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意与批评,这个最理想主义的电影节

快播影视 内地电影 2025-10-21 09:04 1

摘要:即使六年没来,我依然能凭借记忆在脑海中画一幅电影节的地图。沿着山形站前的山形停车场线向东,去中央公民馆的路在一处矮小的钟楼处左转。来到公民馆所在的七日町,隔着马路有摩斯汉堡和一家提供宽敞休憩场所的便利店。乘手扶电梯到公民馆的四楼,YIDFF2025的相关陈设正

会场外的山形电影节看板 Photo By Methy

十月的山形比东京先行一步入秋。街道上飘着桂花的香味,走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目光向远处延伸,总能透过建筑的缝隙,看到环城的群山上白雾弥漫。

即使六年没来,我依然能凭借记忆在脑海中画一幅电影节的地图。沿着山形站前的山形停车场线向东,去中央公民馆的路在一处矮小的钟楼处左转。来到公民馆所在的七日町,隔着马路有摩斯汉堡和一家提供宽敞休憩场所的便利店。乘手扶电梯到公民馆的四楼,YIDFF2025的相关陈设正在极力渲染着电影节的氛围。继续上到六楼,就抵达了可容纳六百人,负责举办开闭幕式、放映国际竞赛单元影片的公民馆大厅。顺便一提,从一楼直达六楼的电梯在公民馆正门的隔壁,需要绕过门口的电影节展示板,然后推开一扇玻璃门。

公民馆边的那家拉面店依然在营业。但我最想念的味道还是山形的芋煮。这是一种将去皮切块的芋头与牛肉、魔芋、葱等食材一起,用酱油、酒、味醂、砂糖调味后放入高汤中炖煮至软烂的乡土料理。据说最早是当地的船夫们为了打发等待收货人的时间,便在河边支起大锅,利用码头附近小盐村盛产的芋头和船上货物中的干鳕鱼一起煮着吃。如今,每到秋天这里依然会在河边举办盛大的芋煮会。一大锅芋煮不仅是电影人聚会场所香味庵的保留节目,也是秋日山形的风物诗。

山形的芋煮锅 Photo By 宋远程

电影节期间,常去看片的地方除了中央公民馆,还有放映亚洲新浪潮单元的Forum山形和放映国际竞赛单元和“美国直接电影”单元的山形市民会馆。相比起后两者之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距离,从公民馆往返市民会馆的赶场之路则相当折磨人。再考虑到映后的时间和Forum严苛到迟到一分钟都无法入场的规定,把看片计划尽量集中在后两处会省下不少体力——虽然看片中途环视周围观众各种不同的睡姿也是独属电影节的体验。与六年前相比,这一次我更偏爱在Forum山形看片(虽然因迟到错过了好几部)。倒不是因为国际竞赛的片一部比一部无趣,而是作为一家专业的电影院,Forum的座椅实在比各种大礼堂的阶梯式座椅舒服太多了。

Forum影院外排队等待入场的观众们 Photo By Methy

银幕亮起后,便是另一种关于山形的记忆。在过去的六年里,毫无征兆地爆发了新冠、阿富汗塔利班取得国家控制权、俄乌战争爆发并延续至今;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攻击,引发以加沙为中心的以巴新一轮战争。连日本首相都换了好几任。

不过,尽管这份国际竞赛片单上很多近年才兴起的议题,但创作的方式和整体的构成依然有似曾相识之感。如每年都会有的家庭影像、用footage剪辑而成的散文电影;有假装是纪录片的剧情片,以及假装是剧情片的纪录片;有聚焦于风暴中心的鸿篇巨制,也有关注在地、自成脉络的的日本电影。最终的大奖颁给了记录法国反对环境破坏的活动人士在共同体中自给自足生活的《直接行动》,仿佛是影展对于继承小川绅介精神的宣言。

《直接行动》剧照

我印象最深的电影是来自亚洲新浪潮单元的《A Stone's Throw》。电影始于对兹尔库岛(Zirku Island)CG地图的检索——作为一处重要的石油产业基地,这里无法实地拍摄。电影一边呈现一位被迫逃离故乡海法的巴勒斯坦人阿明的影像,同时回溯了巴勒斯坦人在抵抗运动多次炸毁输油管线的往事,以此重新审视围绕“石油”的统治与抵抗,将个体的历史与历史的主语紧密结合起来。

