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它跟《好东西》有很多非巧合的“相似”，同一个公司出品，主演之一同为宋佳，同样的轻喜剧类型，故事和主题也跟女性主义贴得很紧密：男人死了，前妻和现任妻子两个女人因遗产纠纷相遇，在纠葛和碰撞之中，思索自己的生活该如何继续。

今晚聊一部新上的国产片：

《轻于鸿毛》

坦白讲，看之前我非常期待这个片子。

因为它跟《好东西》有很多非巧合的“相似”，同一个公司出品，主演之一同为宋佳，同样的轻喜剧类型，故事和主题也跟女性主义贴得很紧密：男人死了，前妻和现任妻子两个女人因遗产纠纷相遇，在纠葛和碰撞之中，思索自己的生活该如何继续。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展开，甚至它比《好东西》更有讨论空间的一个地方是他涉及到了更多的女性在经济层面的问题。

预告片也剪得很“好”，尤其是第二版，它紧扣着一件事情“女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敌对，是共生，也是家人，由此衍生出很多有趣的细节和台词，让你觉得这个片子和其他商业片“不同”，甚至有大量《好东西》的“优点”。

它也确实不同，预告里的这些电影里都有，前半部分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如何写她们敌对又共生的关系？

写两个女人在殡仪馆认同一个男人的尸，这个男人是他们曾经和过去老公，所以需要他们亲手给尸体穿衣服，这个事情让互相有警惕的二人不得不合作，合作中流露出女性天然的共生关系。

这样的佳句在电影里有不少，让这个片子不至于成为一个不值得买票的烂片，但最大的问题是他们都是碎片化的，有佳句无佳章，不服务于故事，服务于某个口号，给观众一种“我很刻意”的观感。

这么说吧，《好东西》表达有多新，多轻盈有趣，这部的表达就有多刻意。

也是因为这些相似和相反，这篇不得不跟《好东西》对比着聊，这个过程也差不多是又一次去确认《好东西》有多好，多难得。

正文

回想一下《好东西》，它之所以能在尖锐指出女性困境的同时，又能保持一种轻盈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同时处理好了三组关系：女性跟男性的关系；女性跟女性的关系；女性跟自己的关系。

处理的方向当然有很多，邵艺辉选择始终把矛头指向父权结构，去不断地冲撞甚至颠覆它，而不是单纯针对个人，男女利害关系一致，荣损共担，批判进而争取平等是核心表达。

所以整个故事的人物之间没有什么敌对，没有指责，也没有任何定性，所有人只是像现实里一样，在受益或受害的系统驯化下自由行动，思考，和成长，一切“问题”都不只关乎个体，也几乎都由观众去发现和反思。

尤其是女性和男性的关系处理上，你能看到里面分寸的微妙，胡医生误认为小叶是为自己自杀，沉醉在自我感动的逻辑里；在聚餐时出现洒水的小事故，王铁梅的前夫选择袖手旁观，这些在电影里都不会上升到吵架、争论或不和，只是发生了。

每个人成长的步速也允许不同，结尾时有的事情改变了，比如小马接受了铁梅说的“课间十分钟”的关系，有的想法还没变，胡医生并没有真正理解小叶为何分手，以及为何骗自己是单身妈妈。这些变与不变，更贴合现实里男女思想进步曲线的差异。

而《轻于鸿毛》的问题，就在于它三组关系都没有处理好，显得轻重失衡，非常刻意，因为它的核心表达是非常模糊的，它用大量的口号式台词去告诉你，它反对父权，支持女性互助，这些几乎直接就是台词原句，但整个故事也就停留在这层反对上了，而且内容还经常抵消这些反对，非常混乱和奇怪。

同样拿女性跟男性的关系来说，拍法有很多，可以像《好东西》一样，侧重于男女思维差异背后的结构性影响，也可以像《出走的决心》，在婚姻既得利益者和婚姻受困者之间的张力做文章，去聊更普遍和共通的处境。

但这部都没有，你找不到人物关系背后更具体的讨论。在这个聊两个女性如何争夺男性遗产，如何互助走出男性阴影的故事里，男性几乎都是符号。

要么像丈夫这个角色，服务于口号，他的形象是真空的，负担了前妻李鱼从头到尾的不满和嘲讽，说他喜欢艺术是“装”，说他跳海是脆弱，还借他和现任沈飞鸿的家的装潢，提出全是他喜欢的东西，沈飞鸿被忽略了。

