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昆曲为桥,承亭林精神——昆曲电影《顾炎武》双重传承的文化坐标

快播影视 内地电影 2025-11-11 02:24 1

摘要:戏曲电影不仅戏曲艺术传承留存了影像化样本,近年来随着戏曲电影活动的推广,也成为古典戏曲传播的重要载体,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将古老的故事改良成为新的叙述方式,让更多观众了解戏曲之美。昆曲电影《顾炎武》让昆曲这门古老戏曲艺术与先贤的精神进行跨越时空对话,以昆曲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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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电影不仅戏曲艺术传承留存了影像化样本,近年来随着戏曲电影活动的推广,也成为古典戏曲传播的重要载体,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将古老的故事改良成为新的叙述方式,让更多观众了解戏曲之美。昆曲电影《顾炎武》让昆曲这门古老戏曲艺术与先贤的精神进行跨越时空对话,以昆曲的“程式之美”为肌理,以顾炎武的“精神之核”为血脉,融入先贤的家国情怀,在艺术表达与精神传递的双向赋能中,实现了昆曲传播与顾炎武精神传承的深度融合,为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化探索路径。

一、昆曲传承与顾炎武精神塑造的双重驱动

发源于昆山的昆曲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百戏之祖”,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是昆山籍思想家,他在明末清初有着抗清保家的实践经历,一生秉持为儒学正本清源的学术追求,将“以民为本”天下观践行始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昆曲电影《顾炎武》的创作,突破传统昆曲的“才子佳人”叙事框架,将故事放置于更开阔的历史背景,以大儒顾炎武在家国变迁中的成长为线索,展示了顾炎武从青年到老年在改朝换代的文化思想变革中试图重建中国传统文化谱系的人生历程。通过戏曲表达和电影语言相结合的叙事手法,将顾炎武的历史形象与精神遗产,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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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根据2015年昆山当代昆剧院的成立之后的首部新编大戏《顾炎武》改编而成。为了让昆曲突破剧场演出受众较少的局限性,主创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结合自身的昆曲启蒙教育中,因观看戏曲电影《十五贯》爱上昆曲的成长经历,试图用电影推动昆曲“破圈”传播。对精神传承而言,让顾炎武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中走出,将其塑造成为有血有肉躬身入局的“实践者”,他不仅是学者、思想家,还曾踏上战场保家卫国,践行文人士大夫的责任与担当。

影片在人物塑造中着力从三个维度切入:一是“武”的维度,通过顾炎武参加苏州保卫战、昆山保卫战的场景,展现顾炎武保家卫国抗敌的“行动力”;二是“文”的维度,通过他“拨开前代儒学,直抵孔子精髓”的学术追求,展现其“思想深度”;三是“情”的维度,通过母子、夫妻、友朋之间的情感互动,展现其“人性温度”。武戏的程式化动作让“战场场景”兼具美感与力量,文戏的唱腔韵律让“学术追求”更显风雅与深沉,情戏的细腻表演让观众与人物共情。

顾炎武作为清初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与革新者,他的理想追求在历史变迁中也经历了从断裂到重建的过程。影片从“顾炎武抗清”的表层叙事深入其思想内核,展现顾炎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顾炎武的“天下观”超越了“一朝一代”,他认为天下是人民的天下,这与我们提倡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当代理念一脉相承。影片通过虚构情节顾炎武与康熙的“神交对话”,进一步深化这一思想。康熙六次拜谒明孝陵的历史细节,与顾炎武“希望清朝延续汉文化”的矛盾心理交织。他的思想升华非简单的“反清复明”,而是通过展现思想家的“历史复杂性”,锚定最后家国情怀文脉传承的大主题。

尽管是男性叙事的主体,电影《顾炎武》中也刻画了有血肉和家国道义的女性角色。顾炎武夫人珍姑的角色虽戏份有限,却成为“家国叙事”中的“情感缓冲带”。饰演者龚隐雷通过“曲牌情感化处理”与“空间叙事创新”,赋予角色“柔中带刚”的特质。珍姑的核心唱段《兰花美》选自昆曲曲牌《懒画眉》,与《牡丹亭·寻梦》中的《懒画眉》形成截然不同。《寻梦》中的《懒画眉》需唱出“闲步寻芳踪”的优雅,而真姑的《懒画眉》要唱出“思念丈夫”的孤凄感。同样的曲牌,通过节奏放缓、唱腔低沉的调整,成为珍姑情感外化的载体。影片中,这段唱词配合江南小桥的虚拟场景,构建了“顾炎武读家书”与“珍姑思念”的双线时空,让“夫妻情”与“家国事”相互映衬,为电影的宏大叙事增加了情感浓度。

二、电影语言与戏曲表演的双重平衡

电影通过镜头语言放大昆曲表演的细节之美和叙事功能。髯口的颤动可传递顾炎武的焦虑,水袖的翻飞能表现他的悲愤,甚至“擦眼泪需离眼睛很远”的程式化动作,也能通过特写镜头让观众读懂“昆曲克制美学”的深意。这种“技术赋能”,让原本需要“剧场想象”的程式化表演,变得更易被大众理解。如顾炎武战场上的翻打动作、骑马受惊后的戏曲身段,错步、跪步、上翘下翘等,既保留昆曲的程式化表演,又通过电影慢镜头放大“战争中的苍凉与坚毅”。柯军特别注重戏曲改编电影之后,战争场景时的服装细节,进行了从写意到写实的调整,电影中的服装从舞台上的红色剑衣改为黑色,护林用白色但稍显泛黄,避免过于鲜亮与电影中的战争环境脱节,这种写实化调整让顾炎武“战场归来”的形象更具可信度。

