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2年的南通，新新大戏院把《歌女红牡丹》的蜡盘唱针往唱机上一放，声音像被门夹住的猫，观众当场哄笑离场，这一笑，把南通电影的第一口气笑断了。

1932年的南通，新新大戏院把《歌女红牡丹》的蜡盘唱针往唱机上一放，声音像被门夹住的猫，观众当场哄笑离场，这一笑，把南通电影的第一口气笑断了。

老板赵子超当晚站在门厅，数着退票，每张票背面印着“孙支厦设计”五个字，他盯着那行字，心里明白：建筑再洋气，也救不活一盘随时会卡的蜡盘。

第二天他把海报换成《火烧红莲寺》，票价降三成，还是只坐满前三排，后十二排空得能踢毽子。

降票价不是办法，是止血。

赵子超真正想要的是上海来的片上发声片，可那要租片商先押五百块大洋，还要一台西电牌扩音机，整机加运费七百二。

账上只剩两百，他只好去求南通商会，商会回一句话：电影是“洋玩意儿”，不如投纱厂。

一句话把门封死。

大华戏院那边更干脆，直接放卓别林《城市之光》，以为洋滑稽能救场，结果观众边看边骂“鬼抽筋”，三天后改放《关东大侠》，票房仍不够付仓库租金。

老板把拷贝连夜运去泰州，留下一把坏椅子和一张欠条。

两台戏院接连熄火，根子不在片目，而在南通人钱包里的分层。

张謇当年办实业，工人日薪两块，教师月薪四十，高知群体兜里有钱，却认定电影是“下等娱乐”，宁愿听评弹也不进戏院。

工人肯进，却舍不得花一天工钱买一张可能“哑巴”的票。

技术拖后腿更致命。

蜡盘发音只要胶片和唱片差两个齿孔，人就对不上口型，观众以为演员在演双簧。

上海1930年已用上片上发声，南通晚两年，却像晚两个世纪，信息差直接转成亏损。

地痞也来拆台。

新新大戏院每放夜场，门口必有三五个“卖瓜子”的，一包瓜子五个铜板，不买就划座位，警察来了只抓逃票，不抓瓜子。

赵子超每月额外交三十块“茶水钱”，成本又涨一成。

1932年冬天，他干脆把戏院租给文明戏班，银幕收起，改挂汽灯，票房立刻回温。

观众要的是真人当场骂汉奸，不要银幕里假人张嘴没声。

赵子超站在侧幕，看着戏班老板数铜板，明白自己输给了“活人”，不是输给电影。

同一年的上海，光陆大戏院一部《雨过天青》片上发声，票价一块八，夜夜售罄；南通新新把票价降到四角，仍坐不满。

两地相距三百里，中间隔的不是长江，是资本、技术、观众习惯三道沟。

南通电影的第一轮熄火，留下一条铁规矩：没钱更新技术，就别碰新玩意儿；观众分层没摸清，就别先盖大房子。

赵子超后来把房子卖给，自己回上海做胶片批发生意，1949年后他儿子把库存捐给北京电影资料馆，那些蜡盘被贴上标签：中国失败案例001。

今天南通影城一座接一座，激光IMAX亮得晃眼，可1932年的那盘“卡带”还在资料馆转，声音依旧一抽一抽。

它提醒我们：观众口袋和脑袋不跟上，再亮的激光也只是照自己一脸空白。

我们天天喊支持国产，可当年南通人连四十文铜板都嫌贵，今天让你花五十块看一部可能烂片，你干不干？

来源：历史小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