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期间，位于卡塔尔的多哈电影学院（Doha Film Institute）首届多哈电影节（Doha Film Festival，以下简称DFF）。

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期间，位于卡塔尔的多哈电影学院（Doha Film Institute）首届多哈电影节（Doha Film Festival，以下简称DFF）。

电影节设有国际长片竞赛（International Feature Competition）、国际短片竞赛（International Short Competition）、儿童电影竞赛（Ajyal Film Competition）、卡塔尔制造（Made in Qatar）四个竞赛单元以及一系列的非竞赛节目作为补充。四个竞赛部分设有最佳叙事长片（奖金75,000美元）、最佳纪录长片（奖金50,000美元）、最佳艺术成就奖（奖金45,000美元）、最佳表演奖（奖金15,000美元）、最佳国际短片（奖金20,000美元）等一系列奖项，总奖金超过30万美元。这使得DFF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奖金最为丰沃的电影节之一，并在竞争本就激烈的中东及北非（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以下简称MENA）地区电影节日历中又投下一枚“重磅炸弹”。

在历经半年的精心筹备后，最终首届DFF共选择了来自62个国家的97部影片（包含50部长片和47部短片），包含4部国际首映与49部MENA首映，汇集了今年在戛纳、威尼斯、柏林、多伦多等一众国际顶级影展中首映的多部由MENA地区电影人制作的重要作品，如获得威尼斯主竞赛评审团大奖的《欣徳·拉贾布之声》（The Voice of Hind Rajab）、获得戛纳“金摄影机”奖的《总统的蛋糕》（The Prisident’s Cake）、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最佳影片的《巴勒斯坦36》（Palestine 36）、威尼斯地平线单元入围作品《神曲》（Divine Comedy）等。

《欣徳·拉贾布之声》红毯照

上周五影展落下帷幕，由柬埔寨导演潘礼徳（Rithy Panh）领衔的国际长片竞赛评审团将最佳叙事长片授予《无梦之城》（Sleepless City），最佳纪录长片授予《我的父亲和卡扎菲》（My Father and Qaddafi），最佳艺术成就授予《与哈桑在加沙》（With Hasan in Gaza）和《雷诺阿》（Renoir），最佳表演授予《加沙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Gaza）中的演员马吉德·艾德（Majd Eid）和纳德尔·阿卜杜勒海（Nader Abd Alhay），并特别提及《保护区》（The Reserve）。

《无梦之城》剧照

此前，多哈电影学院已在电影行业内深度耕耘了15年，为MENA地区及世界电影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和人才培育项目，早已成长为世界电影产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奠定了深厚的影响力。因而首届DFF实际上备受国际产业人士、媒体记者和本土观众的期待：在电影层面上，基于多哈电影学院多年的积累和丰厚的资金投入，DFF有望成为新一代MENA地区电影节展的领头羊吗？当目光拓展到整体国家规划层面，卡塔尔在2008年就已经制定了《2030国家愿景》（Qatar National Vision 2030），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国家经济向知识型和多元化经济转型，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近年来，多哈已相继举办了2020 FIFA世界杯、卡塔尔F1大奖赛等多个重要的国际文化体育活动，城市景观与基础设施也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更新，不断将其拓展为国家名片，成为展示国家形象与文化软实力的窗口。那么，DFF是否会成为则其中的一部分？

《2030国家愿景》宣传图

为何推出一个全新的多哈电影节？

事实上，这非多哈第一次举办大型电影节。在2009年，在卡塔尔现任埃米尔（国家元首）的妹妹谢赫·阿尔·玛雅莎（Sheikha Al-Mayassa）的推动下，多哈与翠贝卡电影节合作推出了多哈翠贝卡电影节（Doha Tribeca Film Festival），多哈电影学院也正是在此契机下于2010年成立，并由谢赫·阿尔·玛雅莎担任CEO。但是，多哈翠贝卡电影节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仅仅举办了四届便停办了，成为MENA地区电影节历史中一个短命的篇章。

