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喽，大家好，小锐这篇影视评论，主要想聊聊金鸡奖最大赢家引发的争议——号称聚焦女性的影片《好东西》拿奖拿到手软，却被不少观众吐槽“看不懂”“共情不了”。

文 | 锐观经纬

编辑 | 锐观经纬

哈喽，大家好，小锐这篇影视评论，主要想聊聊金鸡奖最大赢家引发的争议——号称聚焦女性的影片《好东西》拿奖拿到手软，却被不少观众吐槽“看不懂”“共情不了”。

明明打着“女性电影”的旗号，为何大多数普通女性却找不到代入感，底层女性的真实故事为啥始终难登大银幕，所谓的“女性电影”，到底该拍给谁看、拍些什么？

精致叙事VS现实落差

《好东西》能成为金鸡奖最大赢家，或许在于它构建了一个看似“觉醒”的女性形象，全能妈妈铁梅，独立、果敢，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场景，但这份“完美”，从一开始就与绝大多数女性的现实生活划清了界限。

影片取景于上海徐汇区岳阳路附近，这里一套带阳台的两居室月租高达1.5万元，而2023年上海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还不到1.3万元，全国范围内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5000元，非私营单位也才1万元。

这样的数据对比之下，影片里的生活细节更显悬浮：看完livehouse步行回家，家门口就有能同时买到水果、洋酒和面包的高端超市，孩子能就读第一梯队的公立小学，这哪里是普通女性的日常，分明是本土版的“上东区母亲叙事”，是被物质堆砌起来的乌托邦。

这种叙事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展现了优质生活，而在于它占据了“女性电影”的核心话语权，却把绝大多数女性排除在外，全国范围内，能拥有这样生活条件的家庭和母亲，实属少数。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类“女性电影”陷入了一种隐性的虚伪：女性可以有困境，但不能是真的贫穷，可以谈觉醒，但必须配得上丰裕的物质基础，所谓的困境是“精致困境”，痛苦是“高配痛苦”，本质上是中产圈层的自我投射，而非对女性群体真实生存状态的关照。

普通人之所以共情不了，不是审美差异，而是影片里的世界，从来不是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

性别标签背后

金鸡奖颁奖后的圆桌环节，陈思诚向邵艺辉抛出的问题，“有无兴趣挑战一部男性电影”，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幼稚，甚至借机嘲讽陈思诚，但这个看似不合时宜的提问，恰恰戳破了影视行业长期存在的深层困局：不是性别对立，而是行业内默认“男性电影”为主流，“女性电影”为特殊标签的刻板印象。

邵艺辉的回应一针见血：“电影不分男性、女性，任何电影都有男性女性，而且我电影里的男性尤其出彩”，这一回应不仅反驳了性别划分的片面性，更揭露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电影本身没有性别属性，真正划分叙事边界的，是阶层。

网上有句话很扎心：“内娱也就敢骂骂揶揄一下陈思诚了”，背后的原因在于，骂他既安全又显得正义，却没人愿意承认，很多嘲讽者本身和陈思诚一样，都陷入了圈层固化的叙事陷阱。

无论是男性导演还是女性导演，大多属于同一个阶层，他们熟悉的是自己所处圈层的生活，很难跨越阶层去捕捉底层女性的真实状态，于是，“女性电影”成了少数圈层的专属创作，底层女性的故事被有意无意地遮蔽。

这种困局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叙事失语，大家执着于给电影贴性别标签，却忘了电影最该关注的，是真实的人，是不同阶层里那些未被言说的命运。

好作品的核心是真实，而非标签

提到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女性相关作品，很多人会想到《菊豆》和《喊·山》，这两部影片的豆瓣评分都超过了8分，虽然不及《好东西》的评分，但它们的生命力在于穿越时间的真实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的导演都是男性，《喊·山》的原作者是女性，这恰恰印证了邵艺辉的观点：电影不分性别，优质的创作与导演性别无关，只与是否贴近真实、是否触碰核心矛盾有关。

《菊豆》聚焦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女性困境，没有精致的场景，没有物质的堆砌，却把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喊·山》讲述了底层女性的失语与觉醒，故事里没有高端超市，没有livehouse，只有山野间的生存压力和人性的复杂，却让观众感受到了最强烈的情感冲击。

这两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核心在于它们没有回避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不是简单呈现“觉醒”的结果，而是深挖“为何被困住”“为何难觉醒”的根源。

反观当下的很多“女性电影”，过度沉迷于形式上的性别表达，比如增加女性角色、堆砌女性困境、渲染觉醒瞬间，却忽略了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

其实，观众真正共情的从来不是“精致的觉醒”，而是“真实的挣扎”，真正能流传的作品，从来不是靠“女性电影”的标签蹭红利，而是靠对人性、对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

把镜头对准被遮蔽的大多数

说到底，“女性电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真正该讨论的，不是“该不该拍女性电影”，而是“电影该拍什么样的女性”，当下的女性电影不缺技术、不缺资金、不缺创作者，缺的是走出中产圈层的勇气，缺的是对底层女性真实生活的关注，缺的是直面结构性不平等的立场。

女性电影不该只拍洋房阳台里的精致生活，更该拍流水线工厂里疲惫的女工，拍夜班结束后赶不上末班车的打工族，拍蜗居在300元月租出租屋里的追梦人，拍那些被拐卖、被边缘、长期失语的特殊群体。

这些故事没有高端配置，没有光鲜亮丽，却藏着中国女性最真实的底色，她们的困境不是“选哪款包”，而是“怎么凑够房租”，她们的觉醒不是“辞职创业”，而是“敢对不公说不”，真正的女性电影，核心从来不是性别，而是权力。

男权、父权的本质，终究是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最终沉淀为女性的命运，就像《菊豆》《喊·山》所呈现的，影片打动人心的不是女性角色本身，而是她们在权力结构中艰难求生的韧性。

当电影不再执着于“性别标签”和“精致红利”，而是把镜头对准那些被遮蔽的大多数，去呈现她们的困境、她们的挣扎、她们的坚守，才能真正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才能真正担起文艺作品的社会责任。

金鸡奖的争议，或许是一个契机，让行业重新思考“女性电影”的本质，希望未来的银幕上，能少一些悬浮的中产乌托邦，多一些真实的底层众生相，少一些标签化的性别表达，多一些对权力结构的深刻反思。

当电影真正回归真实、回归人本身，不仅是女性电影的未来会更清晰，中国电影也会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来源：月尘染星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