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83年的澎湖海面，舰炮轰鸣，一场决定两岸命运的战事拉开帷幕。这就是施琅率清军攻打郑氏割据政权的澎湖海战。
1683年的澎湖海面，舰炮轰鸣，一场决定两岸命运的战事拉开帷幕。这就是施琅率清军攻打郑氏割据政权的澎湖海战。
对于主旋律电影《澎湖海战》而言，这段历史几乎是“天然”题材：展现国家统一、稳定边疆、昭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一切都合情合理。
这部本该一锤定音的战争片，却在网络掀起了一场关于“满清是否是中国”的全民讨论。台词有什么错？康熙是谁？满人算不算中华民族？
一个主权叙事的战役，被彻底卷入史观博弈的漩涡中。我们对“中国”这个词的理解，正在被重新拆解重组。
施琅出征，澎湖俘虏郑军，清廷设立台湾府归福建辖，史书称“台湾自此归于中国”。
这段历史出自《清史稿》，逻辑清晰、事实明确。
在传统史观里，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中国中央政权收复台湾”，一句话定性。
很多国内观众从小接受的也是这套逻辑，清朝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康熙是中国皇帝，施琅是国家功臣，“统一还天下一个圆满”完全合理。
但另一部分人不这样看。
他们追问一句：清朝的“中央政权”，是哪个“中央”？
在另一套新清史、中国本位民族主义兴起后的背景下，康熙、满清就不再属于“我族”的荣光，而是一段被异族压迫的苦难史。
于是《澎湖海战》里的英雄不再是施琅，而是“背水一战”的郑克塽。
光影视象就贴着两种完全相反的国家认同，这是争论激烈的根源。
“国家”概念是近代产物。
中国古代无论是唐宋明清，甚至汉武盛世，都没有“民族国家”的意识。
民族国家的概念真正进入中国，是在清末民初，带着浓厚的西式政治学气息。
“法国”哪怕从帝制到共和国翻天覆地，法国人始终认同自己是“法国人”，这在我们看来是顺理成章。但放在古代中国却完全说不通。
在明朝末年，普通百姓不会说：“我是中国人，我反对满清入侵。”他们只分“朝代”，不分“国家”。
清军入关是从李家到了爱新觉罗家，“改朝换代”而已，“亡国感”是后人投射在历史上的情绪。
康熙年间的“统一台湾”，本质上是君主对“乱臣贼子”的讨伐，不承载文化或民族重量。
到了21世纪，新清史的崛起彻底把这段殷实的认同撬开了。
这批学者不再把“清朝”当做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发展脉络中的一环，而是将其剖解成一个由“满洲贵族主导”的多民族帝国。
这是一种“脱中华化”的阅读方式。
在这种视角里，清帝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就像古罗马与现代意大利，文化有延续，政权并不对位。
你可以说康熙是智慧的统治者，但你不能说他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他更像是一个知道如何统治汉地的“外族皇帝”。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动辄斥责影视剧“替满清洗白”。
不是他们仇满，而是他们拒绝用现代中国的身份去“认祖归宗”一位满洲奠基人。
近年来，网络上民族主义火力不减，“汉本位”情绪特别活跃。有学生扒出课本将明朝称为“地方割据势力”，瞬间点燃舆论战场。
在现代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三百年是由“非汉族统治者”主导。而这三百年又恰恰成为许多人心中“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积贫积弱”的开始。
这种对“清廷的仇”不是仇他们统治不公，而是谁代表“我”。清朝的统一被看成压迫，明朝的割据反而成了主权象征。
澎湖海战就成了这场情绪投射的祭坛。
我们今天对“清是中国吗”“施琅是叛贼吗”的探讨，并不是为了一纸论文的考据，而是我们在雕琢自我的国家认同。历史不是探照灯，而是镜子。
电影《澎湖海战》选择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强调施琅作为“统一大业”的实践者，这是我们对今天主权问题的延展。
另一部分观众，从血脉纯正、文化正统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们的愤怒是对现实焦虑的历史再加工，是一种“我是谁”的身份审视。
《澎湖海战》既是一部战争片，也是一场认同测试。你认施琅为英雄，还是投给郑克塽报以敬意，那不仅仅是观影口味问题。而是一道：你心中“何为中国”的终极问题。
清朝是中国。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这个文明体就是以不断更替、吸收、融合的方式走到今天的。满洲统治下的清朝不是“异族中国”，而是“另种中国”。
一如宋是汉人建立、边疆陆沉的中国，元是蒙古中央统管的中国，清是满人塑形、推进版图边界的中国。我们需要历史，但不能让历史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
国家认同不是靠“血缘纯正”来定义，而是靠共同记忆、主权实践、文化传承和发展来维系。
如果连清朝这种实质统治了中国两百六十余年、开创边疆格局的政权都不能被承认，那什么样的“中国”能配得上我们的认同？
总结
在今天这样的语境下讨论“清是不是中国”，不应该成为“正统vs异统”的撕裂战争，而是一扇通往更宽广历史自觉的大门。
认同清朝并不等于肯定满洲霸权否定清朝也不意味着就更中国。中国是我们一代代人共同修筑的历史楼阁，而不是某个姓氏、族群的专属财富。
唯有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看见复杂，才能更自信地回答一句：什么是中国人？
来源：智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