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流一代》的拍摄，源于贾樟柯觉得“一个时代可能就此落幕”的想法，那个时代从千禧年一直走到今天。完成这部影片后，贾樟柯觉得自己以后的创作“轻易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了。”

《风流一代》的拍摄，源于贾樟柯觉得“一个时代可能就此落幕”的想法，那个时代从千禧年一直走到今天。完成这部影片后，贾樟柯觉得自己以后的创作“轻易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了。”

刚看完《风流一代》后，我的记忆产生了混乱，脑子里浮现出贾樟柯以前的好几部电影，它们不断交叠缠绕，直至搅成一团，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观感。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纯粹是因为《风流一代》里能找到许多贾樟柯前作的影子。

女主角巧巧（赵涛 饰）和男主角斌哥（李竺斌 饰）恍若来自《任逍遥》和《江湖儿女》，他们有着一样的名字、着装和部分遭遇，甚至是相似的情感纠葛，两人的足迹也再次从大同一路飘荡至三峡。与此同时，《风流一代》又通过对旧有素材的重新处理，以及对故事走向的重新书写，呈现出对个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不同思考，这无疑又是让人感到新鲜的。

当我向导演贾樟柯表明我的这种复杂感受后，得到了他的应和，“没错，就应该这么看。”

如果说，贾樟柯以往的作品还维持着故事片的常规框架，《风流一代》则显示出他进一步远离工业制作的决心。这一次，他不再执着于对故事情节的阐述，也有意模糊了客观记录和虚构叙事的界限，如同当代艺术对综合材料的运用一般，试图进入一种更自由随性的表达。

影片中前三分之二的内容拍摄于2001年至2022年，来源于贾樟柯发起的一个大型制作计划。2001年，数码摄影机刚刚开始流行，让随手拍摄成为一种可能，时代也正经历世纪之交的新旧更替，整个社会迸发出活跃多变的气息，这让贾樟柯产生了拍摄身边生活的强烈愿望，除了客观记录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他也带着演员在任意场景中即兴表演，让镜头代替他的眼睛来观察。他说：“那是一个非常性感的年代，人人都是那么的蠢蠢欲动，这让我很想拍。”

贾樟柯给这个拍摄计划取名为《持数码摄影机的人》，片名借鉴了苏联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作品《持摄影机的人》（1929年），后者是一部没有使用剧本和演员的纪录片，虽然用摄影机客观记录了城中居民一天的生活，却通过繁复多样的剪辑手法来突显创作者的主观意图。

维尔托夫曾声称，他的这部作品旨在创造一种真正国际化的电影绝对语言，其基础是与戏剧语言和文学语言完全分离。贾樟柯深受这种自由创作状态的吸引，一直希望能拍一部游历式的作品，于是就有了《持数码摄影机的人》。

22年的拍摄积累了1000多个小时的素材，这期间贾樟柯一直没想好怎么利用这些素材，直到疫情触发了他的创作欲望。

“我突然有一种很深的感觉，觉得一个时代可能就此落幕了，社会氛围从一种无序但充满能量的状态，过渡到了充满规则和紧张的状态。”他想拍一部电影来结束这段历程，海量的旧素材成为创作的起点，“看看从千禧年游历到今天，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什么，丢失了什么，要如何理解今天的生活。”

为了梳理出一条叙事主线，贾樟柯和剪辑师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最终在千头万绪的线索中确立了巧巧和斌哥的感情故事，影片的支点由此确立。故事简单概括来说就是：两个来自大同的年轻人经历了热烈浪漫的相爱，又在剧烈的生活变动中逐渐走散，曾经积极追逐时代浪潮的他们，不得不在年华老去后重新寻找精神的归依。