另两部《书写哈瓦》和《Shot the Voice of Freedom》都来自阿富汗的女性导演,关注塔利班掌权以来阿富汗急剧收缩的女性权利。她们中有人被迫逃向海外,有的则留在当地继续斗争。这两部电影有许多粗糙但来之不易的素材,或借助他人之手,或隐秘于斗争现场。《书写哈瓦》中,导演的母亲通过电视新闻了解到塔利班一步步逼近。而对于我们而言,这些电影虽然在技法上生涩,也有许多口号式朴素的抒情,但也是了解阿富汗的现在的一扇宝贵的窗口。

《书写哈瓦》海报

今年山形的其他单元还包括“巴勒斯坦——那片土地的记忆”,“美国直接电影”以及始于2021年的“未来への映画便”、始于2023年的“街を見つめる人を見つめる”单元,这些既是每年电影节策展思路的体现,也是YIDFF作为一个地方影展与当地的电影文化、市民生活相互促进的方式。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同年的YIDFF设置了名为“ともにある Cinema with Us”的复兴支援上映单元,旨在通过电影让人们共享关于复兴的经验,并建立新的联系。此后,这成为了一个常驻单元,今年的“ともにある Cinema with Us 2025”包含三部电影,和一个关注去年的能登半岛大地震及暴雨灾害的座谈会。

学术氛围浓厚的“美国直接电影”单元展示了当时的电影人们使用的各类摄影/录音器材 Photo By Methy

离开山形前,我在手机上划着邻近城市仙台的地图,无意中看到一个地名是“震災遺構 仙台市立荒浜小学校”。从仙台站坐地铁到东西线的尽头荒井,然后换乘一小时一班的巴士。从郊外来到“乡下”,只有四层楼的小学校在这里也尤为显眼。

我看到了当时海水漫过二楼的痕迹和被锈蚀的围栏,一片狼藉的一楼教室,被冲到并嵌进天花板的易拉罐。从地震到海啸袭来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学生们和附近的居民被疏散到学校的楼顶避难。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这所小学的周围为何如此荒凉,因为曾足以支撑一所小学的小镇在那一年被海水冲刷殆尽。

震災遺構 仙台市立荒浜小学校 Photo By 宋远程

学校四楼的放映室滚动播放着对当时亲历者的采访视频,当年的小学生们现在也都到了社会人的年纪。走出放映室,猛地刚才在影像中看到,在震灾时担任校长、指挥避难的老先生穿着讲解员的制服,静静地看着窗外。

从学校出发,向东走七八分钟就到了海边。爬上数米高的防波堤,海浪声提前打开宽阔的视野。我想起过去十多年视听过的,阅读过的,讨论过的,而现在终于站在了历史的现场。我想这次的电影之旅,让我难以忘怀的都在电影之外。

当我切身走入山形之时,也再次体会到了YIDFF与学界的关系之紧密,这是我在过去所参加过的电影节上都未曾感受过的。除了最主要的国际竞赛以及亚洲新浪潮两大常设单元,本届山形的特设单元其一则献给了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回顾。

而这一单元的策划则是由北美日本电影研究学界的资深学者马耐庵(Markus Nornes)教授完成,此外他也曾在2017年的YIDFF中策划了松本俊夫的回顾展。而在他仍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间,就曾分别在1993年和1995年协助YIDFF的策划与组织。此外,与马耐庵教授共同撰写和筹编了数本专著和刊物的另一位北美学界的资深学者Aaron Gerow也借由学术假的机会重回山形,他在三十年前曾协助创办了已成为YIDFF不可或缺部分的重要单元:亚洲新浪潮(New Asian Currents)。本届他采访了入围本届国际竞赛单元的板仓善之,也在山形的每日场刊《SPUTNIK》上发表了一篇京都大学吉田寮纪录片的影评。

今年的每日场刊《SPUTNIK》

说起《SPUTNIK》,它是YIDFF官方每日出版的场刊性质的小册子,会与其他宣传单等被摆放在会场外的桌子上,由大家任意免费领取。与影迷们熟知的欧洲三大电影节期间的场刊评分不同,YIDFF的场刊并没有任何分数或星级制度的评价,也没有任何排名,而是具体的评论文章,更多的则是与电影创作者的采访。而这些作者大部分也并不是来自主流报刊的影评人或者编辑,更多的则是电影研究者,档案/文献工作者,以及其他电影节的策展人。

