何英国政府与媒体至今仍为以色列在加沙的屠杀背书。《Palestine 36》讲述的不是当下，而是近九十年前的故事，但它对理解过去两年加沙发生的一切，比英国媒体上几乎看不到的报道都更扎实、更尖锐。

《Palestine 36》的画面显示，反叛分子正在集结当地巴勒斯坦人

这部由巴勒斯坦导演安纳玛丽·贾琪尔拍摄的影片，用罕见的大制作与熟悉的西方影星，将1936年的巴勒斯坦抗英起义重现。不再是殖民者的视角，而是被压迫者的眼睛在讲述历史。影片上映的时机残酷又精准：随着特朗普将加沙的杀戮与驱逐重新包装成“停火”，英国媒体更显得空洞与失声。

标题中的“36”指向1936年。那一年，巴勒斯坦人发动了一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全国性起义。英国将其包装成“委任统治”，但当地人经历的，是系统性暴力与几十年的压制。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英国自称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移民之间的“仲裁者”，却暗地推动了一个更具破坏性的计划。

英国官员从欧洲送走犹太人，把他们安置在巴勒斯坦，培育成未来“犹太国家”的武装支柱，替帝国维持在中东的利益版图。一个疲惫的殖民帝国希望靠这座“犹太堡垒国”接手它的统治角色。

主演电影《Palestine 36》的女演员瓦尔迪·埃拉布尼（右）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东京知事奖/东京大奖

彼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席卷整个黎凡特，主张超越殖民划定的疆界，以统一的阿拉伯认同对抗外来压迫。巴勒斯坦地理位置关键，是连接叙黎与埃及之间的桥点，因此更成为英国必须摧毁的反殖中枢。压制越重，反抗越烈，最终发展为1936至1939年的“大起义”，也被视为巴勒斯坦人的第一次“起义”（Intifada）。

历史学者拉希德·哈利迪指出，起义最激烈时，英国在巴勒斯坦部署的军队数量甚至超过了整个印度地区。影片重现了这一段史实，也解释了为何这些内容从未进入英国学校课程，亦未成为英国媒体理解今日加沙的语境。英国观众看完后，既震惊帝国暴力的规模，也很难不联想今日加沙的情景。

影片提醒人们：把以色列的暴行视作“独特现象”是错误的。以色列军事暴力的逻辑、技术与策略，都直接继承自英国殖民体系，只是被升级成更智能、更先进的版本。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英国军官奥德·温盖特。他训练犹太民兵执行夜袭、集体惩罚与混合战术，这些做法后来逐渐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基础。

《Palestine 36》中的一个镜头，描绘了骑马的叛军

片中描绘的温盖特毫无顾忌地犯下战争罪：用巴勒斯坦儿童当人盾；把妇孺关进露天铁丝网营地并剥夺水源；焚烧农田；炸毁满载被抓捕男性的巴士。

另一位殖民官员塔加特则在巴勒斯坦复制了他在印度建造的军事堡垒。这种结构成为以色列后来兴建隔离墙、检查站与控制体系的模板，把整个历史巴勒斯坦切割成一个又一个封闭区域，其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加沙。

影片不断提醒观众：每一代巴勒斯坦人被羞辱、压迫与杀戮的经历，都在累积愤怒与绝望。
英国在1936年的残酷镇压，最终铺向了几十年后哈马斯的越狱式反击与以色列的全面毁灭性报复。殖民式屠戮不会带来顺从，只会把创伤推向下一代。

影片还触及了英国在塑造“狂热意识形态”中的角色。温盖特对犹太人的狂热支持，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态度，并非源自犹太民族主义，而是一脉相承的欧洲基督教锡安主义。这种信念认为，把犹太人“送回”圣经中的故土是为了推动世界末日与基督再临。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作者贝尔福，也属于这一思想传统。

在这种神学框架下，巴勒斯坦人被视为阻碍“神意”的存在：如果不主动离开，就要被迫离开。

影片的最后则指向当下英国政府的姿态。英国媒体对《Palestine 36》的评价多是敷衍，所谓自由派报纸甚至把它贬为“真挚”。正如作者所言：这不是艺术评价，而是殖民心态的延续。

英国依然把以色列当作殖民前哨，把巴勒斯坦当作试验监控与反暴动技术的实验场，并持续把巴勒斯坦人当成“不完全的人”。

这解释了为何首相斯塔默公开支持切断加沙的食物、水、电，持续提供武器与情报给以色列，欢迎把整座加沙视作“无辜者不存在”的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甚至修改法律，把反对加沙屠杀的英国公民定为“恐怖主义”风险。

片尾提出的真正问题是：如果教育、政府与媒体仍拒绝讲述殖民史，唯有倾听受害者，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才能看清现在。

来源：边界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