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焦土之城》2021 年 8 月 15 日，塔利班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一夜变天。新闻镜头记录了这个历史性时刻——全副武装的军队与仓皇逃离的人潮。那之后呢？那些成功出逃的人，都有着什么故事？抵达“自由”的彼岸后，过上了怎样的生活？
今天单读分享第三期“水手计划”入选者丁海笑的作品《扎赫拉》的最后一篇，《弗洛伊德的幻觉》。第一篇讲述了她抵达美国后的适应与挣扎，第二篇追溯她在伊朗和阿富汗的辗转，这一篇则带我们回到塔利班上台的历史节点，看见扎赫拉在塔利班到来前后的生活。
本文获得单向街基金会“水手计划”支持。
撰文、摄影：丁海笑
“每当我感到癫狂与悲伤的时候，我都会回到巴米扬。那里是这个地球上唯一让我感到像是家的地方……”
扎赫拉去过巴米扬三次，第一次是在 2017 年的冬天，那是她首度造访她素昧谋面的故乡。她和一对阿富汗艺术家夫妇一起，去巴米扬大佛遗址朝觐，到班达米尔圣湖荡舟，她披着红黑相间的格子斗篷，在残窟前摆出佛教修行者的手势——
“我深爱着巴米扬，尤其是那尊大佛，尽管已经被他们摧毁了，即使是残存的部分，也依然是如此的宏伟美丽。我感觉灵魂的某一部分与那片土地相连。每当我凝望佛像，内心就会平静下来……”
扎赫拉在阿富汗巴米扬（扎赫拉朋友拍摄）
巴米扬的平和也曾牵动着历史学家汤因比，他在月夜里俯瞰整座峡谷时，面朝银光烁烁的白杨林、佛窟投下的片片阴影，写道：“当你凝视这里，佛教的平和也会慢慢降临在你躁动的西方灵魂之上。”
地处兴都库什山腹地的巴米扬，曾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佛教圣地，商旅与信徒络绎不绝，彩色屏风般的岩壁上被凿出蜂巢状的石窟，断崖的前方是一块又一块绵延的绿地。玄奘于公元 7 世纪到访过巴米扬，当时佛教正兴，他看到佛寺数十所，僧徒数千人，更被东西两尊高百余尺的巨佛所震撼——“金色晃曜，宝饰焕烂。”如今，佛教在巴米扬已消失数个世纪，而两座屹立千年的巨大立佛，也在 2001 年被塔利班炸毁，空余佛龛。
扎赫拉最喜欢摄影师史蒂夫·麦凯瑞在班达米尔湖拍的一张照片，摄于巴米扬大佛被炸毁的第二年，“那是一张充满怀旧感的照片，一匹骏马在前方奔跑，嘶鸣……”当地人相传湖水具有治愈力，而它也治愈了扎赫拉。
“我所感受到的，是巴米扬带来的内心平静。我感觉自己回到了某处避风港，一个能让我拥有心安的地方。即使我不在巴米扬生活，但唯有那里，才让我感觉是家。”
扎赫拉在史蒂夫·麦凯瑞摄影展
扎赫拉的父亲出生在巴米扬省旁遮普区（Panjab）的一座贫瘠山村，离巴米扬市有百余公里。那里五河交汇，海拔 2700 米，是巴米扬省的高点。扎赫拉从未到过那里，因为从喀布尔出发，不仅要跋涉数百公里的险峻山路，途中还得翻越一座海拔 3500 米的垭口，冬季大雪封山，夏季洪水泛滥，汽车需涉水而渡。
旁遮普区是哈扎拉人聚居区，当地以农业与畜牧业为主，常年的旱灾导致土地贫瘠，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失去土地，因为贫困与族群冲突，有近一半的居民流亡到了邻国巴基斯坦与伊朗。
扎赫拉的父亲从小替人牧羊，有一天，他听说同龄的孩子们准备跑去伊朗，这个十几岁的牧羊少年，早已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放牧生活，总想出去闯荡，于是从家里偷跑出来，开始了他的冒险。后来他的父亲也跟着追来了，他们一贫如洗，没有值得留恋的土地和财产。
扎赫拉属于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哈扎拉人多居住在阿富汗中部的山区，相貌上与蒙古人接近——“他们也时常被普什图人取笑成‘蒙古人’。”暗含的意思是蒙古人在蹂躏这片土地时所留下的“弃婴”。
“我父母在伊朗长大，所以他们说不了纯正的达里语。波斯语和达里语其实是同种语言，口音不同。”
达里语是阿富汗的通用语，这是一种波斯语在阿富汗的变体，与普什图语区别较大。在日常生活里，人们普遍使用达里语交流，除非你来自一个偏远的村落，否则单从语言上很难分辨谁是哈扎拉人。另外，哈扎拉人多信仰什叶派，也存在少量逊尼派，而大多数的阿富汗人属于逊尼派。