由于政治局势的动荡、战争与恐怖主义的持续以及宗教保守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相当成的时间内，人们普遍对于MENA地区的了解主要停留在时事新闻与碎片化的网络视频之中，至于MENA地区的电影与电影节，除伊朗之外，可见性普遍严重不足。然而实际上这块区域由于地处亚非欧交界处，从20世纪开始便保持着相当活跃的电影制作与电影节氛围，是亚洲、非洲与欧洲电影产业的重要交汇点。

1960年，第二届亚非电影节（Afro-Asian Film Festival）在埃及开罗举办，成为此地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影展。亚非电影节源自于1955 年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彼时刚刚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的亚非新兴国家致力于追求民族独立、反对殖民统治、探讨南南合作，奠定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亚非电影节作为“万隆精神”的延续，成为在电影领域展现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新气象的重要文化活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的举办地开罗不仅是MENA区域电影产业的中心，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中心。在纳赛尔执政时期，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对抗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领导者，开罗也电影节成为纳赛尔所倡导的泛阿拉伯主义的一个展示窗口。

亚非电影节现场

但是随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泛阿拉伯主义逐渐消散，跨国民族主义逐渐异轨为各个国家独立的建制进程。1966年在突尼斯设立的迦太基电影节（Journées cinématographiques de Carthage）和1976年设立的开罗国际电影节（Cair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成为20世纪MENA区域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电影节，尤其开罗电影节是阿拉伯世界内唯一被国际制片人协会认可的A类影展，在两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区域性电影产业繁荣的基础上，它们长时间内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展示非洲和中东电影的窗口。但是军事独裁政体长期的掌权也逐渐扼杀了社会活力与并使得国家在寡头政治和系统性腐败中走向凋敝，1990年代以来埃及电影产业持续的衰落更是使其影响力大大减弱，无论是产业支持还是文化公信力方面，两大影展都难以维持往日的荣光。

成立于2001年的摩洛哥马拉喀什电影节（Marrakec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力量。马拉喀什电影节由摩洛哥王室出资主导，旨在文化层面上推动国家发展。由于摩洛哥是大量好莱坞和欧洲大制作电影热衷的取景地，摩洛哥国家电影中心（Centre Cinématographique Marocain）一方面推出现金返还政策，积极吸引好莱坞大片来本地拍摄，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广本土电影教育培育电影人才、通过“票房分账预支款”等政策积极资助本国电影，从而系统性扶持本土电影生产，在国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电影产业体系。另一方面，而凭借摩洛哥与法国的深厚联系，马拉喀什电影节也逐渐成为连接阿拉伯世界与法语世界乃至欧洲电影界的重要节点。近年来，马拉喀什电影节期间的市场环节阿特拉斯工作坊（Atlas Workshops）往往可以吸引到大量的来自阿拉伯世界、非洲和欧洲的制片商、发行商以及销售代理参与。

2001年的摩洛哥马拉喀什电影节开幕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石油经济的发展，海湾国家迅速积累了大量国家财富，更深度的参与到MENA区域文化格局的塑造中来，成为开罗和迦太基电影节逐渐衰败后的新兴替代性力量。一大批新的电影节展和艺术平台在21世纪头十年成立，如2004年创立的迪拜国际电影节（Dub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2005年起创立的半岛电视台纪录片电影节（Al Jazeer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2007年创立的阿布扎比电影节（Abu Dhabi Film Festival）、2009年创立的沙迦艺术基金（Sharjah Art Foundation）等，被视为提升海湾国家国际能见度的“声望工程”。多哈翠贝卡电影节与多哈电影学院也是诞生在这一节点之上。

这一时期海湾国家举办的电影节大都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如引入在其他国际电影节中工作的声名显赫的策展人加入，或者是与西方文化机构及大学合作，并以天价出场费、包机与顶级酒店邀请好莱坞明星，为电影节增添光芒与国际媒体关注。多哈便是直接选择和翠贝卡电影节合作，试图借助翠贝卡电影节在电影节运营中的专业经验与卡塔尔政府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平地起高楼”，将多哈打造为海湾电影中心。

