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731》没说的真相：日本军国主义的祸根，早在50年前就已种下！

摘要：电影《731》以震撼的镜头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的反人类罪行，刺痛了无数观众。我们在愤怒与悲痛之余，不禁发问：一支军队为何会走向如此残暴？

电影《731》以震撼的镜头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的反人类罪行，刺痛了无数观众。我们在愤怒与悲痛之余，不禁发问：一支军队为何会走向如此残暴？

答案，或许藏在日本近代军队的起源之中。

影片中呈现的极端暴力并非一夜之间形成。它的根源可追溯至明治建军之初的历史妥协：政府为快速集权，并未彻底改造军队，反而选择利用封建武士的力量。这使得日本军队虽装备近代化，内在灵魂却仍停留在封建时代。

当时，明治政府表面上推行“富国强兵”，却因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军队，不得不依赖萨摩、长州等强藩的武士武装。这些封建武士组成的“亲兵”，虽协助完成“废藩置县”，却也把武士道的忠君思想、派系斗争和封建伦理深植于军队基因。

于是我们看到：

军队自起初就独立于政府控制，埋下“统帅权独立”的伏笔；

萨摩、长州等藩阀的矛盾演变为军内派系斗争，进而发展为军阀混战；

武士道精神从“忠义”逐渐异化为“为天皇效死”，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引擎。

看懂日本近代军队的建立过程，才会明白军国主义并非“突然疯魔”，而是一步步走向失控的必然结果——封建性、独立性与派系性，从最初就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军部失控、侵略扩张，乃至“731”这样的反人类罪行。

我们常说“勿忘历史”，但历史不应只是一句口号，它是具体的选择、妥协与代价。读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看清灾难的源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重蹈覆辙，守护今天的和平。

愿历史成为警示，而非轮回。

推荐阅读复旦大学历史学者沈中琦《日本近代军队的建立》一文，该文不仅深入解读历史，更帮助我们思考：暴力如何被系统性地合理化？国家机器如何一步步走向黑暗？

清醒是一种力量。

了解根源，才是真正的警惕。

日本近代军队的建立

文/沈中琦

在日本近代史上，日本的近代化政府军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虽然在幕府晚期的庆应改革中，德川幕府聘请了法国军官在横滨开办了陆军传习所，进行近代化军事教育，并设立了士官学校，招收武士子弟学习西方军事，但其编制，依然是食禄的武士阶层所组成的封建军队。

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政府常备军，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1868年4月11日，最后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江户献城投降，结束了300年幕府统治的历史，明治政府掌握了朝政。但维新伊始，百废待举，要实现“富国强兵”，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困难重重。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明治政府通过建立自己的直属军队，实现了废藩置县，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为以后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但是，由于这支军队先天遗留的封建性，在创建之初就种下了军国主义的祸根。

本文试图从日本近代军队产生的过程及其背景条件中，分析军国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并请识者教正。

“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外国列强的侵略威胁下，暴露幕府锁国政策的破绽，激化国内的社会矛盾，从而引起的一场从上而下的改革运动。

因此，推翻幕府的封建统治，只是改革的必要前提，并不是维新的成功。在藩阀林立的条件下，要推行从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没有以军权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是难以想象的。

早在1867年6月，倒幕志士坂本马龙在他著名的“船中八策”中就提出“建御亲兵以守卫帝都”的设想。

但在当时，朝廷虚有其名，形同傀儡，不可能组建自己的军队，以致在最后与幕府军决战的戊辰战争中，只能依靠长州、萨摩等强藩的军队。

1867年11月9日，德川庆喜辞去了“征夷大将军”的职位，向天皇“奉还大政”。

明治政府初步获得实权后，马上就开始了组建直属军队的准备工作，在岩仓具视的安排下，1868年2月，聚集在高野山的鹫尾隆聚的陆援队和十津川乡士的队伍千余人进入京都，被收编为最初的政府军“亲兵”。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明治政府不可能迅速扩大亲兵，去讨伐幕府，就连京都皇宫的守卫，尚不足胜任，还要借助各藩的军队“藩兵”。