然而，不同于贾樟柯以往作品中清晰连贯的情节设置，《风流一代》对时代氛围的铺陈显得更加重视，这让整部影片显示出一种极其散漫的气质。

于是，我们看见女主角先是以《任逍遥》中巧巧的形象游走在破败的大同，在劲歌热舞中走秀、蹦迪、谈恋爱，后来又变换为《三峡好人》中沈红的样子，或是《江湖儿女》中的巧巧，身着那套熟悉的黄色衬衣和白色裤子，穿梭在三峡老城的废墟之中茫然地寻找爱人。

这些场景对许多熟悉贾樟柯作品的观众而言并不陌生，有些甚至是在前作中出现过的镜头，但在这部新作中，它们以一种崭新的组合方式得以重现，巧巧一路游历经过的城市背景被着重凸显，以绵密的篇幅勾勒出人物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

从2001年众人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狂欢游行，到2006年为建设三峡大坝拆迁的奉节旧城，再到2022年疫情期间的城市生活，影片将视点扩散到了更广阔的范围，并且放大了后期剪辑的蒙太奇效果，以此呈现创作者的主观表达。

在《风流一代》中，贾樟柯保留了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但他更在意拓展人物的生活空间，绘制一幅时空长卷，比如：当他们相爱的时候，周围在发生什么；当他们分离时，周围又在发生什么。在他看来，这样的创作手法也是由该片本身的题材所决定的，“我们也可以用三个月来拍摄这个跨越22年的故事，那样不过是复制出一个时代，但这个电影的魅力在于它是复活了一个时代，我们真的那样生活过，也那样实际拍摄过。”

这种非常规的叙事手法，无疑对主流观众形成了更大的观影挑战。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被导演对时代氛围的捕捉打动，深刻共情于片中人物的命运；感到不适的观众则认为导演的创作流于抽象，因为过于追求宏大叙事而失去了平衡。然而无论如何，贾樟柯都显示出了他直面现实、忠实纪录的勇气。

这无疑是贾樟柯身为创作者的一次“反叛”，他不再满足于完整讲述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也似乎对观众各式各样的反应做足了心理准备。

“电影发展100多年，大概有4/5的时间在重复一样的叙事模式，无论是顺序、倒叙还是插叙，都是在强调内在的因与果，但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因果联系，它的内在秩序是一种更加隐秘的关联。叙事并不是电影唯一的价值，这对电影来说太保守了，甚至有些千篇一律，我希望有勇气去做出一些尝试和改变，至于成不成功没有关系。”

《风流一代》在拍摄之初，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在边拍边写的过程中，贾樟柯才有了以巧巧的视角展开叙事的想法。经历了从2001年到2006年的时代变迁，巧巧在后来的岁月里又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这成为续写的故事里着重要完成的新内容。

对贾樟柯来说，巧巧的故事是随着时间自然流淌出来的，仿佛自然而然走向了“一种不自觉的自我革新。”一开始，她是个依赖感情的女人，和男友推推嚷嚷互相伤害，还远赴奉节千里寻人。等到30岁左右，她发现自己陷入的是一段非常虚妄的感情，于是决绝地提出分手。

直到年华老去，她不再奢望感情，开始安于独来独往地生活。“在拍摄的过程中，随着我们自身意识的变化，讨论人物的走向后，不知不觉就拍出了这样一个女性觉醒的过程，她的变化非常打动我。”贾樟柯说。

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逐渐走向自信、独立和强大的女性，慢慢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三峡好人》中的沈红也曾从大同远赴奉节，那时她的自主意识仅仅体现在亲口跟丈夫提出离婚。《山河故人》中的沈涛也经历了离婚，并拥有自己的事业，但她在独居生活中的状态并未完全展露。到了《江湖儿女》中的巧巧，则完整走完了一个女人独当一面的历程，成为了比男人更能承担道义的角色。

相比之下，《风流一代》中的巧巧显得更加平凡，没有经历过江湖中的打打杀杀，但也曾体验过恣意昂扬的青春岁月，最后回归到平淡如水的寻常生活，这样的巧巧也更加贴近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普通面孔。“对我来说，这是几部完全不同的电影，但中间又有一定的联系，巧巧是一个母体的不同化身，她们就是中小城市中经历过时代变革的女性。”贾樟柯如此解释。