电影表演中保留了昆曲的克制美学下的情感表达方式。主演柯军对戏曲与电影的表演差异有着准确的把握,他认为,舞台上昆曲不流泪,悲伤靠表演与观众想象完成;电影中可流泪,但需把握分寸。影片中顾炎武的三次“泪”极具层次感:母亲去世时“一滴泪落下”,展现极致悲痛;妻子去世时“眼泪在眼眶里转”,体现隐忍的情绪;狱友替死时“眼泪含而不落”,传递“替他们活下去”的责任。舞台上“擦眼泪”是夸张的程式,电影中则改为“手靠近眼睛但不触碰”,通过特写镜头让观众感知悲伤。这种“调整”并非“弱化程式”,而是让程式更符合“电影镜头的感知规律”。这种“泪的克制”既符合昆曲的美学特质,又通过电影特写镜头让观众感知人物的内心波澜,实现了“程式化”与“写实性”的平衡。

在戏剧表演和电影表演之间,主演柯军特别注重在表演中既保留昆曲的“克制”与“写意”,又用电影细节处理的“写实”增加情感张力。电影则通过特写镜头捕捉细微动作,如顾炎武的昆曲经典武戏动作“摔僵尸”,舞台上是完整的高空坠落动作,电影中则拆解为高空坠落全景、落地瞬间的特写,脚部雪溅的慢镜头,既保留动作的“惊险感”,又通过镜头剪辑强化人物的情绪与性格。

昆曲的表演依赖“程式符号”,如髯口、水袖、马鞭,这些符号在剧场中具有“约定俗成”的表意功能。影片通过“符号保留”加“情感强化”,实现程式的“电影化适配”。例如昆曲中常用的道具“扇子”是文人的标配,影片中顾炎武的扇子成为道具符号的“情感外化”“思想表达的载体”。与康熙对话时,扇子的开合、指点动作对应“思想交锋”;独处时,扇子的缓慢摇动体现“内心沉思”。扇子人物情感的外化,内心独白的视觉化。同样,“马鞭”的使用避免“真马拍摄”的违和感,顾炎武骑马受惊的场景,通过马鞭的挥舞、身段的摇晃的昆曲程式,配合虚拟背景的“动态模糊”的电影技术,既保留戏曲的“骑马意象”,又通过慢镜头放大受惊后的慌乱与镇定。

三、视听语言与现代科技的双向融合

昆曲电影《顾炎武》的融合“戏曲程式化”与“电影写实性”,既未将昆曲“电影化”为古装片,也未将电影“戏曲化”为舞台纪录片,而是通过技术适配、表演调整和视听重构,构建了“虚实相生”的艺术范式。影片采用“虚拟制片”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影棚实景拍摄,扩展了电影画面的空间感,更强化了昆曲的“意境美”。

虚拟场景的“昆曲化适配”,用虚拟制片的LED屏生成了3D场景。影片中的关键场景包括飞鸟动态荒废的碑林、沧桑古庙等等,均通过虚拟制片实现。这些场景既非完全写实,也非完全写意,而是将写实的远景和模拟戏曲舞台写意的近景相结合,恰好契合“虚实一体”的美学追求。虚实一体的“空间叙事”将虚拟制片与实景搭建的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空间”。如顾炎武与康熙“神交对话”的场景,前景是实景搭建的“厅堂桌椅”,后景是虚拟生成的“亭台楼阁”,这种“虚实叠加”既让跨时空对话具有视觉可信度,又通过厅堂的舞美设计,凸显时空开放感,保留昆曲的“空间假定性”,这种真假难辨的效果,正是昆曲意境与电影技术融合的最佳证明。

电影在视听重构中将昆曲音乐与电影音乐和音效进行了融合。视听系统打破了“传统昆曲乐队”的局限,通过民乐戏曲配器加交响乐编排,保留了昆曲韵味,也建构了具有张力的声音叙事。影片邀请孙建安作曲,演奏者为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李朋担任总监演。这种专业化配置让音乐既能“贴合昆曲的水磨调”,又能“强化电影的情感张力”。唱段保留了传统民乐伴奏,而战争场景的音乐加入了厚重感的交响乐,渲染家国破碎的悲壮,带动观众情绪,两者平衡且“不抢戏”,让音乐为人物时刻为情感和叙事服务。

电影音效的运用也让昆曲的“程式动作”更具质感。如顾炎武“摔僵尸”时的雪地溅起声用了特效处理。此外,声音还有着调节节奏的作用,影片声音设计中使用了大量的“留白”,既符合昆曲“克制美学”,又通过电影“静默张力”让观众共情,实现了“视听语言”与“昆曲精神”的统一。

《顾炎武》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创新,更在于其文脉传承,它既是顾炎武精神的当代诠释,也是昆曲传承的活态实践,同时为昆山地域文化品牌的构建提供了文化蓝本。通过电影搭建起的沟通桥梁,将“昆曲文化”与“顾炎武思想”融合,让昆曲艺术获得了承载家国叙事的厚重内核,也让顾炎武精神实现了可感可知的当代转译,成为两者协同传承的典范。

来源:莲乡情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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