阿布扎比电影节宣传图

然而这种尝试却在2010年代初期起逐渐走向破产，正如前文所述，多哈翠贝卡电影节只举办了四届，在2013年停办。阿布扎比电影节在2015年停办。迪拜国际电影节持续时间最长，且已经发展为海湾地区规模最大的电影节，但还是在2018年停办。这一系列的停办反映了海湾国家在初次尝试电影节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电影基础匮乏，阿联酋与卡塔尔本就是小国，电影产业极度薄弱，年均电影长片产量常常挂零或为个位数，缺乏本土电影人才与观众基础；另一方面，与外来策展人与西方机构的合作也带来了“水土不服”的问题。策展人空降必然需要平衡本土需求与艺术愿景的冲突，对于国家需求、产业需求、观众需求以及本地社会特性的了解不充分往往会造就与本土的分歧，而严格的审查也阻碍了选片与言论自由。这种“揠苗助长”的氛围暗中埋下了导致分崩离析的裂痕。

2010年及之后席卷MENA地区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也成为重要的转折点，随着“阿拉伯之春”逐渐波及几乎MENA地区所有的国家，旧有的政治结构与僵化多年的社会秩序发生或激烈或缓慢的变动，也带来更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突尼斯、埃及等曾经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桥头堡率先发生动荡，叙利亚、伊拉克、也门、苏丹、利比亚等国家陷入长久的内战中，恐怖主义趁权力真空层出不求，大量难民流亡欧洲……海湾国家作为君主制国家，虽然整体经济水平较高且国民人口基数较小，在面对“阿拉伯之春”时所受到的波动较为缓和，然而拿巨额资金办电影节这种收益甚小的“声望工程”确也容易激发民众的反对情绪。在紧张的氛围中，电影节的停摆也反映出某种更为实际且适合本土需求的路径是必要的。

多哈电影学院在2013年宣布停办了多哈翠贝卡电影节，转而专注于开发根植于本土的项目，属于转向及时的代表。其一方面推出多哈电影基金（DFI Funding），拨款资助长片、短片、电视和网络剧等多种视听媒介，在开发、制作和后期制作的各个阶段为MENA地区，以及在后期制作的阶段的世界其他地区的项目提供支持。多哈电影资金的资助项目现在每年有春季和秋季两轮申请周期，至2025年春季周期，多哈电影基金已经支持了来自95个国家的950多个项目的制作，大量受资助影片入围到重要的国际影展，例如2025年戛纳、柏林、威尼斯入选影片中受多哈电影学院基金资助的影片分别为8部、8部、12部，包括中国项目《植物学家》（The Botanist）。

《植物学家》剧照

卡塔尔作为“小国”，短时间内无法建立起庞大的产业体系，而通过多哈电影学院这一中介，可以将国家资金投入到MENA区域及世界电影项目中，从而变相地参与到影片的联合制作中，显然是一个更加合理的投资者的思路。受资助影片持续在顶级影展的世界首映也持续性地提高多哈电影学院及卡塔尔的声望。同时多哈电影学院也针对卡塔尔电影人设立了卡塔尔电影基金（Qatari Film Fund），每年至多资助4个长片项目和8个短片项目，并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实验室、工作坊、一对一咨询服务、导师培养活动来全方位培育本地电影人。

另一方面，在多哈翠贝卡电影节停办后，多哈电影学院每年在3月和11月举办Qumra和儿童电影节（Ajyal Film Festival）两个核心的小型项目。Qumra主要是一个电影项目孵化器，包含Qumra项目（Qumra Projects）、大师班（Master Class）、放映（Screening）三个核心环节。与基金一样，Qumra项目面向卡塔尔、MENA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电影人开放申请，为入选导演及其项目提供导师辅导、销售代理与区域发行公司资源对接，产业放映等一系列更加深度的行业交流机会；大师班和放映则邀请资深电影导演和少量优秀影片进行展示，亦面对公众开放。同时，每年在11月举办儿童电影节（Ajyal Film Festival），作为一个主题影展，专门面向儿童及家庭观众，并通过儿童电影俱乐部（Ajyal Film Club）作为延伸，从幼儿与青少年时期起深度培育电影观众群体。同时，多哈电影学院也通过与其他区域电影节如萨拉热窝电影节（Sarajevo Film Festival）合作，通过影展节目互换、市场项目互换展示等形式，来促进MENA区域与诸如东南欧等区域的交流和联系。