为了能以较少的开支组建由政府指挥的军队，1868年4月，在军防事务局判事吉井幸辅和大村益次郎草案的基础上，制定了《陆军编成法》，规定“从各藩中每产粮一万石者出兵十名，其中抽出三人以充实京都及近畿要冲之警卫”。

这批兵员的征集，到了规定期限的7月，共编成20番队，每番队约60人，总计约有1200人。但是，按各藩产粮总数2200万石计算，应该有6 600余人，实际征兵数只达到20%，有不少支持幕府的藩没有出兵。

出于政府财政上的原因，这批番队由各藩自备军械装备，且“每藩出兵四十八名以上者，在其兵员中任命一个指挥官”，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依然保持着与原来藩主的封建主从关系，并不是政府直属军队，所以不称为“亲兵”而称之为“征兵”。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各藩在京的藩兵有2510人，远远超过征兵的兵力，因此，征兵除了一部分参加讨幕战争外，只能在京担负皇宫的内围警卫，而外围警卫仍然由藩兵担负。

虽然新政府努力组织自己的军队，但在整个戊辰战争中，讨幕主力依然是各藩的藩兵。到了1868年10月，奥羽越诸藩平定后，新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局势，戊辰战争接近尾声。此时，如何统一全国兵制，建立正规的国家常备军，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的兵库县知事伊藤博文在10月17日向朝廷的建议中指出：“讨贼者何以兵力皆出自诸侯，而朝廷犹无一卒亲卫军？如此以何威镇诸侯扬名海外？”

因而指出：“乘此机改北伐之兵为朝廷常备军……折衷欧洲各国之利，以改革我兵制，朝廷亲统御之，内以制不逞，外对万国而不耻。于此文武二权始归天子，皇张国威，成全复古之势。”

这里，伊藤博文提出要设置政府常备军，同时建议把海内最强的“北伐之兵”，即参加奥羽越后战争的藩兵改为政府军。

与此同时，山阴道总督府参谋黑田清纲也提出：“国之大事必在兵权；若上失兵权下委诸侯，有事之秋使是为足，兵权必归其强势之诸侯……故朝廷宜收揽天下之兵权。”

设置政府军，统一天下兵权，确实是国家统一的必要措施。但在当时，日本全国有大小261个藩，各藩财政、兵权独立，政府的直辖地只有没收的幕府领地，岁收只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要承担一支全国性的常备军，首先从财力上来看是不可能的。

长崎府判事井上馨曾对伊藤博文说：“藩政归朝，土地人民献上之论实为美事，然伏而思之，虽为上策，但时机尚早。”

这里，建立政府直辖的常备军和废除藩政，互为前提，建立常备军，需要废除藩政，统一兵权，集全国之赋税，才能保证政府军的兵源和财源。

但同时，废藩又必须以强大的政府军为后盾。没有军事后盾，要废除藩主的政权兵权，只是纸上谈兵。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明治政府作为权宜之计，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征集鹿儿岛藩、高知藩、山口藩的精兵担任皇宫守备任务。

鹿儿岛藩出兵750人，高知藩出兵573人，山口藩出兵400余人，于1869年年底作为征兵开进东京，征兵的军费开支从各藩的军费中征收。

这支部队虽然名义上属政府统辖，但实际上还是藩主的私人军队，是藩主向朝廷提供的军役，每隔数年轮换。对政府来说，这只是一支雇佣军。

二、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奉还版籍”。1869年3月，在倒幕派领袖大久保利通、广泽真臣、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人的努力下，萨、长、土、肥四大强藩的藩主上书天皇奏请奉还版籍，把自己的领地和人民归还给政府，其他各藩也被迫仿效。到7月，全国已有236个藩奉还版籍。

新政府在收回这些领地的同时，任命原藩主为各藩的知事，并废除了藩主与家臣的封建主从关系。

虽然从藩主到知事，原来的权利没有大变，但前者是世袭的领地所有者，而后者只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官员，实际上向废藩迈出了一大步。

