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旧租界的旗帜被逐一摘下,新中国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从此进入另一段轨迹。六十多年后,一部以“海上往事”为题的纪录片,在北美银幕上重现这座城市的蜕变,却在映后掀起一场意料之外的风波。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旧租界的旗帜被逐一摘下,新中国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从此进入另一段轨迹。六十多年后,一部以“海上往事”为题的纪录片,在北美银幕上重现这座城市的蜕变,却在映后掀起一场意料之外的风波。
2010年9月9日,多伦多的午后阳光并不刺眼,影展主会场内却已人声鼎沸。《海上传奇》排在傍晚场,海报上那抹灰蓝色的苏州河水,静得像一块旧玻璃。当地媒体把它归入“大师单元”,理由很直接:导演贾樟柯,36岁抢下威尼斯金狮,40岁早已是电影节座上客。
放映前例行见面会,主办方给贾樟柯配了一位90后女译员,出生天津、八岁赴加,中文溜得很,却对学术措辞有点生疏。贾樟柯提到:“没有细节的历史只是抽象。”译成英文时,姑娘用了vague(模糊)。台下一位黑长直、背双肩包的中国女生霍地站起:“翻译在篡改导演原意!”一句英文质疑,让全场静得能听到空调声。
贾樟柯愣神半秒,随即解释abstract与vague的区别并不决定立场。但话音未落,那女生已经断定这是蓄意“抹黑中国的语言陷阱”。主持人识趣地把讨论引向创作动机,这才让场面暂时归于平稳。
晚场正式放映,轮椅上坐着一位九十高龄的上海老奶奶。影片灯灭,银幕闪出凌乱的外白渡桥旧影、黄浦江的汽笛、杜月笙之女杜美如的回眸。九十分钟后灯再亮起,掌声里却夹杂清晰的质问:
“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给外国人看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物,有什么意义?”提问者正是下午那位女生。她的英语带着东北口音,情绪比下午更加高亢。
“我呈现上海的另一面,”贾樟柯放缓语速,“浦东陆家嘴是一面,苏州河沿岸的棚户、弄堂也是一面。生活本就不止光鲜。”
女生追问:“可这些镜头会让外资对中国失去信心!”
贾樟柯抬头,声音不高,却压住了躁动:“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嘛?十三亿人里仍有人住在弄堂、靠小厂吃饭,这是真相,难道为了尊严就假装不存在?”全场再次陷入安静,只剩快门声此起彼伏。
那女生沉默片刻,冷笑一句:“为了祖国的体面,就不该拍他们。”贾樟柯后来回忆,“那一刻,我像被雷击,忽然看清一种脱离人本的爱国姿态。”
质疑没有就此打住。几天后映后论坛,一名中国留学生又站起来:“离了煤矿你会死吗?你就会拍穷地方!”话音刚落,就有人在后台查出他来自沿海富裕城市。场内尴尬地笑了笑,话题很快被主持人转向技术层面。
舆论漩涡之外,贾樟柯的创作足迹其实与时代变迁步步相扣。1970年5月24日,他出生在山西汾阳。八十年代县城无火车,他骑自行车去邻县看铁轨,第一次感到“世界比想象大”。199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用8毫米胶片拍《小山回家》,四年后《小武》在柏林拿奖,法国《电影手册》称它“为中国电影注入新的活力”。那时他才28岁。
“故乡三部曲”后,《三峡好人》在三峡库区拍出搬迁背影,金狮奖把他推到国际视野中央。《海上传奇》是一次视角的南移,但方法论未变:让个体叙事与国家进程交叉。影片用18段访谈穿针引线,陈丹青谈美术馆,侯孝贤聊老电影,韩寒回忆赛道,影像与口述交错,时间跨度从1843年至2010年世博会落幕前夕。
有意思的是,影片受上海世博会委托,却几乎没有出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官方口号。取而代之的是对于迁徙、别离、边缘生活的凝视,正因如此,一些观众觉得“不够宏大”“不够体面”。
风波后不久,贾樟柯在专栏写下几句自省:“电影的力量有限,但至少能让人直面真实。”几年后,他搬回汾阳老宅,开了家私厨,天气好就坐二楼抽雪茄。外界议论他是否“隐退”,他没正面回应,只说要把时间留给故乡与写作。
2020年春,他又出现在北京的剧本围读会上,新片计划暂未公布。《海上传奇》留下的争议仍被影迷偶尔翻起,但那场映后提问带来的冲击,似乎渐渐淹没在更喧嚣的舆论中。
放在更长的时间坐标里,2010年的多伦多插曲只是中国电影海外放映史上一道小浪,却让人看到相互误解如何在瞬间点燃情绪,也提醒创作者与观众:时代高速行进,只剩影像能把尘埃与光亮一并收录。
来源:芹梦轩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