这点与我在山形的体会相似:它不仅与电影工业体系的制作和发行等市场活动保持一定距离,并也有意识地对抗传统的电影批评和评价体系。山形创造了一个极为亲密的对话空间,连接了世界各地的各个世代的电影创作者和工作者,学者,策展人,以及观众。它极大程度上跨越了上游至下游等既存的权力结构,让每位参与者都能在电影节各处和任何人相识相知并平等对话:许多映后在会场外的休息区举办,缩减了“台下”的观众与“台上”的创作者之间的距离;在香味庵等官方的晚间活动里,伴随着日本酒和芋煮带来的温暖,人们拥挤在一起的讨论则散发出更多的热量。

今年的YIDFF欢送会 Photo By Akanuma Akio

被这样的氛围和不一样的同伴所深深感染,在山形的我不同于在柏林戛纳或是纽约多伦多的我,以往急于去给予影片价值判断,或是积极地参与和电影市场的行业对话。山形则让我去积极地反思自我的位置。一方面来自于我对于一系列电影中所记录或表达的语境的陌生感。相较于许多在YIDFF碰面的老朋友和相识的新朋友,我既没有在个人的主要研究轨迹中覆盖独立电影以及纪录片影像,也没有如他们更熟悉亚洲环境中的其他影展和艺术活动,而我深知也不应当把山形的影像粗暴地放置在世界电影以及作者论的环境中去实践我以往的批判行为。

这种感受不仅来自于我本身知识储备和背景研究的匮乏,相对陌生的位置,以及以往方法论的差异,也来自于YIDFF所选择影像的特殊价值,那就是极为具体的亚洲内语境。在欧洲大型竞赛类影展,时常会发觉到一种二元:具体的欧美以及非具体的非欧美。亚洲的存在更多受制于他们熟知的国际语境下的相对宏观的亚洲及东亚问题,譬如日本的少子高龄化,中国的乡村,韩国的性别问题,越南的越战创伤等,且这类问题时在欧美中心的框架下常以注脚的方式服务于西方语境。然而山形的影像则更多地把目光非常关注且具体地放置在特定的社群和特定的问题之上,这种在地性和案例性是极为珍贵且稀缺的:

《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剧照

在国际竞赛单元,苏育贤的《公园》聚焦在印尼劳工所日常活动的台南公园,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具体给予了台湾内印尼劳工的表达空间;板仓善之的《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再次回到劳动福祉中心关闭后的大阪釜崎区,一个各种社会边缘人士汇聚的日雇劳动者街区;而在亚洲新浪潮单元,出自于草场地工作站的民间记忆计划的洛洛的《洛洛的未来》通过孩童的自我记录行为来重想象家庭影像在直播带货等新媒体兴起环境中的意义,

韩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学生作品《追踪》通过火车来重新构建了苏联时期被强制迁移到中亚地区的前苏联高丽人身份迷失;韩国短片《树摇心动时》则极为具体地记录了韩国首尔的贞陵谷地区在拆迁和再开发时当地居民与社区的深厚情感;莎韻西孟的《烤火房的一些梦》则也回到故乡环山部落,通过对祖父的悼思以及家庭记录来具体反思泰雅族所面临的原住民文化丧失;宋承颖和胡清雅的《侯硐奇谭》则借用大量类型片的渲染手法以及超自然的口述故事来关注台湾新北市猴硐聚落的矿场历史以及闭矿后的衰败。

苏育贤率领的“你哥影视社”特制了《公园》山形版特别海报在YIDFF免费发放 Photo By Methy

一方面本届的YIDFF也以巴勒斯坦专题以及选片中的乌克兰作品回应了国际环境下瞩目的两场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迫切号召,而另一方面上述的选片也并未舍弃极为具体的亚洲内部的问题,以及跨亚洲的关注。纪录片或纪录片性影像当然无法为各种议题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深入的目光和干涉不断的激发我产生新的问题。它所选择的影像以及在山形所碰见的朋友和交流不断的让我进行反思:作为身在北美学术体系的研究东亚电影及媒介的我,这种被迫带有距离感的位置意味着什么?在无意识中所丧失了什么?又应该借由怎样的优势去进行何种的工作?在实践中应怎样以更亲密的姿态和更有机的对话与电影创作者共同努力?在关于具体影像和具体议题的问题和思考之上,山形之旅或许再度让我强烈感受到一系列待做工作的迫切和某种责任与使命。

