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墟与胶片之间，追寻失落的电影世界

摘要：2017年夏天，导演兼资深影片收藏家克里斯托弗·伯德发现了一部以为永远遗失的无声电影《外交官亨利》（1915）。他形容那一刻“就像发现了一幅原版莫奈”。这部片由美国早期喜剧搭档西德尼与露西尔·德鲁夫妇共同创作，风格不靠打闹，而取材于家庭生活的日常机智。故事讲一

2017年夏天，导演兼资深影片收藏家克里斯托弗·伯德发现了一部以为永远遗失的无声电影《外交官亨利》（1915）。他形容那一刻“就像发现了一幅原版莫奈”。这部片由美国早期喜剧搭档西德尼与露西尔·德鲁夫妇共同创作，风格不靠打闹，而取材于家庭生活的日常机智。故事讲一位丈夫想博取姑妈欢心而贬低妻子的家务本领，结果妻子与姑妈联手教训了他一番。伯德说：“它不仅带着一点女性意识色彩，可能还是由女主角亲自共同编剧和执导的作品——那时女性还没有投票权。”

这部影片如今仅存的几部作品之一，命运正是无声电影时代的缩影。1895年至1929年间，无声电影成为全民娱乐，每年上映上万部作品，从文学改编到社会议题——种族、贫困、犯罪、卖淫、节育——无所不包。但由于胶片材质为极易燃且会随时间自燃的硝酸盐膜，大部分作品早已消失。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估计，现存无声电影仅占总量的约14%。

这些失落的影像不只是电影史的缺口，更是历史的碎片。它们可能记录了现实人物，如柯南·道尔或罗斯福；也可能捕捉街景、服饰、汽车细节，呈现那个时代的步态与思维方式。1898年的《美好的事——黑人之吻》就是被重新发现的典型，它是首部拍到黑人接吻的影像，如今被列入美国国家影片登记处。

然而，焚毁只是悲剧的一部分。无声片在有声时代被视为废物，许多被销毁或剪碎回收。独立制片更脆弱，尤其是非裔导演作品，当时拷贝数量极少，成本高昂。有的影片只是被误标、遗失在档案库中——像1927年的《未知者》，因为胶片罐被标为“unknown”，才被误以为下落不明。

更让人心痒难耐的是那些“半存不存”的影片——只剩片段、几秒、或几卷。格洛丽亚·斯旺森曾在回忆录中呼吁寻找她凭《莎蒂·汤普森》（1928）获奥斯卡提名的最后一卷胶片，至今仍未找到。

无声电影有时还能纠正历史叙述。奥斯卡·米肖的《在我们门内》（1920）被视为对格里菲斯种族主义巨制《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的回应。后者当年被全国黑人协会斥为“谎言的堆砌”，却在票房与评论上大获成功，还在白宫放映，并直接启发三K党的兜帽造型。米肖的作品则揭露南方黑人教师的悲剧命运，也暗含对1919年“红色夏季”暴乱的回应。影片在20世纪末于西班牙被发现后重现银幕，其关于私刑的画面所带来的震撼，是任何文字无法取代的。

但是否所有无声电影都值得保存？自最早的电影档案诞生，这个问题就饱受争论。要保存全部，还是只留“艺术性与历史性”被认可的？法国档案先锋亨利·朗格卢瓦主张“全都留下”。他在纳粹占领期间藏匿禁片，甚至在母亲的客厅秘密放映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他相信：观众才该决定电影是否值得，而不是历史学家。20年代没人会想到，露易丝·布鲁克斯会在九十年后被视为传奇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