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求上进的玉子》这部2013年上映的日本电影，在中国观众中引发了不少共鸣。片中的玉子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不找工作，过着看漫画、看电视的生活。观众羡慕她的松弛，但知道那种生活在中国很难实现。不是没人想躺平，而是大多数人没有资格躺。

《不求上进的玉子》这部2013年上映的日本电影，在中国观众中引发了不少共鸣。片中的玉子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不找工作，过着看漫画、看电视的生活。观众羡慕她的松弛，但知道那种生活在中国很难实现。不是没人想躺平，而是大多数人没有资格躺。

在2000年，全国商品房的均价还只有2112元/平方米。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涨到了9860元。一线城市的涨幅更明显。北京的住宅均价从2000年的4000多元涨到了2020年的6万元/平方米。

房子不只是居住的地方，更成了家庭资产的核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的《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报告》，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比重高达59.1%，而美国同期这个数据是24.8%。

对年轻人来说，拼命工作、加班，甚至接受“996”，不是为了兴趣，而是为了攒够首付、换一套房子。很多家庭也默契地接受：只要够努力，就有机会跟上时代的节奏。

而2012年，百度在上地大厦举办了一场Summer Party，李彦宏亲自给表现突出的三个团队颁发了“百度最高奖”，28名基层员工分享了300万美元奖金。

到了2016年，腾讯的《王者荣耀》上线仅两个月，注册用户就突破了一个亿。当年，该团队的年终奖平均为140万元，核心员工拿到290万元，甚至最低也有60万元。

这种回报机制客观上推动了“拼”的文化。努力被看见，也确实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二十年里，“内卷”不是贬义词，而是很多人主动选择的路。

但从2020年开始，房地产市场开始调整，不再是稳赚不赔的投资。互联网行业也进入了存量竞争阶段，不再扩张，裁员频繁，岗位减少。从业者不再享有“只要努力就能上升”的确定性。“内卷”的边际收益在下降，但很多人还是停不下来。

这不是习惯，而是生活成本摆在那里。2020年，字节跳动曾在内部讨论是否取消“大小周”制度。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员工反对取消，原因是取消后会减少收入。哪怕知道过度加班不利健康，但每个月多出来的几千块钱，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重要。

还有很多人拿德国做对比，说德国年轻人不焦虑，毕业后做技工也能过得不错。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上进”，而是社会制度保障了不同职业路径的体面和稳定。

德国的教育体系从小学毕业开始就进行分流，学生可以选择综合大学、应用技术大学或者职业学校。2023年，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每年有约50万青少年进入职业培训体系，其中超过70%的人表示愿意走技术路线。

更关键的是，德国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联邦统计局2022年数据显示，58%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OECD《2018年就业展望》指出，德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5，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对子女的影响较大，阶层流动性不高。在这种结构下，因为阶层固化，个体也不必过度竞争。

再看中国，我们对“学历”和“体面职业”的认知，还没有改变，虽然这几年职业教育受到重视，但整体社会仍然比较看重学历。在很多家庭眼中，读书是唯一的出路。高考、考公、进大厂，仍然是被认可的成功路径。

但德国的熟练技工平均税后月收入可以达到3800到4500欧元，与初级工程师差距不大。人们不会认为做工人“没出息”，因为职业本身是被社会尊重的。中国年轻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不只要考虑收入，还要顾及社会认同和家庭期望，这使得他们在选择上被束缚。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想慢下来，是没有空间慢下来，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与人社部联合发布典型案例，明确“996”工作制违反劳动法。但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当年做的一项问卷调查中，52%的职场人表示“别人更卷，所以我不得不卷”，只有14%愿意参与改善劳动条件的集体行动。

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竞争本身，而是没有选择。社会的真正进步，不是所有人都必须拼尽全力，而是允许有人选择慢一点、换一条路，也能被尊重、被接纳。

来源：老徐述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