由日本活动家和电影人们自发组织的“巴勒斯坦照片展” Photo By Methy

日本电影不是日本的电影,青年文化也不是青年的文化。专和你作对,让系统崩溃。

连续第四次来到山形,好似回家一样。跳下新干线,第一时间不是去酒店入住而是加入居酒屋里的饭局;半夜轻车熟路地在电影节的那一片街区里穿行,无需导航指引;无论晚上喝到多晚,第二天也可以照计划起床;对影展各大单元的脉络了然于胸,因此更期待的是参加各种临时组建的对谈活动……沉溺在这种身体与精神上的放松感中的我,本以为这又是一次熟悉的山形体验,直到闭幕当天。

这是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单元的收官活动,被藏在大多数观众都已离开的闭幕日的中午。由YIDFF元老藤岡朝子牵头的“电影之都2025计划”,缘起于小川摄制组资深摄影师飯塚俊男的退休。急需处理掉手头一大堆冗余胶片以达成断舍离的飯塚,把这份历史的“负资产”交给了电影节理事桝谷秀一。在确认完十几个小时的胶片后,桝谷和同事们终于意识到其对于影展历史的记忆与呈现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电影之都》海报 Photo By Methy

通过一系列的协调,他们找到了愿意无偿奉献的胶片处理公司对这些影像进行数字化,顺带还把飯塚俊男于1991年完成的关于第一届(1989年)YIDFF的经典纪录片《电影之都》也一并进行了数字升级。在收官活动里,有关于第一届YIDFF的影像档案被剪辑成短片呈现,其中不乏小川绅介如何操持影展的建设、鼓励年轻人们互相协作、并教导观众们要不吝于给导演们赞美和支持等逸事……连带着数字版《电影之都》的放映、以及当时参与的成员们一同出席映后,现场呈现出一片温暖祥和的景象。作为一位年轻的观众,我也能从已近暮年的成员们的分享和回忆中体会到影展建设初期的那种激情,就好像在家里听几位慈祥的长辈从容得谈起自己的光辉岁月那样。

然而,欢乐的气氛在答疑环节凝固了。提问的是入选了第一届YIDFF的电影作者及学者手塚義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的提问本该为论坛添上更多轻松笑点抑或奇闻逸事。然而,手塚却毅然选择了批评和质疑。针对这些36年前遗留下来的影像,手塚提出了以一种更加理性辩证的视角来观看和理解的必要,而非一味地忆往昔峥嵘。

去年去世的YIDFF初代事务局长矢野和之的相片被做成立牌置于场馆内外 Photo By Methy

手塚认为影片将第一届YIDFF主竞赛中没有亚洲作品参赛这一事实与小川呼吁亚洲纪录片工作者们携手共创未来的影像进行绑定,构建了YIDFF以至于小川作为亚洲纪录片发展的领头羊形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点固然不假。但也不应该遗忘同时代日本在经济上相较于其它亚洲国家的断层式优势、以及其受益于冷战格局的地政学位置,使得YIDFF在起步初期便可以轻松融到资金来扩展规模、并以巨大的奖金池吸引国际关注。手塚尤其提到,小川摄制组对于电影必须要用胶片的执着,使得当时许多由亚洲作者投送的录像作品被YIDFF冷落——然而胶片材料的昂贵使得亚洲不可能生产出小川心目中的“电影”。因此,小川的这种“胶片原教旨主义”电影观,实际恰恰是一种站在(经济与政治)高位对亚洲纪录片俯视并加以控制的姿态,而非影展试图建构的助益形象。