哈扎拉人与普什图人长期争斗，种族仇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塔利班曾出言不逊：“塔吉克人属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普什图人属于阿富汗，哈扎拉人属于坟场。”扎赫拉从伊朗的哈扎拉人聚会上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她坦言说自己不喜欢《追风筝的人》，因为卡勒德·胡赛尼的叙事站的是普什图人的立场。
扎赫拉的母亲则出生在一个普什图人和哈扎拉人常年冲突和械斗的地方——古尔省帕萨班德县（Ghor Pasaband），没人知道杀戮由何而生，也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以何种方式结束。
外公的家境还算宽裕，有一次，他们遭到了普什图人的威胁，外公带着襁褓中的母亲逃到了坎大哈，随后普什图人潜入他们的村庄，将村里 72 名 男性双手反绑，扔到了河里。母亲一家因为在坎大哈而幸免于难，半年后，由于担心普什图人的追杀，又辗转赫拉特流亡到了伊朗。由于出逃时太小，母亲至今无法回忆起村子的名字，只记得那里有一条河、有一些树。
兴都库什山成俯冲之势，向伊朗边界呈扇形般地缓缓散开，止于赫拉特附近。从赫拉特至马什哈德是古丝绸之路的一段，也是世代阿富汗人的流亡之路。母亲一家在上世纪 60 年代逃到了马什哈德，靠外公在工地上做苦力勉强维生，又过了许多年才搬到德黑兰附近。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两年后，年仅 18 岁的母亲嫁给了那位离家出走的哈扎拉牧羊人。次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德黑兰诞生，一家人搬到马什哈德，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而同是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上百万名阿富汗人流离失所，扎赫拉出生的帕克达什特就是其中的一处难民聚居地，在她成年之前，一直是以难民第二代的身份在那里生活。
我和扎赫拉之间有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情谊。2012 至 2013 年环亚洲旅行期间，我漂泊至德黑兰，她成了我为数不多的当地朋友。那一个月我们时而见面，还一起去卡拉季短途旅行，虽只是当日往返，却不曾想过她为此冒了多大的风险。
那段时间她刚经历了一场劫难，而我在中东的种种遭遇——频频的恐袭警告、被拒绝入境或登机、财物被劫或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等等，让同样身在“异乡”的我们相互慰藉，惺惺相惜。
彼时她的家人已经流亡土耳其，而独自经历那场霸凌后，她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需要男人的“保护”——“或许母亲是对的。”
在我离开德黑兰的几个月后，扎赫拉便订婚了，嫁给了一位同样流亡的哈扎拉人，而婚后的她也一度过得很开心。“那件事是我决定结婚的唯一原因，我无法再独自活下去，所以我嫁给了第一个愿意保护我的男人……”
我们联系得不算频繁，和我大部分在路上的朋友一样，更多的只是相互凝望，就像在夜空下抬起头，便可随时见到星芒。偶尔我也会跟她分享一些旅途琐事，譬如我在科伊搭车时丢了行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坐轮渡时的兴奋，或是在萨拉热窝的旅馆中被窃。她说每当听到我的这些经历时，就像亲自去旅行了一趟。
偶尔我们会一起讨论波斯语诗歌，她向我推荐了诗人沙姆思·哈菲兹、莪默·伽亚谟、鲁米的诗，那些诗句充满着悲情、异域与迷幻色彩。她极力推崇鲁米——
渴望是神秘的核心
渴望本身就可以疗愈
忍受痛苦，这是唯一的法则
她依然会像往常一样叫我“戴胜鸟”。那是来自德黑兰地铁上一个波斯男孩给我的占卜诗签（波斯人用哈菲兹的《诗颂集》来预测未来），诗中将我比作戴胜鸟，是波斯寓言中的万鸟之王，有着阳光型的头冠，《古兰经》上说所罗门王曾送它去沙巴寻找黄金之地，而在苏菲（伊斯兰教内的一个神秘主义流派）的寓言中，它是“隐形世界的使者”，走过海路和陆路，飞过高山和深谷——