因而，尽管多哈翠贝卡电影节失败了，但是多哈电影学院及时将其资源转化为一系列更加实际可行，且主要投资于电影人和电影观众培养的活动中来，反倒是收获了更广的认可，逐渐在本国、本区域以及世界范围内都称为艺术电影发展与融资不可忽视的重要潜在投资方。与此同时，作为“阿拉伯之春”的持续影响，阿拉伯世界传统的社会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缓慢松解。沙特阿拉伯新王储默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2017年以来开启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推动沙特2030愿景的实施。2018年，沙特阿拉伯解除了持续了35年的影院禁令，电影院得以重新开放，去电影院看电影重新走入沙特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

多哈翠贝卡电影节现场

随后，沙特阿拉伯成立了红海基金会（Red Sea Film Foundation），在2021年正式举办了第一届红海国际电影节（Red Se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并推出了与影展平行的红海电影市场（Red Sea Souk）、红海电影基金（Red Sea Fund）、红海实验室（Red Sea Labs）等一系列活动。红海电影节吸收了2000至2010年代海湾国际举办的一系列电影节的经验，在雄厚资金支持，明星效应与艺术品质方面追求平衡，而且通过相关的市场与基金支持参与到全球艺术电影的投资和制作中去，在海湾国家电影节处于分散且无区域霸主的情况下，一跃有成为新的地区电影节领导者的势头。

2023年加沙战争（Gaza War）爆发，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系统性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开始对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文化艺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兴趣。近年来，一系列有关巴勒斯坦与阿拉伯世界的电影节、电影回顾展、档案修复、学术研讨会等在欧美主流节展、大学和文化机构等展开。随着沙特的电影院禁令解除，这块拥有大量青少年人口和外籍劳工、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区域也成为新的蓬勃发展的市场。据统计数据显示，中东电影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16.6亿美元增长至2034年的34.4亿美元，2025年至2033年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 8.41%。

在此种背景下，或许不难理解DFF在今年成立的举措。在MENA地区电影市场日益发展，而电影节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多哈电影学院原有的Qumra和儿童电影节的展映环节规模过小，而多哈电影学院持续性人才培养与资金支持的成果急需一个展示窗口。11月正是多哈天气最为舒适的时间，此时戛纳、柏林、威尼斯、多伦多等影展均以结束，众多电影项目可以在完成世界首映后回到MENA区域进入影展巡回的下一环节。因而DFF顺理成章地将原有的儿童电影节并入其中成为一个子单元，并占据其原有的时间点，以作为新的宏大愿景的一部分。

《哈桑在加沙》剧照

影展策划：巴勒斯坦与苏丹以及更广泛的离散劳工群体

本次影展的国际长片竞赛共13部长片，均为MENA首映，其中大部分获得过多哈电影学院资金资助或是参与过Qumra，主要来自于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瑞士真实影展等一系列的首映型影展。尤为值得瞩目的是，其中7部影片都是由MENA地区电影人制作的影片，从策展选择可见，支持区域电影人依然还是多哈电影节的主要战略方向。国际短片竞赛则采取了公开征片，在世界范围内投递的1600多部作品中选择了20部，其中绝大部分也曾在重要影展首映过。虽然并非像完全挖掘一批新的电影作者，但相比于长片而言，短片由于公开征片且数量更多，因而在制作国家和议题多样性上都跟丰富一些。

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了当今MENA地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冲突与最重要的社会议题，仅仅在今年的DFF上，便有《巴勒斯坦36》、《加沙往事》、《与哈桑在加沙》三部由巴勒斯坦电影人制作电影，以及突尼斯电影人考塞尔·本·哈尼耶（Kaouther Ben Hania）导演的关于加沙战争的最新作品《欣徳·拉贾布之声》。这些影片从不同的角度，立体的描绘了巴勒斯坦历史与现状，构成了影展节目策划中的一个核心关注点。

