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德华祝贺肖战精彩大片《得闲谨制》预售总票房破8000万？

从肖战《得闲谨制》看抗战记忆的当代书写

12月2日，由兰晓龙编剧、孔笙执导，肖战、彭昱畅等主演的抗战题材电影《得闲谨制》预售总票房突破8000万元，刘德华祝贺肖战创下国产贺岁档预售纪录。这一数字背后，不仅是一部电影的商业成功，更折射出抗战历史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复杂呈现与接受。当抗战题材与贺岁档相遇，当严肃历史与明星效应交织，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文化现象？

抗战题材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从《地道战》《地雷战》到《红高粱》《南京！南京！》，不同时期的抗战电影都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心理与集体记忆。而《得闲谨制》的预售成功，首先体现了抗战记忆在当代中国的持续共鸣。抗战作为民族集体创伤与精神洗礼的象征，其历史意义早已超越具体战争本身，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石。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冲击下，这种集体记忆的强化与重构，满足了社会对共同历史坐标的需求。

然而，肖战精彩大片《得闲谨制》的预售成功也呈现出抗战记忆书写的新特征。影片由兰晓龙编剧、孔笙执导，这一组合本身就值得玩味。兰晓龙以《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闻名，擅长在宏大叙事中注入个体命运与日常细节；孔笙则以《琅琊榜》《大江大河》等作品展现了历史题材的视觉美学与叙事创新。他们的合作，预示着这部影片可能突破传统抗战题材的叙事框架，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更值得关注的是，影片主演肖战、彭昱畅等青年演员的加入，为严肃历史题材注入了新的观众吸引力。这一现象反映了抗战记忆传承方式的代际转换——从长辈的口述历史、教科书的权威叙述，到影视作品的视觉呈现与明星效应，抗战记忆的传递渠道日益多元化。明星的参与固然能够吸引年轻观众关注历史，但也引发了关于历史严肃性与娱乐化边界的讨论。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与适应市场规律之间取得平衡，是抗战题材当代书写必须面对的课题。

肖战《得闲谨制》片名本身“得闲谨制”四字，似乎暗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战争片的视角——“得闲”指向日常，“谨制”则蕴含克制与审慎。这或许意味着影片将更多关注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伦理抉择，而非简单的敌我对立与英雄叙事。这种视角的转换，实际上呼应了近年来历史书写的微观转向——从关注宏大事件到聚焦个体命运，从二元对立到复杂人性的呈现。这种叙事转变，是历史记忆更加立体多元，也为当代观众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入口。

影片选择贺岁档上映，同样意味深长。传统上，贺岁档以轻松喜剧和家庭题材为主，而抗战题材的加入，打破了这一档期的类型惯例。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成熟与观众口味的多元化，也体现了抗战记忆正在从特定纪念日的仪式性回顾，转变为日常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这种“去特殊化”的呈现方式，实际上是历史记忆更深地融入当代文化生活。

然而，抗战记忆的当代呈现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商业逻辑与历史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吸引年轻观众的同时保持历史的严肃性？如何在创新叙事时不失历史敬畏？《得闲谨制》的最终呈现与观众反馈，将为抗战题材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照。

抗战记忆的书写，从来不只是关于过去，更是关于现在与未来。每一代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诠释和传承这段历史。肖战《得闲谨制》的预售成功，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对抗战历史的持续关注与情感投入，也展现了历史记忆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创新表达。当观众走进影院，他们不仅是在观看一部电影，更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关于民族的苦难与坚韧，关于个体的选择与承担，关于历史的意义与启示。

在这个意义上，肖战精彩大片《得闲谨制》的预售纪录，不仅是一个商业数字，更是一个文化信号：抗战记忆在当代中国的生命力依然旺盛，而其表达方式正在不断演变与创新。这或许正是历史记忆最健康的状态——既不被遗忘，也不被固化，而是在一代代人的重新诠释中，获得持续的意义与力量。 #肖战#

来源：小正带你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