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谍影重重》系列电影以其平民化、现实粗粝硬核风格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许多国家出品的谍战影视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国家安全部指导的、始终摆脱不了低水平的国安形象宣传片“桎梏”的影视作品，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艘渔船从地中海救起一个浑身弹孔的男人，从此开启了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在从书本跃然银幕时，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生命。
《谍影重重》系列电影以其平民化、现实粗粝硬核风格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许多国家出品的谍战影视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国家安全部指导的、始终摆脱不了低水平的国安形象宣传片“桎梏”的影视作品，提供了有益借鉴。
然而，《谍影重重》电影实际上与其原著小说——《伯恩的身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尺度差异。电影制作方在将罗伯特·陆德伦的小说搬上银幕时，做出了一系列策略性的收缩选择，使故事更符合大众审美和商业考量。这同样为国家安全部指导的影视作品打样。
《谍影重重1》海报
角色重塑：从野蛮罪犯到良心特工
在罗伯特·陆德伦1980年的原著小说《伯恩的身份》中，杰森·伯恩这一角色被塑造得更为复杂和灰暗。
小说中的伯恩在被迫捕过程中，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包括绑架无辜群众作为人质。当他偷车后，不仅将玛丽·圣·雅克（电影中的玛丽·克鲁兹）扣为人质，还强迫她开车将他送离苏黎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中的伯恩虽然同样身处困境，但道德底线更为明确。他接近玛丽的方式是提供金钱报酬，而非暴力胁迫。
这种角色重塑上的“尺度收缩”不是简单的美化，而是将伯恩从一个为了生存不惜一切的犯罪分子，转变为一个在系统压迫下努力保持道德底线的反抗者。
电影中有一个关键场景：伯恩回忆起自己受命刺杀非洲独裁者翁博希的任务，但当看到目标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他的良心阻止了他扣动扳机。这一场景在小说中并不存在，却是电影塑造伯恩道德形象的关键。
叙事焦点：从国际阴谋到个人身份
电影对小说叙事焦点进行了大幅收窄。陆德伦的原著小说中，伯恩的主要对手是被称为“豺狼卡洛斯”的国际恐怖分子，故事涉及更复杂的国际阴谋和政治博弈。
而电影则将叙事焦点集中在伯恩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以及对美国情报体制反抗上。
电影三部曲“就干了两件事：寻找自己的身份，对于组织追杀掩盖丑闻进行反围剿”。这种简化不是逃避复杂性的表现，而是为了增强故事的现实感和代入感。
电影通过手持摄影、快速剪辑和现实主义的打斗场面，将观众牢牢固定在伯恩的主观视角，感受他的困惑、挣扎和觉醒。
与此相反，小说有更多支线情节和人物关系，如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沃德·艾伯特在原著中是被豺狼卡洛斯的亲信杀死，而非电影中的内部清理。
电影删减这些复杂情节，突出了伯恩个人旅程的核心地位。
道德边界：从灰度地带到分明界限
电影与小说之间最显著的尺度收缩体现在道德边界的处理上。原著小说中的伯恩更加暴力和无情，而电影则刻意淡化了这些元素。
在小说中，伯恩和玛丽被捕并遭受折磨，伯恩在挣脱过程中又中枪受伤。这些更加黑暗和暴力的场景在电影中被完全删除或大幅淡化。
电影《谍影重重》系列通过暴力的祛魅来解构传统间谍片的浪漫化叙事。伯恩的暴力行为被呈现为生存的本能需求，而非英雄主义的表现。
电影中，伯恩的格斗动作毫无花哨，甚至略显笨拙，与《007》《碟中谍》的优雅形成鲜明对比——暴力不是表演，而是生存的本能。
这种对暴力的现实主义处理，反而让影片比小说显得更加克制。电影中，杰森·伯恩最终选择将枪留在银行保险箱，标志着他与“杀人工具”身份的决裂。
视觉美学：从浪漫想象到粗粝现实
