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部筹备了整整11年的电影,上映之路磕磕绊绊,经历了两次改档和种种无形的阻力,终于在9月1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与观众见面。
文|祁言
一部筹备了整整11年的电影,上映之路磕磕绊绊,经历了两次改档和种种无形的阻力,终于在9月1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与观众见面。
它就是《731》,一部旨在揭开侵华日军731部队反人类罪行的作品,而在电影上映前,《731》预售票房就已突破八千万,首日排片更是高达24万场。
并且,就连央视等官方媒体也亲自下场“保驾护航”,锐评掷地有声:“让历史真相不被遗忘”!
一时之间,这部电影在网上风头无两,从数据来看,《731》上映首日票房超3.4亿,总票房破4亿,连公司都组织员工集体观影,拉起横幅以示支持。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这片烈火烹油的盛况之下,一股截然相反的舆论风暴正迅速集结,影片上映仅一天,网络上的差评便如潮水般涌来。
一部备受官方加持的爱国巨制,为何会瞬间陷入“不真实”的口碑旋涡?
口碑崩塌的第一个引爆点,出乎意料地集中在了电影的“卖相”上,很多观众走出影院,最大的困惑是:这731部队的营地,也太不像“人间地狱”了吧?
影片里,被关押的“试验品”们衣着整洁,环境干净得被吐槽像“大学宿舍”,甚至伙食好得令人费解,有鸡蛋、有苹果、还有白米饭。
完全没有人们想象中那种人间地狱的肮脏与混乱,在观众朴素的认知里,受害者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在污秽不堪的环境中苟延残喘,这才能直观地体现出日军的残暴与非人。
这种过于“体面”的呈现,直接冒犯了大众情感上对苦难的既定想象,显得非常违和,这也让观众们对影片历史严肃性的质疑。
但实际上,为了还原事实,导演赵林山和团队花了六七年时间跨国取证,翻阅了超过八千页的解密档案,分析了四百多小时的原队员影像资料,真正做到了“有史可依”。
731部队本质上是一个高规格、高保密的医学实验机构,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精确,卫生标准极其严苛,这与大众想象中的普通战俘营截然不同。
而那些看似优渥的伙食,也并非人道主义的体现,反而是日军更深层次的阴险,他们需要养好这些“试验品”的身体,麻痹他们的意志,才能获得最理想的“实验材料”。
但这种历史真实,却意外地与大众的固有认知发生了激烈碰撞,创作者的严谨考究,最终成了被观众口诛笔伐的“槽点”,这无疑是《731》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无奈的困境。
如果说细节上的“质感”冲突还只是表层争议,那么叙事上的选择,则触动了更深层的批评。
很多观众的失望在于,他们满怀期待地走进影院,希望能看到一部全景式揭露731部队系统性罪恶的史诗,但最终看到的,却更像是一个“密室逃脱”的故事。
整部电影的核心,都围绕着姜武扮演的那个主角展开,这个角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个投机分子,起初冒充抗日英雄,被捕后为了活命给日军当翻译。
但之后的剧情中,他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策划越狱,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商业片叙事手法,通过塑造一个有成长弧光的主角,设置悬念和节奏,让影片变得更具“可看性”。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宏大的国耻被压缩进一个个人求生的故事框架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不可避免地被牺牲了,观众的批评直指要害:“格局太小了”“偏离了主题”。
观众们想看的是对滔天罪行的控诉,而不是一个人的挣扎与逃亡,这种处理方式,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对那段沉重历史的“降维打击”。
这正是电影创作在“深刻性”与“商业性”之间走钢丝的必然结果,选择个人视角和类型化的叙事,是让这部电影能够穿过市场审查和观众接受度这道“窄门”的必要妥协。
导演自己也说“不是在拍电影,而是在记录历史”,但最终,它必须以一部“电影”的面目示人,这份妥协的代价,就是无法满足观众对于一部民族创伤“正史”的宏大期待。
而除此之外,在剧情争议的基础上,影片在核心内容上的“不够刺激”,也遭到网友吐槽,原以为电影是对731部队暴行的直观还原,会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宣泄民族情绪。
结果却大失所望,不少网友都表示,血腥镜头拍的太克制了,关键的实验镜头很少,呈现得过于隐晦,缺乏那种令人头皮发麻的残酷感,并没有真正“还原历史”。
然而,这种克制的背后,是创作团队无法言说的巨大困境,早在2024年宣传片放出后,关于影片内容血腥、可能对儿童心理造成冲击的担忧就已甚嚣尘上。
对于网友的担忧,片方曾建议进行分级观看,并呼吁未成年人需在家长陪同下观看,可即便如此,还是有评论说“会影响孩子,不建议上映”。
这种处境,让影片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悖论,一方面,社会舆论要求保护未成年人,不能过度渲染血腥暴力。
而另一方面,许多成年观众又渴望通过极致的感官体验来铭记国耻,任何程度的血腥描绘,都可能同时招致两个极端方向的批评。
一位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电影《731》可以绕过儿童,但部队731可以绕过儿童吗?”这句话道尽了历史的残酷与现实的无奈。
当一部电影从立项之初,就被赋予了超越其本身的社会功能时,对它的评判标准注定会变得异常复杂,《731》这部电影正是如此。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更被视为一场“文化意义上的抗争”,是填补国内市场长期以来缺乏同类题材作品空白的“活的载体”,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有力回击。
官媒将其定性为“历史的诉状”,强调其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守护和平,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下,电影的“工具”属性被无限放大。
这种定位,直接导致了口碑的彻底分裂,支持者们高举“存在即意义”的大旗,他们认为,在中国电影市场,敢于触碰731这个题材并成功上映,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因此,影片在艺术层面的瑕疵,比如被批评为“密室逃脱”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或是因大量删减导致的剪辑跳跃和剧情破碎,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谅的。
在他们看来,只要能让更多对这段历史闻所未闻的年轻人,特别是日本青年,知道731的存在,这部电影就完成了它最重要的历史使命。
然而,批评者却称《731》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认为正因为承载着如此沉重的国族创伤,才更应该在艺术上做到无可挑剔,否则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拙劣的剧情,不仅无法承载厚重的历史,反而会损害严肃性与可信度,一句“天堂怎么会有日本人呢?”的台词,在一些人听来是点睛之笔,在另一些人听来却显得突兀和廉价。
这部电影的价值,已经无法单纯用票房来衡量,其引发的巨大争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与那段黑暗历史互动方式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分清电影与纪录片的区别,电影终究是艺术加工的产物,它能做的,是点燃一根引线,激发人们去了解历史的兴趣。
而真正完成历史的传承,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每个人主动的阅读、探寻与反思之中。
毕竟,731部队的始作俑者石井四郎,最终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沉重,远非一部电影所能承载。
来源:苏荨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