满载着悲伤的源泉 / 我会为你一路祈祷 / 无论在呼啸的风中 / 还是在黎明与黄昏 / 祈祷会为你护航 / 我会送你去……
德黑兰市景，摄于 2013 年
扎赫拉时常也会向我表达思念：“嘿，今天有人叫我扎赫拉，温柔而悲伤，就像那天晚上你叫我一样。顺便说一句，那天去卡拉季你拍了一些我旅行时的照片，抱歉那时候我哭了。我至今为此感到羞愧。”“生活太奇怪了，像梦一样，我们重逢就像一场梦，太远了，真的太远了，就像梦一样……”当扎赫拉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我还不能体会到她的悲伤，我的漠然就像是推向红海的渡轮，世界也推给我同样的沉默。2017 年，我的《环亚旅行》出版，扎赫拉是其中一章，我无法与她分享我的文字，只给她拍去一张书页——一个在清真寺里祈祷的伊朗男人，是她带我去卡拉季旅行时所拍下的。我写的阿富汗难民故事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更多的反馈是一种声音：“幸好我们是和平的。”从那之后，她不时会提及她要去阿富汗的想法，有时她真的去了，有时或许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去，总之我记不太清了。她也聊到过几次她的婚姻，说她在经历离婚，但细节我没有再追问——我过于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伊朗真的离我越来越远了。2017 的一天，她在喀布尔，而我在中国西极——乌恰县旅行，我们之间只隔了七八百公里。她发来信息说她终于决定离婚，觉得继续过下去也可以，但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她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想一个人到喀布尔散心，同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正好喀布尔大学有个由美国机构资助的短期项目，为女性学生提供英语专项培训，时长是三个月。她于 9 月抵达喀布尔，开始在喀布尔大学任教——“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对我来说，当老师是一段安静而非凡的经历。”她的课都在早晨进行，从 6 点开始，到 7 点半结束，地点设在女生宿舍。有一天她上完早课，回家的路上太阳刚好升起，城市看起来很柔美，几位清洁工正在清扫这座古老的城市，他们穿着橙色的制服，与晨曦的橙色融为一体，这真是一个神奇而令时间凝固的瞬间。“我能给你们照张相吗？”扎赫拉礼貌地问他们。“当然可以了。”他们热情地回答道，于是排好队让她拍照，没有再多问一句，这份真诚和友善令扎赫拉一直难以忘怀。走在喀布尔的街上，每个人都管她叫“猫”，而她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或许这里的人们有太久没有见过外面的哈扎拉人了，感到新鲜？她对眼前陌生的一切感到好奇，拼命地吮吸着这所城市的生命力，像看电影一样观察着当地：擦鞋的儿童、流动的茶摊、卖糖果的小贩、骑自行车的工人……她注意到其中的一位搬运工，正坐在自己的手推车里读报纸。“喀布尔连大学教授都不看报纸了，可一个搬运工居然在读报纸。”2018 年 1 月，培训项目结束，扎赫拉又回到伊朗待了几个月，打一场离婚的拉锯战，顺道和姐姐告别。德黑兰大学的语言学研究生她刚念满两年，没心情再念下去了，和丈夫一直在吵架，还得靠家教来负担一部分的家庭开销，无法专注在学习上。中途她又去了趟伊斯法罕，拜访一位十五年未见的老朋友。那位朋友住在伊斯法罕和沙赫尔库尔德之间，远离城市，扎赫拉不得不坐三个小时的出租车去找她。朋友已经一无所有了，她和家人属于巴哈伊教徒，在伊朗同样地备受压迫。“生活在伊朗，每天都在上演一出荒诞不经的戏剧——‘等待戈多’。这里的人们仍在担心新的国际制裁，物价已经翻了两倍，穷人愈加贫困潦倒。”留在伊朗的扎赫拉无法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已经入不敷出了。“如果你生活在这里，你会感到人人都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人打算偷渡到土耳其……”作者在伊朗搭车途中认识的当地朋友
