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导演喊“Action”的瞬间，我纵身跃向另一架飞行中的直升机——这是剧本里设计好的“英雄时刻”。

01. 坠落：比电影更惊险的3秒

2019年，迪拜拍摄《急先锋》最后一场动作戏时，我站在20米高的直升机悬梯上。

风声在耳边呼啸，脚下是滚烫的沙漠，手里握着随时可能脱手的绳索。

导演喊“Action”的瞬间，我纵身跃向另一架飞行中的直升机——这是剧本里设计好的“英雄时刻”。

但意外比镜头更快。悬梯突然断裂，我的身体像断线风筝般坠向地面。

时间在那一刻被拉长：第一秒，我看到剧组人员惊恐的脸；第二秒，我本能地蜷缩身体护住头部；第三秒，后背重重砸在安全气垫上，五脏六腑仿佛被震碎。

“Cut！”导演的喊声和救护车的鸣笛同时响起。

我躺在气垫上，望着湛蓝的天空，突然想起30年前在南斯拉夫拍摄《龙兄虎弟》时，同样从高空坠落头部重伤的场景。

两次坠落，隔了整整30年，命运以最残酷的方式提醒我：成龙，你老了。

02. 疼痛：身体比记忆更诚实

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我盯着救护车顶棚的灯光，感觉每一根骨头都在尖叫。

医生检查后说：“肋骨裂了，腰椎移位，但幸运的是没有骨折。”我笑了笑，这已经是我第N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年轻时，我能从三楼跳下接一个翻滚，现在从椅子上站起来都会腰酸背痛；曾经摔断腿绑着石膏继续拍戏，如今膝盖积水要定期抽液；以前吃止痛片像吃糖豆，现在医生警告我“再这样下去，肾脏会报废”。

在病床上翻看《急先锋》的拍摄花絮，看到自己坠落的画面，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不要命”，如今都成了身体里的定时炸弹。

03. 恐惧：英雄迟暮的清醒

很多人说我“不怕死”，但这次坠落后，我第一次在片场看到了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不能再拍动作戏”的恐惧。

我翻出手机里存了20年的照片：1995年《红番区》从商场天台跳到对面阳台；1998年《我是谁》从鹿特丹大楼斜坡滑下；2006年《宝贝计划》在10层高楼外墙上荡秋千……那些镜头里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现在连爬楼梯都要扶着栏杆。

更让我害怕的是，动作电影的世界正在改变。

现在的观众更爱看特效堆砌的“超级英雄”，而不是真人肉搏的“拼命三郎”。

我的徒弟们开始用绿幕和威亚完成动作，而我固执地坚持“实拍”——但这次坠落让我明白，有些事，真的力不从心了。

04. 真相：生命从不是无限续杯的酒

住院那晚，我梦见自己站在《急先锋》的片场，周围是欢呼的观众和闪烁的闪光灯。

但当我转身时，发现所有灯光都熄灭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黑暗里。

醒来后，我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

从17岁当武行到现在67岁，我拍了200多部电影，受伤次数多到记不清。

曾经以为“拼命”是演员的职业道德，现在才懂：生命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而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古董花瓶。

我开始重新规划工作：减少高危动作戏，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新人上；成立动作电影基金会，保护那些和我一样“玩命”的武行兄弟；甚至开始练习瑜伽和太极——不是为了耍帅，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久一点。

05. 重生：在废墟里种花

《急先锋》上映后，有记者问我：“这次坠落后还敢拍动作戏吗？”我笑了笑：“当然敢，但会更聪明地拍。”

现在的我，依然会在片场亲自示范动作，但会提前检查三遍安全措施；依然会挑战高难度镜头，但会让替身演员做好双重保护；依然相信“拼命”的精神，但更明白“活着”的意义。

生命最残酷的真相，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当你终于读懂它时，却发现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我不再追求“不要命”的传奇，而是想成为一个“会活”的普通人——能看着儿子长大，能抱起孙子，能在银幕外继续讲动作电影的故事。

后记

2023年，我监制的新动作片《新警察故事2》开机。片场有个年轻武行问我：“成龙大哥，您觉得动作电影的未来在哪里？”

我指了指他身上的护具和头顶的威亚：“在这里，在安全的前提下，把动作戏拍得更好看。”

然后我转身走向监视器，背后是20米高的拍摄平台——这一次，我不再站在上面，而是站在地上，抬头看着年轻人们完成我曾经引以为傲的飞跃。

生命会老，但勇气不会。

我们摔过、痛过、怕过，但最终，还是要笑着站起来，继续向前走。

来源：瓦舍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