三、统一兵制，禁止各藩征募私兵。

1868年8月，新政府就禁止各地私自募兵，1870年2月20日，公布各藩常备兵编成规则，规定每产粮一万石以上的地区，可置一小队六十人，年龄为17至35岁，并“禁止在士族华族之外新置兵队”，同时规定各藩的陆军开支不得超过藩收入的4.5%。

由于在戊辰战争期间，各藩都添置大量的军队，因此这项规定，实际上是迫使各藩削减军事力量。

高知藩当时裁减了4个乡兵大队；鸟取藩从10个大队减为4个大队；佐贺藩从上万人减为2 000人左右。其余各藩也分别做了较大幅度的削减。

以上这些措施，只是新政府在没有设置常备军以前，暂时雇佣一些藩兵来保卫皇都，同时削弱各藩的军事实力，以减轻新政府的军事压力。对于新政府来说，这种权宜之计是为了争取组建常备军所需要的时间。在此期间，新政府开始了组建近代新式军队的准备。

“

在当时明治政府的一些维新志士看来，要创建政府常备军，就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编制、新的装备来组建。

这种新是相对于封建的武士家臣军团而言的。在当时的日本，当兵是武士阶层的特权，这种世袭的武士阶层凭军功获得封地或领取世禄，完全是一支领主的封建私人军队。

为了抵抗外国列强的军事威胁，必须学习近代西方的军队编制方式，实行全民皆兵，组建全国统一的常备军。这实际上是明治维新中军队的一大改革。新政府中的木户孝允、大村益次郎就是这种改革的积极推进者。

大村在1868年8月于京都开设了兵学校，次年迁往大阪，改称大阪兵学寮，在兵部省的指导下，对外国的兵制情况、军费开支、常备军人数和战时动员人数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特别对法国的征兵制度、操练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军事著作，如《步兵操典》《陆军日典》《阵中小典》《西洋军制》等书，都是这一时期以大阪兵学家为主翻译的。同时，在京都河东设置了法式传习所，延请法国教官对学员进行法式操练。

在充分研究了西方各国近代军队的体制后，兵部省开始试行改革征兵制度，按全民皆兵的构想征募政府常备军。

1870年9月，兵部省权少丞林清康在向明治政府说明这种新式征兵制度时举出：“抑兵之要不外国防自卫，且生存于国土者自卫其国土为天然之理。如欧美，基此天理，男子达丁年，作为国民义务，服若干年现役，训练武技，期满退伍，置名予备军籍，归其乡里，再操各自旧业。予备期满置名于后备役。后备期满入国民军籍。故国家有事，与外国交战之日，全国悉熟练之兵。”

林清康在说明了义务兵役制的原理后，又批判了武士的当兵特权，认为“以国民中最小部分之士”，难以抵挡外国列强的侵略。

林清康的意见得到了兵部大辅山县有朋的赞同，并答应“庙论吾任其冲”，于是，同年11月13日，由太政官发布府藩县征兵规则，规定“各道府藩县，不拘士族庶人，选身体强壮堪兵卒之任者”。

每产粮1万石出兵5人，以当时全国产粮1176万石计，应征兵5880人，编成京都、大阪2个联队。

但是，这次征兵并没有在全国同时进行，只是在五畿内、山阴道、南海道等地作为试点，于1871年春征募了900余人。

虽然这次征兵规模不大，而且在很多方面还很难说是真正的义务兵役制，但毕竟是日本兵制上的第一次重大改革。

首先，作为一支政府常备军，和以往征募的藩兵不同。从各地广泛招募，由大阪兵学寮毕业的士官担任指挥，直属兵部省管辖，不再是封建的私人军队，初步具备了近代军队的雏形。

其次，这次征兵打破了武士从军的特权，体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思想，成为封建武士阶层解体的开端。同时规定了服役期限，服役期间由兵部省发给兵饷，和原来各藩的封建军队编制有根本的区别。

但是，这次义务兵役制的试验，并不是很成功的。在藩政割据，全国政权尚未全面统一的情况下，特别是武士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还没有消失的情况下，要贯彻全民皆兵的理想是十分困难的。