“回来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收拾我的东西，见些朋友，准备一些离婚和学校的文件……现在我有点迷茫，我的余生该住在哪里，是时候做个决定了。而且我无法再跟我丈夫相处了，他不让我走，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想离婚，但他不同意。按照伊朗的法律，没有爱情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离婚须经男人提起，如果不能拿到离婚证，我去喀布尔会有大麻烦。我很难睡着，我得去喀布尔闯一闯，或许能治好我的抑郁症……”最终，她的旅行变成了一次出走。她结束掉这场持续五年的婚姻，来到喀布尔的卡泰布大学教书，那已经是 2018 年的 8 月了。在喀布尔的五年，是她人生中唯一不是“难民”的时光。而阿富汗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祖国”，她从未在这里生活过。“回想在喀布尔的岁月，没有什么可值得的留恋的。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却从未真正地爱上那座城市。它只是一个让我工作、栖身的地方，从未给过我家的感觉。”跟旅行时的感受不同，生活在喀布尔完全是另一种面貌。长年饱受战火困扰的阿富汗经济状况很差，严重倚赖外国援助，即使身为大学教师，赚钱也不容易。喀布尔的冬天很难熬，贫苦的人们靠焚烧垃圾来取暖，由于地处高原谷地，导致雾霾很严重，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扎赫拉的抑郁症也越来越糟，很难快乐起来。“在阿富汗，我们仿佛活在一个尚未现代化的平行世界里，就像是有一扇通往过去的时空之门，把人带回到几十年前。”虽然当地人天性善良、热情，女性也比塔利班时期拥有更多的权利，能够自由地出门，过正常的生活，但旅行还是会处处受限。“在新阿富汗社会，女性只是作为合照中的代表，向外界展示‘我们相信性别平等’，但实际上，女性教员凤毛麟角。因此学校倾向于聘用那些有伊朗留学背景的阿富汗女讲师。在语言中心里，我是唯一的女教师，而男教师有三十名。”有一次，扎赫拉与同事们出发去喀布尔附近的潘杰希尔（Panjshir）旅行，那里是兴都库什山中一座迷人的峡谷，群峰耸立，山峦迭起，蜿蜒的潘杰希尔河从中穿行而出。就在他们快进入潘杰希尔时，警察拦下了他们的车，盘问她是谁，和这些男人是什么关系。他们出示了工作证，并做了解释，说只想去山谷里消磨一个春日。警察还是不放他们走，称女性不能在没有男性监护人（Mahram）的陪同下外出旅行，于是把他们送了回去。作为一名哈扎拉人，扎赫拉依然会遭遇一些异样的眼光，无论是找工作，还是去超市购物，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她也会刻意隐藏自己的波斯口音。“回阿富汗的第一年，我都在适应新的口音。”“我的族群在历史上一直遭受他族压迫，创伤如同基因一样代代相传。尽管我出生在伊朗，但哈扎拉人的伤痕已然深植我心……”刚开始在阿富汗教书时，她害怕班上其他族群的学生，甚至在课堂上，单是注视着那些异族人的面孔都会使她感到不安。后来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她才一点点地克服了这种恐惧，甚至和其他族群的人建立了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适应了在喀布尔的新生活，去参加艺术活动、看演出，为当地报纸撰稿，变成了一名新阿富汗人。五年间，她先后任职过四所大学。她还同一位当地的“超级富豪”交往着。“我不知道他的来历，是军火商、毒贩还是国际贸易商人，只知道他什么生意都做，他能在喀布尔搞到世界上的一切。”那阵子，我隐约地感觉到阿富汗的局势可能已经稳定了，她对新政府报以寄望，而我也计划着什么时候能去喀布尔旅行——十年前，我曾搭车重走嬉皮之路，喀布尔是我始终未能抵达的一站。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后，我问候了远在世界各地的朋友，扎赫拉很沮丧地谈起了阿富汗的时事：“太滑稽了，两位总统都宣誓就职。”