在过去22年的旧素材里，赵涛出镜的时间占了大多数，巧巧的角色理所当然再次落在了她头上，她需要重新补拍巧巧在当代的戏份。

得知这个消息后，她一方面觉得当仁不让，一方面又难免忐忑。“我的表演工作是在这么多年里不断地学习和感悟，担心很多经验和方法跟以前不一样了，怕前后反差太大，或者连接不上。”赵涛说。看完以前的素材后，她终于放心了，“从我刚开始进入表演到现在，永远是把人物放在第一位的，人物在电影里一直在生活，是有生活轨迹可循的。”

在赵涛看来，虽然那些自己曾经饰演过的女性都是彼此独立的存在，但当她将这一路走来的历程串联起来看时，第一次意识到女性对自身命运的主动选择，而非仅仅只是困在某个局面中。“当她融入跑步的人群，意味着她终于找到了一种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方式。同时她对斌哥的接受又超越了男女感情，实现了精神上的完全独立。”

拍摄过程中，赵涛一度对巧巧的情感落点有些拿捏不准，不确定她在经历了个人境遇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困局后，面对生活的态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直到她看到了饰演斌哥的李竺斌。

这是两人在连续合作了四部作品后，时隔多年再次见面。再次站在赵涛面前的李竺斌苍老了许多，行动也有些不便，这是一次疾病造成的结果。赵涛内心十分惊讶，仍然忍住没有过问他的遭遇，转身回到餐厅吃饭时，终于控制不住地痛哭。

她将这种感受保留到了戏中，巧巧与斌哥重逢时的心情，就是她与李竺斌重逢时的心情，“当他站在你面前，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就知道这些年他过得也不容易。巧巧对斌哥的接受，不是男女情感上的接受，而是对同类的接受。”

《风流一代》中的巧巧，最大的变化是成了一个沉默失语的人。这样的人物特质，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那是拍摄《江湖儿女》时在三峡渡轮上的一场戏，由于机船轰鸣声太大，赵涛说话的声音被完全盖住，她索性建议导演，不要让人物开口了。

后来，巧巧的沉默贯穿了《风流一代》的始终，偶尔的几句表达也用字幕来代替。影片还给她安排了超市收银员的身份，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显得愈加形单影只。当被告知这将是一个彻底保持缄默的人物后，赵涛能理解导演的意图，“巧巧在这个世界就如同一粒尘埃，谁都看不到她，也不关心她，她找不到能够交流的人。”虽然这样想，但赵涛依然很发愁，毕竟这是一个在片中走过20多年生命历程的角色，一生中经历过太多起伏和变化，如果不讲话，要怎么诠释她？

让赵涛感到最难演的一场戏，发生在巧巧和斌哥时隔多年后在大同重逢的时刻。斌哥在超市买完东西结账，抬眼一看，收银员是巧巧，两人都已年过半百，相顾无言。下班后，巧巧回到更衣室，拿出准备好的包子当晚餐，此时她所有压抑的情感都涌上心头，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却流不下来，只是一口一口缓慢地、艰难地咽下包子，仿佛咽下的是一块石头或是一根刺。

那时候，赵涛脑子里闪过的，全都是巧巧前20多年的经历，对她感到强烈的心疼，“她不像现在的女孩，可以约上几个好友，打开一瓶红酒，骂几句人释放一下。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不允许她这样。”

巧巧就这样一直隐忍到了最后，赵涛感到胸中积了一口气，越来越憋屈。到了结尾那场戏，巧巧告别斌哥，加入夜跑的人群，拍了几条后，贾樟柯让赵涛随意发挥，但就是不能哭，她忍不住呐喊了一声：“哈！”。