许多地方送上的义务兵，大部分仍然是过去的士族，而农民，在没有获得身份自由和土地以前，也没有保卫祖国的义务感，只是把当兵看作新增的一种劳役赋税。

这一场触动旧体制的改革，尽管规模很小，但是困难重重。而当时局势的变化，使明治政府没有时间对兵制改革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试验，也不可能从容地组建新式的常备军，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征集藩兵，一举实行废藩置县，因此，由义务兵组成的新式军队，并没有能成为日本近代军队的母体。

“

日本的国内形势，到了1870年前后，即明治三、四年之间，变得极度严峻；明治政府陷入了戊辰战争后的第一次危机之中。

本来，明治政府在倒幕之后，由于没有掌握直属军队，因此在戊辰战争结束后，未能趁势一举废藩，只能停留在“奉还版藩”的程度，实行“府藩县三治一致”，保留封建藩主的独立权利，以期在培养成直属军队后，而逐步实行天下兵马之权的统一。

但是，在藩政割据的局面下，建立直属军队却是步履艰难，在当时的明治政府内部，关于如何组建政府常备军，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大久保利通等人为代表，要把参加过戊辰战争的藩兵直接改编为政府军。上引伊藤博文的观点就属于这一主张。

另一种以大村益次郎为代表，要求学习西方近代兵役制，根据全民皆兵的思想，实行义务兵役制，打破士族从军的特权，以保证战时能动员最大限度的兵员。

前者为了迅速稳定国内局势，利用现成的藩兵，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军事基础，同时避免同封建士族发生矛盾，防止农民进入军队成为军队的内患；

而后者则注重于防御外侮，以西方的编制抵抗西方的侵略。他们一方面担心利用藩兵会受到强藩的挟制，另一方面同时看到了戊辰讨幕战争中农民军的力量，想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以平定内忧外患。

实际上在倒幕后的两三年中，这两种意见都进行了尝试。1869年征集藩兵1700余人，就是大久保一派意见的具体实施，虽然这支部队没有正式改编为“亲兵”，但名义上属兵部省统辖，可是兵部省对这支征兵的统辖力非常有限，这些来自各藩的征兵各自编制、军纪都不同。

兵部省只能命令其驻屯地点，而对于这些军内事务竟一无所措，如高知藩的征兵大队长土屋可成，在1870年11月要求兵部省设置该藩独特的官衔“..案官”，在遭到兵部省的拒绝后，土屋就以辞职相挟，称“敝藩队中，不置..案，则决无官员能制驭全队。按此藩队实情，不容此请，队长万难胜任，除退役外无他”。

他进而以士兵暴动相威胁，“如此一队中不平之余，难料终有暴动之举”。兵部省在向弁官的报告中，称这一事件“甚以心得违侮慢之至”，并指责高知藩兵从未顺从号令，“其他每传一事，一度未曾迅速服从，每次慰解恳说，优宏待之以至今日”，提出“高知藩如此举动，当省体裁不立，何以行威令，请速免高知藩征兵”，要求政府停止从高知藩征兵，其他各藩的军队，情形也大致相同，鹿儿岛藩更为厉害。

因为不满征兵的待遇，其于1870年9月28日向政府提出免出征兵请愿书，趁征兵轮换之际，拒绝向政府提供征兵，直接对兵部省进行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兵部省深感征用藩兵在统帅上的苦衷，产生了组建政府直辖常备军的紧迫感。

另一方面，按大村派全民皆兵思想进行的1870年征兵，也陷入困境。

如上所述，这次征兵尽管规模不大，但由于触动了士族的传统特权，引起了武士阶层的普遍不满，时值明治二、三年，新政府违背了农民减免税的诺言，全国各地各府藩县农民暴动此起彼伏。

许多地方下层武士参加了农民起义，形成了新政府的心腹大患。这种对于农民出身的义务兵的不信任，以及士族的反对，使新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来对付错综复杂的局势。

农民的暴动，使新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层层危机之中，新政府直属军队力量微薄，而藩兵又难以调动，眼看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在各地展开，动摇了新政府的统治基础。