《欣徳·拉贾布之声》剧照

《欣徳·拉贾布之声》由真实事件改编，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红新月会（Red Crescent）办公室为背景，讲述欣徳·拉贾布及其家人在加沙遭到以色列军队袭击，仅剩欣徳一人存活，躲在一辆报废汽车中等待救援，就在红新月会救援队克服重重困难抵达救援现场后，以军的炮弹将他们全都残忍杀死。影片将视角限制在红新月会办公室中，以紧凑的室内空间和冲突强烈的情节与人物关系带来了浓重的情绪渲染，展现红新月会成员在面临人道主义灾难时所承受的精神创伤、对个人力量渺小的自责与痛苦、以及挣扎于行政体系的官僚和保障救援安全的责任之中的冲突。在强烈戏剧虚构中，影片不断将欣徳真实的电话求救录音片段的插入，提醒观众戏剧虚构背后的真实性。

《加沙往事》由巴勒斯坦人阿拉伯·纳赛尔（Arab Nasser）和泰山·纳赛尔（Tarzan Nasser）兄弟导演，入围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影片并没有直面当前的巴以冲突，而是将时间拨回到2007年，展现生活在被以色列围困在加沙“丛林”中的巴勒斯坦人的故事。纳赛尔兄弟没有脸谱化的把加沙居民塑造成高尚的受迫害者或者反抗者形象，而是构思了一部充满毒品贩卖、官僚腐败与血腥复仇的黑色犯罪片。剧本在加沙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完成，但是加沙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影响故事走向，因为他们希望描绘真实地生活在围困中、由于物资短缺而残酷求生的加沙普通人。在影展现场他们数次强调：“人们只把加沙人当作数字，即使历史在重演。但巴勒斯坦人有着斗争和野心的历史。战争并非在10月7日爆发；正式围困始于2007年，之后经历了八场战争，每场都是微型的种族灭绝，为今日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加沙往事》剧照

2001年，巴勒斯坦导演卡迈勒·阿尔贾法里（Kamal Aljafari）前往加沙寻找十多年前待过同一所监狱的囚友，在本地人哈桑的陪同下，一起游历加沙大街小巷，用一台DV纪录下了三卷素材。在加沙战争爆发后，卡迈勒偶然翻出来这被遗忘的三卷素材，重新将其剪辑成《与哈桑在加沙》，展现现已不复存在的加沙生活。卡迈勒选择了最简单的处理，仅仅按照时间顺序剪辑了素材。但是，他将自己年轻时关于在加沙亲人家里聚会、加入抵抗组织、被捕入狱等私人记忆与遗留的DV素材串联，将私人的视角与客观的纪录相融合，创造出感人至深的加沙群像。影片中段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夜晚军事冲突，尽管哈桑再三告诉卡迈勒他处在安全距离，无需担心，但是当背景中的枪声响起，摄影机依然随着身体本能的躲闪而颤抖，直接的感官反馈折射出深层的心理恐惧，令人头晕目眩。

《巴勒斯坦36》以1936-1939年期间巴勒斯坦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故事。影片有意通过回溯更深的殖民历史来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今日巴以冲突的根源实际上根植于殖民统治。彼时巴勒斯坦地区受英国托管，英国人引入以色列人来抗衡巴勒斯坦人，从而导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土地和家园遭到侵蚀，并最终在英国人抽身而去之后，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领土争斗。影片的整体质量虽然并不令人满意，但是导演的女性视角令人惊喜，展现了知识分子女性与农村女性以不同方式，但共同参与到对抗殖民统治的历史中。

“阿拉伯之春”造就的持续影响不仅反映在多哈电影学院和中东电影节的历史中，也反映在本次DFF展映影片之中。苏丹是受“阿拉伯之春”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在2011年经历了国家分裂，并在过去数年间内战不断。苏丹是巴勒斯坦外本次DFF重点关注的另外一个国家，总共展映了三部苏丹电影人制作的长片：《苏丹，记住我们》（Sudan, Remember Us）、《喀土穆》（Khartoum）以及《棉花女王》（Cotton Queen）。

《巴勒斯坦36》剧照

《喀土穆》试图纪录生活在苏丹喀土穆的四位普通人，电影拍摄到一半，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因为内战爆发而被迫中止，最终迫逃离到肯尼亚，与故土分离。在原有拍摄计划中断的情况下，电影人充分令虚构与想象接管现实，借助一块绿幕，让被拍摄者参与到电影制作中：每个人都在绿幕前描绘一个场景，并在想象的场景中编排表演，再现自己的生活。最终通过后期特效合成将狭小的电影摄影棚转化为喀土穆广阔的街头巷尾，成为恐惧、希望与快乐发生的场所。与《欣徳·拉贾布之声》用真实素材操纵虚构情境相反，这里以虚构触达不可及的现实，更令人直观感受到电影的力量。