当天正是 2020 年 3 月 9 日，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同时举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阿卜杜拉认为加尼的获胜存在着选举舞弊，宣布组建平行政府。总统加尼是普什图人，中学毕业后便一直在海外学习和工作，主要待在美国，作为人类学者，他写过一本叫做《修复失败国家》的书，其阿富汗背景则是他学术与政治生涯的重要资本。2001 年底塔利班被赶下台后，他返回阿富汗从政，2014 年当选总统。而他的政治对手阿卜杜拉是普什图人与塔吉克人的儿子，属于在阿富汗本土成长起来的政治人物。“塔利班将会成为政府的一部分，我们斗争了很多年才最终打败他们，现在他们却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的政府背叛了我们。”扎赫拉说道。“或许有一天，他们会重新掌权吗？”我试探地问。“当然。”我们的对话最终变成了预言。三年前，如果有任何人能稍微洞察到阿富汗的局势，扎赫拉可能就不会踏上那片土地。或许早在一年前，她就已经感到绝望，但为时已晚。而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内疚。2021 年初，塔利班的卷土重来已有了征兆；4 月，拜登政府宣布将在 9 月前完成撤军，塔利班随即展开全面反攻；6 月，塔利班攻陷了伊斯兰卡拉，伊朗关闭边界；7 月，阿富汗半数的地区已落入塔利班的手中，美国开始仓促撤军，使得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8 月 15 日，塔利班武装攻入首都喀布尔，总统加尼仓皇出逃，喀布尔机场大溃逃的影像震撼了世界——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涌向机场，甚至有人为了逃生，扒上了升空的飞机……次日一早，手机被“阿富汗”刷屏，也同时收到了几位朋友发来的讯息，我突然想到：扎赫拉还在喀布尔。扎赫拉怎么样了？想到她的处境，我隐约感到有些害怕。我们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没联系了，她的脸书状态停留在 7 月 22 日。她引用了海明威的警句：“过去他们写道，为国捐躯是甜蜜与恰当的，而在现代战争中，你的死毫无甜蜜与恰当可言，你会像狗一样死得毫无意义。”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联系了扎赫拉：“你怎么样？我看到了新闻，非常的难过。你还好吗？”几个小时过后，我收到了她的回信：“我很好，正在找路逃跑……”她故作镇定地说道，像那种被逼入冥暗的小巷，试图平和自己而被迫迸发出的冷静。逃跑？阿富汗是内陆国家，兴都库什山像褶皱一样，几乎插翅难逃。喀布尔机场乱成一团，已经被迫关闭，往首都之外的一切道路也应该混乱得一塌糊涂。“你现在在哪里？”我只能通过聊天，先安抚她的情绪，再看看有没有渠道能提供一些实质的帮助。“喀布尔。”扎赫拉的大学已经停课了。“一些大字不识的人被选进了教育部门。”当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北部城市巴尔赫后，一个新官上任的“农民”打电话给她的讲师朋友问：“我被他们选上了，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工作。”扎赫拉的处境比普通阿富汗人更糟。作为单身女性，她难以在塔利班的阿富汗生存，她不仅可能丢掉工作，甚至无法再单独外出。而且，塔利班主要的支持者是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势不两立。当塔利班解决外患后，迟早会将矛头对准国内，特别是对付他们的宿敌哈扎拉人。纪录片《面包与玫瑰》