同时，英法等西方列强，借口日本治安混乱，增加在“居留地”的驻军，从外面威胁新政府的生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拥有强兵的各藩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难。

特别是上述的鹿儿岛藩，在当时的各藩中兵力最强，在1870年底，已出现了反叛的征兆。

当时从鹿儿岛藩回来的静冈藩士报告说：“鹿儿岛藩议论纷纷，曰因方今朝廷政事一无条理，不得已由西乡率大兵出京，一洗政府，闻近日将出京。”木户孝允听说后，向岩仓具视说：“闻萨州边近情实况，实为浩叹之事。”

当时明治政府的首脑人物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都为“萨举大兵一变朝廷”之论而深为担忧。

在这种紧迫的危机面前，新政府已顾不上兵制改革，只是想法迅速度过眼前的危机。这就需要在短期内组成政府的军队。

征募义务兵时间、财力不允许，只能征集各藩的强兵。征集藩兵，又必须避免强藩以此来挟制政治，要一劳永逸地平定国内局势，在征集藩兵的同时，应立即废藩。因此，征用藩兵和废藩置县，成为摆在新政府眼前的紧迫课题。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新政府的策略是暂时联合士族，把士族拉到新政府一边来，从藩阀体制中釜底抽薪，使武士阶层由藩阀割据的工具变为废藩的军事基础。

作为代价，明治政府必须暂缓兵制改革的进程，把带有很强封建性的藩兵收编为政府军，牺牲创建西式近代政府军的理想。在当时紧迫的形势下，这一切是顾不上的。

为了拉拢士族，新政府首先考虑的是笼络天下武士的领袖、鹿儿岛藩的军事首脑西乡隆盛。12月18日，新政府的实力人物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山县有朋和岩仓具视，一起进入鹿儿岛藩与西乡隆盛会谈。如此强大的阵容，说明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和新政府迫切要求西乡出山的心理。

在鹿儿岛藩的会谈中，山县有朋首先要求鹿儿岛藩继续向朝廷提供征兵。对此，西乡隆盛要求“在和木户孝允商量后，更劝土藩，以萨长土三藩之兵，组织御亲兵”。

木户孝允从明治初年起一直反对依赖强藩的军事力量，认为这必定会有遗患，但这一次山县有朋答应了西乡的要求，只是提出了如下的条件：亲兵“已非藩臣，出自萨州之兵，一朝有事之秋，要有决心向萨摩守卫挽弓”。

在这里，山县实际上已经向西乡指出了废藩的问题。在西乡看来，和废藩相比，他更关心的是避免武士阶层的解体。

西乡认为，既然已经王政复古，实行郡县制只是时间问题，他考虑的是在郡县制下保存鹿儿岛藩的军事力量。向政府提供亲兵，是西乡的宿愿。

《元帅公爵大山严》一书中曾指出：“戊辰役后，萨藩为举王政复古之实，树计划先奉还版籍后废藩置县，为之实行藩政改革。同时改革兵制，充实军备，三百诸侯中，若有反抗废藩置县者，以萨藩一手之兵，镇遏其反抗者，此乃西乡隆盛之方针。”这里表示了西乡对废藩的看法。

在征得西乡隆盛的同意后，大久保一行又到了高知藩和山口藩，劝说两藩和鹿儿岛藩一起献出藩兵组织亲兵，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后，1871年4月13日，政府正式通知征调三藩精兵，由鹿儿岛藩献出步兵四大队，炮兵四队，山口藩献出步兵三大队，高知藩献出步兵两大队，炮兵两队，骑兵两小队，计6275名，正式成立政府直属常备军。

同时，兵部省为了掣肘三藩亲兵，又上书朝廷“诸道布置镇台，以警守地方，保护万民，此制为治国之紧要”。

4月23日，太政官发布设置镇台的通告：“今般自辇毂之下始，守卫警备之事次第施设相成，犹追置诸道江镇台，总括兵务、保护全国。”宣布设置东山、西海两镇台，命各藩选送藩兵，设置镇台，是兵部省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在农民暴动、士族闹事日益高涨的局势下，通过设置镇台直接指挥地方部队，创建直属政府的地方常备军，同时，也是对三藩精兵的一种牵制。