《谍影重重》系列电影的视觉风格也体现了对小说想象力的收缩，转而追求一种粗粝的现实感。
电影采用手持摄影、快速剪辑和自然光效，创造了一种近乎纪录片的质感。这种选择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也是一种叙事策略。
与小说中更加浪漫化的描写不同，电影中的场景和服装都竭力普通化。伯恩的穿着朴素随意，与传统间谍形象中西装革履的特工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平民化的视觉处理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感，使观众更容易代入伯恩的处境。
电影中的谍战器材也极为普通，中情局顾问专家给剧组提供的谍战装备其实在附近的文具店就能买到，比如圆珠笔、尺子、工艺美术刀。
这些看似平常的工具在专业指导下可转变为间谍特工致命武器，也反映了现实中间谍活动的本质——不是依赖高科技，而是运用普通物品的创造性潜能。
情感线索：从复杂关系到简约联结
电影对伯恩与玛丽的情感线索也进行了大幅简化。在原著小说中，玛丽是法裔加拿大政府经济学家，全名为玛丽·圣·雅克。
伯恩与她的关系开始时更为复杂——伯恩偷车后把她作为人质，强迫她开车送他离开苏黎世。
而在电影中，玛丽变成了德国女子玛丽·克鲁兹，伯恩以2万美元为代价雇她开车。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为了简化叙事，更是为了建立一种更为平等和自愿的情感基础。
电影中，玛丽不是等待拯救的“邦女郎”，而是伯恩的共犯与平等的伙伴。两人在逃亡车中的沉默对视，比任何台词都更强烈地传递了信任——这种情感联结，正是美国情报体制试图从特工身上抹除的“弱点”。
电影还删除了小说中玛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暗示，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健康和真实。这种情感线索的净化处理，使观众更能投入他们的命运，也为后续剧情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意识形态：从质疑权威到个人救赎
尽管《谍影重重》电影以其对权力机构的批判而著称，但与原著小说相比，其意识形态的尖锐程度实际上也有所收缩。
电影将伯恩的故事主要呈现为个人对抗腐败体制的叙事，而小说则包含了更广泛的政治批判。
这种收缩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好莱坞影视制作中的参与不无关系。中情局深知，“仅教师爷式的推出影视作品只能自娱自乐，必须以世界各地观众能够接受的客观中立方式推出谍战影视作品才能起到作用”。
因此，他们在《谍影重重》等作品中“以质疑美国官方的角度持续将观众吸引进来”。
这种策略性的自我批评，反而增强了叙事可信度和跨文化吸引力。电影中，CIA被描绘成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官僚机构，但批判的焦点通常局限于个别腐败官员，而非整个体制。
例如，电影中“绊脚石”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康克林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沃德·艾伯特会面，讨论了“绊脚石”计划和伯恩。
他们都认为“绊脚石”是个巨大的错误，他们不应该签署这个协议。这种将问题个别化的处理，是一种策略性的尺度收缩。
从希腊的米科诺斯岛到巴黎的狭窄街道，杰森·伯恩的旅程从未真正结束。当伯恩在《谍影重重》结局中找到玛丽，两人重聚时，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
而原著小说中，伯恩的故事却更加复杂，他仍然是那个唯一见过豺狼卡洛斯的人，家中安排了保安，以免玛丽受到伤害。
这种差异或许正揭示了电影与文学的不同本质——一个追求共鸣，一个探索真实。
据了解，备受期待的《谍影重重6》已于2024年开始制作。与谍战一样，《谍影重重6》的创作过程总体仍处于保密阶段，剧透的个别镜头只是诱导性内容，其间更有华尔街资本对影片的影响，美国环球电影公司在《谍影重重6》的版权与投资方面如何受华尔街资本的影响仍是未解之谜。饰演杰森·伯恩的演员马特·达蒙已经55岁。但在华尔街资本看来，年龄不是问题，只要资本认为马特·达蒙才能带来股票上涨，马特·达蒙就得接着演下去。
《谍影重重6》预计2026年登陆中国大陆院线
来源：头号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