她已放弃了难民身份，无法再返回伊朗。二十年间，许多海外的阿富汗人选择回流，都是被表面一步步的正常化吸引回去的，新政府也鼓励流亡的阿富汗人回归，以颁发护照、提供奖学金、工作机会等条件作为交换，让许多已经走投无路的阿富汗人回国发展。“我真的很需要钱，所有的银行都关门了，大学的管理层也已经跑路，没把应付的薪水给我。现在没人能帮我。”塔利班宣称银行会在周六开门，但她身上已分文不剩，家里也只剩下些馕。她很倔强，不愿接受前男友的救济，因为他不久前曾背叛过她。美国撤出阿富汗之际，为了防止资金流向塔利班，冻结了阿富汗央行的海外资产，并停止美元的输出，西联汇款与速汇金也中止了在阿富汗的服务。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前，阿富汗央行就已经限制了提款额度，同时伴随着全国性的现金短缺、汇率暴跌、物价飞涨。8 月 21 日，扎赫拉动身前往银行，这是她自喀布尔被塔利班占领后第二次上街。她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她身穿一种类似卡多尔（Chador）的黑色罩袍，裙摆、袖摆上绣有一些瑰红色的花卉图案，以口罩蒙面。而我印象中，她平日最多只会戴莎依拉（Shayla）——一种长方形的头巾，但不会完全遮住脖子和头发。“银行还是没有开门，说是因为中央银行关闭了。”扎赫拉发来消息。喀布尔被攻陷当天，阿富汗央行的代理行长已经逃亡海外，他本不想逃走，但“被同事推上了飞机”。“路上有人骚扰你吗？”“没有，跟以往女性会面对的问题一样，现在则更多了。但街上有人朝我喊着：‘你们的时代终结了’，或者讽刺地说道：‘谢天谢地，你现在总算是穆斯林了。’”“谁在这么做？塔利班的人吗？”“不，街上的一些男性，他们每天都这样。塔利班的人只是盯着我，因为我全身包裹得很严。普什图人都在欢欣鼓舞地庆祝，而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却在提心吊胆。”在这个幽暗的时期，文学与诗歌仿佛成了扎赫拉的唯一寄托。于是我们又谈及写作，她托付我将她的经历写下来，并附上一段她用波斯语写的小故事，“这是我写的故事”——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道半明半暗的巷子，发现地上扔着两张褶皱的扑克牌，便将其中的一张“方块六”拾起来带回家，打电话给庇拉尔·特尔内拉（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一个精通纸牌占卜术的女人），请她帮忙占卜。庇拉尔说，这张牌暗示着一次愉快的旅行和一项重要的决定。“其实还有另外一张牌……”“你留下了一张牌？”“嗯，是的……那是一张‘大王’。”庇拉尔在电话里笑道：“所以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我停顿了一下，说道：“老实说，我看到它是想拿走的，但后来我让它留下了，就在街边……”庇拉尔的笑声停止了，但她的呼吸声让我感到安心——她仍在电话那头。我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一个令人愉悦的错误。庇拉尔深吸一口气，我等着她重新开口：“你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男人，他们有着不同面孔，带着不同气味。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试图向你证明自己与众不同。一旦他引起你的注意，你就爱上了他……”讲波斯语的人对诗歌相当狂热，扎赫拉的日常语言中也时常充斥着诗文、隐喻与预言，她一直坚信着这些文字将带给她指引。或许“两张褶皱的扑克牌”代表了扎赫拉自我诠释的两个生命密码——爱与逃离。之后几日，扎赫拉再无任何消息，她的最后一篇脸书贴文是波斯诗人迈赫迪·阿哈万-沙利斯（Mehdi Akhavan-Sales）的一首《蒲公英》，蒲公英是波斯民间传说中的信使，如果你带着向某人传递消息的愿望吹了它，那个人就会收到消息。这首诗暗示着在一个黑暗、崩坏的环境里，试着寻找一丝小小的希望。……蒲公英！喂，可是…最终…哎你真的随风而逝了吗？我在和你说话！你去了哪里？啊真的，某处还会有消息吗？某处还有一些温热的灰烬残留吗？我不贪恋炉膛里的火焰但仍有一丝微弱的火星吗？蒲公英全世界的云昼夜不停在我心里哭泣8 月 26 日深夜，一则突发新闻让我的心又崩了起来：喀布尔机场外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爆炸导致至少 170 人死亡，其中包括 13 名美军人员，机场随后开始疏散和关闭。