于是，明治政府终于建立了以藩兵为主体的政府直属军队。

1871年6月底，三藩精兵征调完毕，新政府马上着手准备废藩，先是按西乡隆盛的意见改组政府，任命西乡为政府最高官员参政，统一了各方意见。

8月22日，木户孝允在听说西乡同意废藩后，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西乡断然同意，闻此回答，大为国家庆，且前途之进步于此又进一层，殊堪快慰。”

至此，废藩条件基本成熟，8月29日，明治天皇召集在京的各藩知事，宣布废藩诏敕。罢免各藩知事，藩政由旧藩大参事暂管，藩知事全部迁居东京,由政府发给俸禄。对全国大小261个藩重新进行政区划分，设置1使、3府、72县。

废藩置县的最终完成，标志了新政府最终摧毁了各藩的封建割据势力，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以后的资产阶级改革铺平了道路。

由于新政府掌握了武装，废藩得以顺利地进行。曾参与废藩的鸟尾小弥太在描述废藩时说：“诸侯怀疑朝政，各自增强兵力，隐然呈现割据之势，其状至废藩置县之岁已达其极。

各藩视政府如一贾市，皆信其终不能确立统一规模制裁天下。彼等窃以为，三藩鼎立，迟早势必瓦解，天下必生大乱，今日形势唯翘首以待此时机之到来。

加之，世间破产流浪之辈，日渐哨聚部下，出没谋反，其势危如累卵，天下难期一日之安。当此之时，突颁废藩令，全出他人意料，恰如阴霾密布雨将之前，骤然雷霆下击，人人相顾无言，面面相觑，共同遵令而行。”

废藩的成功，彻底清除了封建割据的隐患，使士族藩兵群龙无首，只能依附朝廷，新政府在巩固了统治基础后，于1873年重新开始兵制改革，正式剥夺了封建士族垄断军事的特权，又于1876年发行公债赎买武士家禄，废除了士族的财产特权，士族作为封建等级被最终消灭。从此，日本政府军逐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

在日本近代军队的创建过程中，由于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明治政府只能向封建士族妥协，利用现成的封建军队来巩固政权，进行资产阶级改革。

这虽然使明治政府度过了一时危机，但确如木户孝允等人担忧的那样，留下了无穷的后患，这些后患主要有：

第一，由于最初的政府军由三藩精兵这些封建的武士阶层所组成，在军队中汇集了一大批封建的、保守的反动势力。

虽然后来在兵制、装备方面汲取了西方近代的先进技术，但封建的武士道德伦理武士道，成为这支军队的指导思想，这种武士道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直接思想渊源。

第二，由于明治政府是利用现成的藩兵，利用各藩编制完整的军队，而本身又没有强有力的直辖部队，因此尽管在废藩以后，仍事事受到军队的牵制，未能真正支配这支军队。

后来的统帅权独立，军队直接归天皇指挥，和政府无力指挥这支军队有很大的关系。统帅权独立后，军部常常凌驾于政府之上，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先锋，可以说祸根就在于征用藩兵。

第三，藩兵进入政府，把原来萨长两藩的矛盾也带到了军部，形成军阀。从日本政府军产生之日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都可以看到两派在军内的激烈矛盾。

日本统治者往往通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来转移这种矛盾。军阀和后来财阀的勾结，使日本成为远东战争的策源地。

综上所述，日本军队的封建性、侵略性，可以追溯到日本明治初期的政府军创建时期。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创建西式近代军队的计划受到挫折，只能组建以封建武士为主体的政府军，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

这支军队在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874年，就出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继而吞并琉球国，侵略朝鲜，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在以后的历史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在日本近代军队的成立中已有军国主义的根芽。为了世界和平和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我们应该永远记取历史的教训。

本文摘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一百周年学术文集·历史学系卷·世界史》，原文刊于《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作者沈中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翻译家，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史。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不幸病逝于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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