这里面也许有结构性困境的部分，但当它集中到一个具体的男性这里，无疑需要更扎实的描述，然而电影里只有这些虚写的部分，就像是特意设计用来泄愤和提炼口号的靶子。

要么像养老院的员工阿飞，以及张维伊演的那个男路人，单纯服务于笑点，他们的戏份删掉是完全不影响主线的，尤其张维伊角色，说因为听了两个女性的闲聊，对自己即将开展的结婚而有些恐惧，这处从男性出发的表达本来没有问题，但编剧的写法很有问题。

编剧让他用小品段子的形式去诉苦，比如说自己每天工作很辛苦，袜子和鞋子有味道真的不能被理解吗？说自己很为难，前任让他戒烟，现任又让他抽烟，为了显得忧郁。

本质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女性的挑剔和需求的多变上，而不是指向背后的结构，非常轻浮和引人不适。

这些不仅放大了男性的工具性，而且由于口号、喜剧先行，男性对女性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尤其自杀的那个丈夫，两任妻子都强调他的离开无关紧要。

可呈现出来，是全程都在聊与丈夫如何相关的事，男性是时刻“精神在场”的，而婚姻这个联系她们关系、困境的同一载体，反而很少提及和展开，故事里真正的主体也就很难说是女性。

再说女性和女性的关系。

《好东西》里王铁梅和小叶的关系之所以让人信服，是因为她们虽然成长环境和性格都不同，但结构困境一致，她们都处于一个会被男性跟踪、男性无法被信任和依赖的世界，所以她们的相识，铁梅的帮助，乃至情感建立和互助是某种很可信的必然，属于女性之间的必然。

《轻于鸿毛》里，这种可信的必然是找不到的，因为她们的关系从建立到发展，都是缺乏背景、理由和过程的，她们之间更像是传统异性恋情感结构里的“强弱”“救赎”关系，沈飞鸿永远在等待被救，李鱼永远在救她，启发她，然后沈飞鸿再反过来给她心灵救赎。

这套陈旧的互救模板取代了关系自然发展的过程，它放到任何关系里都适用，也意味着在女性关系里没有多少说服力。

更不可思议的是，她们的关系里还存在着某种“等级”的差异，台词直接把她们的性格定了优劣，李鱼那种不管不顾、莽撞到会直接撞开别人家门的特性，在里面被诠释为“硬”，一种值得被参考学习的思维。

李鱼会对沈飞鸿说“你要硬一点”，而沈飞鸿也受了鼓动，说自己不会再“软”。包括李鱼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当不了假小子，也当不了小女人。”

这些都是非常粗暴的对性格特质的划分和定义，它表达的不是“怎样可能会更好”，而是“只有这样才是好的”。

所以片子另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又出现了，李鱼和沈飞鸿的确没有雌竞，没有为了一个男人而反目，甚至成了好友，跟婆婆也都没有婆媳问题，但是她们这种关系可不可信，是突破了女性形象的局限，还是在无形中加了更多的局限，就不言而喻了。

最后聊聊女性和自己的关系。

在好东西里，这部分是关乎女性处境的最写实的部分，小叶没有从妈妈那里得到爱，于是贪恋并需求着异性的爱，王铁梅作为单身母亲，被束缚在母职绑架里，凡事都想自己做，做到最好。

她们笨拙地彼此安慰，也逐渐消解着家庭乃至社会对自己的影响，开始去提倡更理想的新教育和爱的方法，以力量交换更多力量。

而在这部里，从女性角色上你找不到关于写实的探索，也找不到她们成长的原因，她们的一切问题和解法，都被简单归纳于女性困境和女性同盟。

就比如沈飞鸿说自己妈妈否定自己喜欢的东西，李鱼的回答是妈妈当时也只是小姑娘，“她生下你还错了？”李鱼说出自己曾经丧子的遭遇，沈飞鸿就假装前夫身份给她写信，认可她曾经的辛苦和独自生活的勇气。

这里面所有的表达或许是“正确”的，但正确和现实之间是很难画等号的，「对」而「假」，是一种沉溺理论前置，忽略现实前置的结果。

剩下的部分也更不用细说了，为了让女性的生活更立体，争夺遗产的理由和动力更充沛，编剧还分别给她们安排了养老院生存困境和讨债纠纷，但这些也都是借由过家家般的表演和煽情，就迅速解决，无效而且显得臃肿杂乱。

整部看下来，该轻的重了，该重的轻了，没有一处是合适的，唯一能看的或许只有她们一起看烟花的那场戏吧，没有台词，没有交流，只有世界和美好在她们面前。

也只有这个时候，世界和美好才似乎真切地与她们相关。

来源：学长的大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