爆炸发生的几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了来自扎赫拉的消息：“嗨，对不起我回复晚了……这些天我一直都在路上……现在我在德国。谢谢你，等我先安顿下来，再聊。”北京时间凌晨 3 点钟，我从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睁开眼，这真实吗，还是只是我的梦境？扎赫拉在德国的某处美军基地内，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她倚坐在营帐旁的隔离墩上，憔悴的面容挂着微笑，身上裹了一张灰色毛毯，头上没有戴头巾。她转了两趟飞机才到达这里，后来，一只泰迪熊玩偶成了她悲伤的旅伴，那是机长送给她的礼物。在飞往美国的军机上，机长像圣诞老人一样走来走去，跟乘客聊天，给孩子们发零食和玩具。他来到扎赫拉的面前说：“你看起来又累又害怕。”她当时惊魂未定，因为不知道会被带去哪里。于是他把一只人们捐赠的泰迪熊玩偶递给了她。在那之后的数个小时里，她就像个孩子似的，抱着自己心爱的玩具——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成了她手里的小伙伴，带走了她所有的悲伤。“你，那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不知你是谁，在什么日子，出于什么目的，将这只泰迪熊交予慈善机构。但我感谢你，感谢你带给我那几个小时的平静。”
泰迪熊陪她熬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个小时，它倾听的是一个三十几岁、流离失所的阿富汗女人的诉说，在她备受恐慌、病痛缠身、无依无靠的日子里。她的外表仍假装风平浪静，但内心已是一场狂风暴雨。泰迪熊能带给她短暂的安宁，抚平她的伤痛，在不确定的未来日子里给她温暖。未来，还不知道需要多久的等待，等一系列文件和手续，等新的难民政策和处置，她将何去何从，没有人会知道……
“我感到被我的国家、我的政府背叛了，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他们根本无法守住这个国家，而当美国撤军的那一刻，他们却选择了仓皇而逃……”
“我告诉 CNN 的记者 ，塔利班和二十年前没有任何变化。他们照样不会让女性工作，不会让女性接受教育，更不会让女性拥有自由。而且，他们依然和以前一样的残暴。”
“我担心自身的安全，因为我是一个独立女性 ，无依无靠，身边没有任何的男性监护人。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国家，这里已经不再适合我，甚至不适合任何积极进取的女性……逃离阿富汗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没有成功的把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活下来。”
8 月 22 日，扎赫拉和室友决定冒险前往机场，尽管她们知道那里袭击频发，路上还有许多塔利班的检查站。她们在下午五时赶到的机场，发现已经围聚了上千人，只能一点点地向前挪动。
“我感觉人们在盯着我看，因为我是一个孤身女子。一个小个子的塔利班士兵朝我过来，从背后抱住我，抓住我的胸部，想把我带走。我试图推开他，我比他还要高。这时我看到一位老人——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们尊重长者，对吧？我不会说普什图语，但我试着用普什图语对着他们喊：‘zuma plar，zuma plar’，意思是‘那是我父亲，那是我父亲’。他并不是我父亲，只是一个路人老头，我只是想表现出我有家人。然后那个士兵才放开了我，我算是救了自己一命。我只能一直紧跟着那些家庭，帮他们提行李，抱孩子，假装表现得和他们有关系，我不是孤单一人，否则，他们一定会带走我的……”
她们在紧闭的大门外守候了一整晚，彻夜未眠。清晨，门终于开了，人们肩并肩，缓慢地朝门口移动，最后总算是进入机场了。
经过两天煎熬的等待，中途有美军士兵前来登记，将她的名字记下，并递给她一串号码——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选中，长长的名单上还有许多美国公民和他们的“阿富汗盟友”，然后才轮到人道主义庇护对象。