“其实是人物在带动我，到了最后一刻，我就想大喊一声，释放一下。喊完这一声，我觉得对巧巧有了一个交代，也对自己有了交代。”赵涛说。最终，整部电影在这一声呐喊中戛然而止。

演完《风流一代》，赵涛有种强烈的感觉，“我把巧巧的故事讲完了，也把自己20多年的故事讲完了，我可能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我可能不会再演巧巧这样的女性，但还会去演其他更多的中国女性。”

相比《风流一代》的中文片名，其英文片名的指向更加直观——Caught By The Tides，意为曾经意气风发的逐浪者，最终也被浪潮所困。相较于从未深入浪潮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女性，片中以社会竞争为乐的男性显得更加脆弱。

新世纪之初，斌哥离开大同来到奉节，临走前他给巧巧发短信：“我想走，出去闯闯。”“我安顿好，就接你出去。”绿皮火车上，形形色色的乘客如同斌哥一样，正踏上一段段未知的旅程。最初，斌哥加入了房地产浪潮，在三峡的大拆大建中游走于灰色地带，直到承包商卷钱跑路，他还指望用街头火拼那一套来解决问题。

随着时代更迭，斌哥进了小额贷款公司，干着干着光景又变差了。2022年，他来到珠海投奔朋友，人已经老态毕现，依然想找点事干，面对遍地开花的短视频浪潮，他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无奈之下只好回到大同。

此时的大同不再是破破烂烂的模样，崭新的街道上霓虹灯耀眼地闪烁，然而一种巨大的静默在无声地蔓延，人们脸上的口罩和无处不在的扫码、消毒隔开了人群的距离，也提示着一切已经今非昔比。

在梳理过去22年的旧素材时，贾樟柯花了很多精力去构思影片的开头，试图找到能奠定整个影片基调的第一场戏。当他看到一群中年女人挤在一间小破屋里，互相起着哄唱着歌时，心想就是它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甜蜜的关系，在今天可能不常见了，如今的城市对陌生人有足够的包容，但人与人之间也很难走近。”

确立了这样的基调，接下来的剧情一幕幕顺下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逐渐走向淡薄的过程。斌哥到了奉节，傍上富有的厦门大姐，将巧巧抛在脑后。巧巧一个人生活在大同，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后来她加入夜跑的人群，仿佛为自己找了个组织，只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彼此之间也并不交流。

当旧的时代过去，新的时代将会把人带向哪里？贾樟柯将目光投向了科技。过去几年里，他不断注意到人工智能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无论是在酒店里送货的机器人，还是完全用AI生成的短片，仅仅只是网络售票的普及就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式。他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你观察当代社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注意到科技跟生活的关系，它对人的重塑太厉害了，也改变了人的情感联系，并且是不可逆转的。”

步入新时代，科技发展再次将巧巧和斌哥卷入洪流，只是当斌哥面对短视频浪潮无所适从时，巧巧却似乎找到了新的精神慰藉。片中有这样一幕，巧巧在超市里遇到一个人形机器人，机器人拥有可爱的外形和稚嫩的声音，巧巧很轻易就被它的问候打动，还忍不住逗它玩起来，全然不似她在工作中严肃的模样，机器人成为她唯一的交流对象。

演这场戏之前，赵涛向贾樟柯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机器人对巧巧来说，是人还是机器？”贾樟柯的回答是“人”。巧巧面对人工智能的表现，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贾樟柯的态度，“人工智能的出现，一定会带来文明的更替，我的态度就是审慎地迎接，它究竟能带来什么是不可测的，但拒绝它也一点用都没有。”

如同赵涛演完《风流一代》后告别巧巧的感受，贾樟柯在完成这部影片后，也有一种向过去告别的心情。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着迷于关于时间和时代的故事，喜欢观察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曲线里的变化，于是一遍遍拍摄那些从1979年到当下的题材，但现在他觉得这样的故事已经讲够了。“我可能轻易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了。”

来源：创意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