《棉花女王》聚焦苏丹支柱性的棉花产业，一方面展现年轻女性被迫挣扎于原始和现代观念的交锋所造就的身份认同、女性角色和婚姻期待等问题，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三代人来梳理非洲国家承受的从实质上的殖民统治，到如今原宗主国通过技术和经济不平等造就的新经济殖民。影片开头，苏丹女孩们辛勤完成一天的棉花采摘工作，拿起手机，看到白人女孩将棉花蘸满果汁吞入口中，声称棉花遇水膨胀，可以成为满足饱腹感的完美节食神器，令全场观众爆笑如雷。影片便是以此种辛辣而机敏的幽默洞察，深刻展现出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差异。

“阿拉伯之春”同样造就了利比亚卡扎菲的倒台与伊斯兰国崛起而演化出来的伊拉克内战。《我的父亲和卡扎菲》通过档案影像、家庭录像、采访等形式，导演吉韩（Jihan K）从其私人角度来回溯其家族史同时也包括国家的历史，从殖民解放、武装起义、卡扎菲专政到后来阿拉伯之春，父亲的生命与死亡贯穿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历史，宏大历史变革下是一个家庭的破碎与悲痛。《底格里斯河畔的狮子》（Lions by the River Tigris）在伊拉克政府军收复北部城市摩苏尔后拍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摩苏尔后对城市中的历史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摩苏尔这座城市也在政府军与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沦为一片废墟，当城市复兴之后，影片纪录下本地人建设家园的决心与勇气。

《我的父亲和卡扎菲》剧照

影展中备受好评的另一部影片是伊拉克导演哈桑·哈迪（Hasan Hadi）的《总统的蛋糕》。影片以90年代被国际社会制裁下的萨达姆独裁时期为背景，讲述贫穷的女孩拉米娅（Lamia）被学校选中给总统制作一个生日蛋糕，为收集制作蛋糕的蛋糕原料，她被迫在巴格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冒险。影片从儿童视角切入90年代的伊拉克独裁统治，情节流畅，技巧娴熟，讽刺犀利，是一部完成度非常高的导演首作。导演哈桑曾在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结识了重要的制片团队成员，影片也最早由圣丹斯学院孵化，撬动了北美与中东两地的资源。哈桑·哈迪似乎依然延续着典型MENA地区电影人的成长路径，他们往往在英美欧洲等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从而积攒自己的资源与能力，最终通过讲述本土故事而获得国际认可。那么，在多哈电影学院等机构长达十余年的人才培育努力下，在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电影人才从本土教育和产业体系中涌现呢？

“卡塔尔制造”单元电影人

“卡塔尔制造”单元或许提供了对未来的一瞥。这一单元入选的短片作品全部由卡塔尔或居住在卡塔尔的年轻电影人拍摄，也更多关注到卡塔尔本土议题。《Theater of Dreams》以世界杯为背景，描绘一位前卡塔尔女足国家队成员失落的梦想。卡塔尔女足国家队在2010-2013年卡塔尔争取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期间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因为国内保守势力的抗议而已十余年间未参与过公开比赛，名存实亡。影片对卡塔尔对女足“用后即弃”的态度进行了犀利的批判。《Qadha W Qadar》展现了女性离婚后可能面临的社会非议和金钱赔偿，成为困扰卡塔尔女性离婚的阻力。影片的女性视角也体现在其并非将离婚的原因设定在外部，而仅仅是女主角对丈夫已不再存在爱。《Villa 187》由卡塔尔新一代苏丹移民拍摄，在家庭就要搬离居住了30年的老房子时，通过家庭录像回溯成长的经验与身份认知的形成。尽快卡塔尔拥有超过285万人口，但外国人占比达到85%-90%左右，95%的劳动力都是外籍劳工，尤其以南亚和其他MENA国家为主。无论是离散经验还是人权问题，可以预见的是，移民与劳工话题将未来成为卡塔尔故事讲述的一个焦点。

