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票房大跳水！两大百亿影帝也不灵了！为啥我们不愿去影院了？

摘要：这个国庆档，电影院里的冷清，和热门景区那人山人海的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家宁愿去挤人，也不愿去电影院。整个档期下来，连一部票房能冲破10亿大关的片子都没有，能过5亿都算是烧高香了，这在近十年里可是头一回。

编辑：欣阅

这个国庆档，电影院里的冷清，和热门景区那人山人海的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家宁愿去挤人，也不愿去电影院。整个档期下来，连一部票房能冲破10亿大关的片子都没有，能过5亿都算是烧高香了，这在近十年里可是头一回。

曾经，2014年的《心花路放》轻松拿下11亿，2021年的《长津湖》更是狂揽50亿。如今，连被寄予厚望的《震耳欲聋》都反响平平，整个行业弥漫着一股无力感。

大导演张艺谋都忍不住公开疾呼，求着观众们回来。成龙大哥也曾放话，说能在电影院安安静静看完一部电影的人，将来指定有出息。

可问题是，现在的观众越来越精明，消费也越来越谨慎了。大家不是不爱电影，而是不想再为那些敷衍了事的作品买单。因为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电影的质量和票房，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大众的审美，真的不是那么好糊弄了。

在这场市场的寒流里，邓超的境遇尤其让人唏嘘。他可是最早那批达成“百亿票房”成就的演员之一，名字一度就是金字招牌。可现在呢？他的个人总票房排名已经滑到了二十名开外。很多人说，他这些年一头扎进导演的行当里，算是走了弯路。

但更致命的，或许是他那深入人心的“搞笑”形象。综艺节目让他收获了巨大的国民度，但也亲手为他的演员之路砌上了一堵墙。观众们太熟悉他在综艺里插科打诨的样子，以至于当他在大银幕上塑造角色时，大家总觉得不对味。这种感觉，在《刺杀小说家2》里达到了顶峰。

他在片中演的赤发鬼，前作里可是个纯特效堆出来的怪物。邓超这次亲自上阵，表演不可谓不投入，那种邪魅、鬼魅甚至神经质的感觉，导演路阳说他全都挖出来了。

他要在高难度的动作戏和复杂的内心戏之间来回跳跃，情绪的递进全靠眼神和肌肉的细微抽动，甚至还要在严肃和无厘头之间切换自如。

可结果呢？不少观众表示，看着他那张狰狞的脸，脑子里却自动循环播放他在综艺里嬉闹的画面，瞬间“出戏”。演员的个人特质太过鲜明，就很难让观众彻底相信他就是角色本人。更何况，电影本身也问题不少，剧情硬伤明显，广告植入生硬得让人尴尬，整个故事杂乱无章，想象力匮乏。

演员再怎么努力，也救不了一部根基不稳的电影，他强烈的个人品牌，反而成了另一个减分项。国民度是把双刃剑，当它被窄化成一个娱乐化的人设时，消耗的就是演员最宝贵的神秘感和可塑性，最终在创作上“资不抵债”。

另一位“百亿影帝”黄渤，日子似乎也不太好过。虽然他的总票房排名依然稳居前五，但票房号召力下降的论调却不绝于耳。他自己也放慢了节奏，接戏变得非常谨慎，甚至透露说每周收到的剧本里，十个有九个都看不上眼，没好本子的时候宁愿回家玩雕塑。

他面临的困境是多重的。家族遗传史带来的阿尔兹海默症隐忧，让他时常感到焦虑。而外界的评价，也从一边倒的赞誉变得复杂起来。有人觉得，他已经不属于绝对的一线梯队了。新片《浪浪人生》上映6天票房才刚过亿，最终的预测更是只有区区3亿多，这在他辉煌的战绩里，只能排在末尾。

观众的审美疲劳，似乎是从某年春晚那个跑步机表演开始的。大家怀念他早期那种纯粹、原生态的表演方式，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鲜活。

可后来，无论是在话剧《戏台》里，还是在电影中，他饰演的小人物开始被批评只有“形”，却没了“魂”。比如《戏台》里那个角色，姿态是卑微的，但内里却透着一股不属于角色的自信。

到了《浪浪人生》，他挑战一个落魄又油腻的东亚父亲形象，表演技巧依然炉火纯青，甚至还赋予了角色一丝生活智慧。可问题在于，这种娴熟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可以被预期的“表演”，而不是一个能带来惊喜的、活生生的人。观众不再满足于看到一个“像黄渤演的小人物”，他们想看到的，是一个能让他们彻底忘记黄渤的角色。

更糟糕的是，这部电影的剧本被指乏味尴尬，几乎全靠黄渤一个人的演技在苦苦支撑。这就好比一艘到处漏水的破船，只有他一个人在拼命往外舀水。当最顶尖的演员都开始陷入这种高水平的“维持”而非“突破”的状态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演员的问题，还是整个环境的问题？

答案可能就在行业本身。演员的价值，本该是为一部好电影“增色”，而不是为一部烂片“背锅”。

可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本末倒置。顶尖的演员，正在被产业当成一种商业工具，一块用来弥补内容短板的“万能补丁”。

看看黄渤的合作模式就知道了。他常常被安排和王一博、范丞丞这样的年轻演员搭档，美其名曰“扶持后辈”，实际上他的功能从戏剧核心，变成了给项目“抬轿”的担保人，自己的发挥空间被严重压缩。这种“奶新人”的模式，透支的是他自己多年积累的观众信赖。

当一部电影的剧本孱弱到只能靠一个演员的演技独撑时，这本身就是创作最大的失败。《浪浪人生》的困境，正是这种行业弊病的缩影。而陈凯歌导演的《志愿军》系列，则把这种逻辑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部被评价为“勉强及格”的影片，最大的争议点在于，编剧凭空创造了一个名为“孙醒”的角色，并由导演的儿子陈飞宇来扮演。这个虚构人物，在三部曲中占据了绝对的核心地位，享尽了持续的高光时刻。与此同时，那些真实存在的英雄事迹，却被描绘得异常简略。这赤裸裸地表明，创作的逻辑已经可以被人情、资本等非艺术因素随意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