更进一步,针对小川表露出的“唯作者中心”的倾向,手塚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作者相对于观众权力优位的事实、以及YIDFF现在实际作为一个相对精英化的网络之于地方民众间愈发疏离的关系(这后半点思考与我两年前的观察在电影节创造的乌托邦里,如何抵达真正需要关心的现实?不谋而合)。然而,手塚鞭辟入里的批评对于台上台下一部分扎根于YIDFF网络中的老人们来说无疑是非常煞风景的行为。以至于有人选择了用“电影必须得用胶片”这样的本质主义发言进行回击(且引起了一些从众大呼小叫的应援),而完全无视了手塚批评影展网络中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核心论点。但作为观众,也多亏了双方你来我往的火药味,让原本温吞的现场变得充满张力。可以说,作为一个异类,手塚成功打破了YIDFF家一般的和平气氛。

小川绅介

实际上,针对手塚的批评,台上的参与者们完全可以以更就事论事的方式进行回应。尤其是当YIDFF发展到现在,实际早已没有小川这样一个大家长式的人物存在时,老人们更多只是作为一个吉祥物式的受人尊敬的存在,而影展从操办到执行都是由相对年轻且背景多元的人员组成。至于手塚提出的早期YIDFF的胶片原教旨主义倾向,这固然是历史的生动一课,但放到现在也不再适用。随着影像制作方式在数字时代历经数次迭代,YIDFF也与时俱进地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策展方向。

就本届而言,像《你是卡车,而我是鹿》和《The Last Visit》这样结合动画制作方式的实验作品均成功入选亚洲新浪潮单元;而结合研究(《侯硐奇譚》)、数字技术(《A Stone's Throw》)、工作坊表演(《公园》、《记忆的窗》)、素人制作(《洛洛的未来》)的作品也屡见不鲜;甚至还有《手机里的流亡共和国》这样从视听语言到内容表达都非常有特点的“怪片”出现……这些恰恰证明了YIDFF早已不再是一个坚信某种狭隘的本质主义的机构。

然而,一旦如家般的和谐氛围被打破,批评的声音就未免显得过于刺耳,使人难以冷静地去思考和接受,以至于滋生出了一部分家长们的傲慢与攻击性。试想,即使连手塚这样从第一届开始就参与其中的作者与学者都因为合理批评遭受如此对待;那么对于更年轻的、身为外国人的我们,是否真的存在对YIDFF的批评空间呢?抑或是只能单纯接受来自家长的关爱和照顾?

《洛洛的未来》导演洛洛在映后 Photo By Methy

即使当今YIDFF的发展已经完全足以打消手塚的一部分顾虑,他对于YIDFF对其自身形象进行构建的方式与实际电影节网络的政治局限性的指示仍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对象。这点尤其可以从影展的翻译角度体现。在英文翻译上,影展非常开明地“任人唯贤”,不仅沿用了之前一直参与的资深员工,也不吝于启用一些能力超强的年轻人(一位红头发的年轻女士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到了其它语言的部分,不知是因为组委会内部没有可以把关语言能力的人、还是难以推托人情,仍然倾向于进行一些保守的选择(如某一位资深翻译的能力遭到了很多人质疑),而非选择有着更强语言能力的年轻人。

这让一些场次的映后变得十分难熬。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围绕英文展开的国际电影节体系的欧美中心面向。相对于其他国际影展来说,YIDFF或许已经做的足够好。但作为一个号称要团结亚洲、意在解殖的网络来说,手塚的批评或许恰恰应该是现今的YIDFF需要去更深入思考的——我们不能只在和自己无关的时候才讨论殖民和权力关系。

通过这件事,我更希望YIDFF可以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可以容纳异见的家庭,而不仅仅是一个温暖的、大家长式的机构。当然,作为一个实际上的网络,YIDFF实际给足了有志之士们足够多的活动空间,使他们可以借助YIDFF的名声去做一些影展本身不便于推进的更激进的活动。例如本次,就有着如“从河流到大海、再到山川”和“巴勒斯坦照片展”这样的完全由日本电影工作者们自发组织并借助YIDFF的网络流通、但完全不依附于机构的活动出现,使得电影节的形状变得更加可塑。因此,作为承蒙YIDFF照顾的电影作者和观众们,也不应仅仅满足于被动参与和维持影展现状;而是可以通过影展网络所给予的空间去主动地推动更多议题的讨论和行动的生产。

那么下一次,中国的家人们要不要一起做些什么?

由日本活动家和电影人们自发组织的示威活动于主场馆外举行,欢迎所有人随时加入 Photo By Methy

来源:深焦精选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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