对边缘群体与离散劳工的关注也体现在许多DFF选择的其他非MENA地区的影片中。《无梦之城》将镜头对准居住在马德里郊外贫民窟的少年，随着城市士绅化进程，年轻一代被迫面临搬进城市，只留老人一代选择坚守本地，维持旧有的生活方式，与土地一同走向未知的未来。影片基于非职业演员和真实场景拍摄，许多镜头由演员操纵手机拍摄，在各种各样的奇异的手机滤镜下，贫民窟与垃圾场转化为自由冒险的荒野乐园。《最后的海岸》（The Last Shore）以“风景电影”的形式回溯了非洲移民远离故土的飘零之路。《无人知道我消失》则是本次唯一入选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导演薄汉雄将镜头对准一位为逃离家暴而远离家乡，在大城市中求生的年轻女性。她负责看护的老人走失，只有她坚定的踏上了寻找之旅，然而在空荡的城市里，如同飞驰的火车出现在夜色中又迅速消失，边缘人的命运总是无人在意。

《无人知道我消失》剧照

由于多哈电影学院拥有常设的多哈电影基金和Qumra两个偏向于市场的环节，因为DFF并没有组织一个完整的平行电影市场，而是采取了比较轻量化的产业交流日（Industry Day）活动。为期三天的产业交流日主要邀请众多好莱坞产业高管围绕数个主题论坛展开，讨论行业热点话题。影展期间推出的“卡塔尔影视制作激励计划”（Qatar Screen Production Incentive，以下简称QSPI）则进一步增强了卡塔尔作为联合制作国家选择的吸引力，QSPI 将为符合条件的卡塔尔境内制作支出提供最高 50% 的现金返还，包括 40% 的基础返还比例，以及最高 10% 的额外返还，用于奖励聘用卡塔尔人才、投资本地培训、推广卡塔尔文化，以及推动产业发展的其他行动。卡塔尔媒体城电影委员会与也和NEON影业、索尼影业、Company 3等签署合作协议，确立共同资助并开发阿语电影、在多哈建立后期制作与视觉特效中心等措施。除此之外，还设有一个小型的巴勒斯坦电影实验室活动（Filmlab Palestine – The Story Lab Pitch），由六个短片项目参与推介，作为对影展中巴勒斯坦节目的补充，以期通过这一小小的举措来进一步支持巴勒斯坦电影人的创作。

尽管只是第一年，但DFF的目标却似乎十分清晰，成功在各种期待中完成了初步的身份建构：虽然资源优渥，但整体保持了较小的体量，不以宏大场面和明星曝光为起点，而是立足于产业发展逻辑和人才培养框架，将主要资源投入影片、观众和电影人之上；同时保持了与卡塔尔在国际关系中一致的定位，通过DFF巩固多哈电影学院多年来建立的跨国友好关系网络，在进一步推出便利政策基础上，力图使多哈成为MENA地区一个区域性的常态化的电影人欢聚节点，从而稳固其区域电影中心的形象。

MENA 区域的政治局势持续不稳，这既是制衡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使未来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变数。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真实个体的生存处境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多哈电影学院，以及阿拉伯世界其他各地的电影节、互助组织与电影人社群，共同构成了“群岛”，支撑着这些声音不至于消失。正如《与哈桑在加沙》中卡麦勒记录的那样，加沙的孩子们对摄影机充满好奇，拉着他拍摄下他们在街道与海边奔跑、欢笑、打闹的影像。或许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在战火中被无情屠戮，但影像让我们看见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童年。《巴勒斯坦36》的导演安娜玛丽·雅西尔 （Annemarie Jacir）的《海之盐》（Salt of This Sea）常被宣传为第一部由巴勒斯坦女性执导的剧情长片，然而正如她在DFF中所说的，巴勒斯坦地区有着深厚的以电影作为抵抗武器的历史，1960-1970年代许多女性都曾参与到大量Newsletter、抵抗影像与实验影像的制作中，只是更少为人所知。我们无需一个代表，而需要更多的观看、挖掘与研究展览行为，来消除既有的印象与认识。

来源：深焦精选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