最终，她被送上了一架飞往卡塔尔的军用飞机，在卡塔尔过了一夜，一早改乘商业航班飞往德国。她在德国的美军营地里停留了五天，随后登上一架小型军用飞机，16 个小时后降落在费城。
“经过了一系列争斗和飞行之后，现在得重新应付一切。”
在阿富汗，扎赫拉的学生们依旧没有返校。不久前，新的教育部门颁布了文件，规定入读大学的女性必须穿戴长袍与面纱，遮盖住大部分脸部，只露出眼睛，且男女分班授课。
“……我想，那些留下的阿富汗人现在应该过得很幸福，在他们看来，正义战胜了错误，伊斯兰酋长国驱逐了美国，而美国也没有摧毁他们的国家，对他们来说，这一天的意义不亚于开斋节。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深信不疑，他们的信仰坚如磐石，但我们和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原因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并因此采取了错误的政策……”
扎赫拉抵达费城机场之后，朋友来接她，把她带到了新泽西，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地对她说：“让我们去看看纽约吧，那是著名的世界之都。”
扎赫拉曾对我说她真的热爱旅行，羡慕我的生活方式，现在她终于可以不受约束地行走了，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她在纽约写了一篇独特的“旅行日志”——
我告诉我的同伴，美国不会带给我任何惊奇。像我生命中每一次信誓旦旦说的那样，事实证明我再一次错了。我在德黑兰长大，喀布尔跟它相比，不过是一个小社区。然而，纽约又在另一个层级之上，城市在这里变得广阔起来，到处都充满着摩天大楼。我们去了时代广场，在那里我兴奋得像个小孩子。这是我首次亲眼见到一幅幅花花绿绿的巨屏广告（在伊朗，任何细密画之外的绘画形式都在公开场合被禁止），而不是通过电视。我仰望着天空，我的脚不知道该放在哪。
在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前面，一位女人正用她那天使般的嗓音，歌唱一段逝去的爱情。我坐在地上听了一会，眼泪止不住地往下咽，在我的喉咙里面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我的一部分朋友被留在了喀布尔，另一部分了无音讯。我的人民理应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值得拥有更好的政府、更美的家园——就像现在这样，你可以随时坐在草地上，听一位女歌手歌唱爱情。我们曾经为它争取过的啊。
我想告诉我的同伴：“现在想到这些，我就会哭。如果我哭了，你不要害怕，我哭起来不好看。”但我没有说，我没有说，因为我在纽约的中央哭得一塌糊涂。
结语
今年是芝加哥 142 年的气象记录里最温暖的二月，被本地媒体称之为“假春”，街上飘荡着新草窜出泥土的清香和煎肉饼的气味，旅鸫在“摇滚学校”的霓虹灯箱上筑巢，路边一切酒馆、奶酪店、礼品屋、唱片行的橱窗皆明亮、清澈，缺乏隐私，一间欧式杂货铺外挂着雄心勃勃的广告语：“我们运送到任何地方！”扎赫拉倚在公寓的窗前对我讲完了她的故事，午后的光影很美，阳光温和地折射在鹅黄色的墙壁上，形成一组荡漾的波纹，她有些疲倦了，将手耷拉在窗台。我让她随便说些话，方便我录一些空镜，录音机还未关，她望着暮春的窗外，轻声地呢喃着——“有时候，我感到非常思念我的朋友，但现在他们都散落到了世界各地，在这里想要找到真正的朋友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容易，我不确定我能找到一些朋友，这从来都不容易，无人例外。”一场战争之后，没有人是胜利者，也没有人毫发无损地逃离——“离开的和留下的人，都将带着悲伤活下去。”Between me and you, lay a thousand of vales. I, a revealed secret. You, an unwritten book.你我之间，隔着千重山谷。我，已被揭露的秘密。
你，尚未被写下的书。—— 扎赫拉
来源：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