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经验与政治隐喻：移民电影里的双重身份困境

摘要：安提戈涅的父母在偷渡入境加拿大的途中丧生，留下他们兄妹四人和祖母相依为命。安提戈涅是个优等生，是这个家庭的粘合剂。在警察逮捕他们的兄弟波利尼斯的过程中，安提戈涅的的哥哥埃特奥克勒被误杀。为了维护她仅存的兄弟，安提戈涅决定代替波利尼斯入狱为他争取时间出逃，而就在

移民，让人联想起的第一个词语便是颠沛流离。外在的生活困顿只是表象，移民因包含身份问题而注定深度牵涉现代化发展，成为都市文化的注脚。

安提戈涅的父母在偷渡入境加拿大的途中丧生，留下他们兄妹四人和祖母相依为命。安提戈涅是个优等生，是这个家庭的粘合剂。在警察逮捕他们的兄弟波利尼斯的过程中，安提戈涅的的哥哥埃特奥克勒被误杀。为了维护她仅存的兄弟，安提戈涅决定代替波利尼斯入狱为他争取时间出逃，而就在她以为自己在为维护家庭责任牺牲时，关于她的兄弟一直过着双重生活的真相渐渐被揭开。

电影是一场冒险，移民意味着地域变化带来的新身份，身份意味着故事，我们总是被这同样的题材一再吸引。

宏观上看，迁徙带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更不用说大都市都是移民城市，不管纽漂、港漂或北上广漂，我们分享同样的城市经验——主要是底层经验，故事通常来源于此。由此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复杂：身份意味着某种家庭背景、阶层、民族、种族的区隔和不平等，讲述移民的电影不可能是单纯的，甚至天然是关于政治或政治正确的，除此之外呢？

港台电影是我们最初的现代经验。细察台湾新电影就会发现“外省”“眷村”元素无处不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写尽了二代移民的无根与迷茫，当小四躲进那个日式的格子间，或发现了一把军刀，他就在无意中进入了历史的遗产，然而不管是日据还是党国的遗产都只对他造成混淆和混乱，青春无所依靠，唯以肉身相搏。他隔绝于过去和未来，只拥有青春的当下。香港电影就直接得多，从陈果严肃的《榴莲飘飘》到彭浩翔煽情的《低俗喜剧》，再到各式黑帮犯罪片，总会有一个操国语口音，出卖身体的女性角色。这固然是实际商业情况，也是一种“他者”景观。未必映射了什么观点而仅是流水的凝视对象，愉人耳目。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剧照

少年和女性，常常作为移民题材的加成因素；强调主人公作为他者被孤立与隔离，陷入沼泽般的精神困境。或者说作为外来者的移民，处境正类似于正常社会里的弱势群体。须知在乡土社会一个外来者是绝不见容于本地的。因此，移民问题也是社会矛盾的产物，用以印证所谓开放与平等的城市是否有足够多的机遇分配给每一个人。移民先要获得身份，这需要代价，大多数故事就从这发展出来。如果说台湾移民是因为战乱政策，香港就复杂得多，主要是经济原因。我们很早就从《甜蜜蜜》里学到了爱情最现实的部分，许鞍华或者严歌苓笔下的香港或美国更增添了文化身份问题。

从底层叙事来看，移民问题或许只是一个象征。比如达内兄弟专注底层世界的搭建，一定有至少一部是关于移民的。《罗尔娜的沉默》讲了最老套的情节即利用结婚拿合法身份，然而理性计算最终还是输给了非理性和不可知的情感。罗尔娜最后怀孕却无处可去，她只有她的身体，身体成为唯一的家园。陌生环境导致身心巨变，失去外界依靠之后，人只能回归自我，成为“赤裸的生命”。

《罗尔娜的沉默》剧照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战火中动荡中的爱情故事总是那么动人，甚至成为史诗。和平年代，身份的重塑无异于自我革命，背井离乡的人破釜沉舟，被迫离开的二代又总是找寻回家的路，追踪革命遗迹。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这样的“寻根”电影越来越多，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反思。当下的现实主义未必直接指向现实，后革命时代更需要个体自我的精神革命。

外在身份是需要摆脱的，内心自由或许竟能在文化冲击中觅得，是为现代化辩证法。王子逸的《别告诉她》以死亡话题切入，好在举重若轻。影片既然抛开戏剧性，观众为什么要关注一个华裔的童年回忆？这与贾樟柯《三峡好人》《山河故人》以空间喻指时间的抒情还不一样，这里的死亡就是死亡。这个片子更像关于贾樟柯的纪录片《小贾回家》，所说的就是一个普通美国少女的回乡见闻。镜头里不见对中国发展的颂扬或贬抑，只是另一个地方另一群人的生活，这生活“我”不熟悉，但是因为有爱，“我”愿意去接受。

《别告诉她》剧照

生活本身就是答案，不再刻意强调漂泊与孤绝，迁徙和流动如此普遍的情况下，只拥有单一身份的人反而是少数。这不意味着所有地方都成了美国，或政治正确已成为普世价值，而是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及其复杂性更有觉知。白雪的《过春天》融合了少年和女性，将视角精准地放在“跨境”的深港两地，讲述双重身份的真实人生。杨修华的《幻土》则试图用一种魔幻叙事无限贴近新加坡劳工疏离的感受世界内部。这些电影固然是叙事的，但更注重独特的情绪和情感刻画。

移民困境以新的方式成为了讲述底层最有效率的方式，兼顾了故事和经验。我们可以通过纪录片对外来劳工和难民进行人类学观察，但只有剧情片可以让我们触摸一种不可见的生活肌理。就像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用散碎片段锚定了世纪末的恋爱心情，涉及移民的剧情片重要的不是情节，而是弥漫其中的飘忽和不安，由导演用影像营造出来，在赵德胤和张律的电影里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表达。

华裔导演也通过这个题材突出自己的主体性。继承李安衣钵的伍思薇，拍出了可看性很高的《真心半解》和《面子》，以及今年参加上海电影节的敬然执导的《落地生》。这些女导演的作品从女性和少数族裔两个角度尝试夺回自我言说的空间。展示一种状态或许就是移民电影最大的意义和美学创新，大师的视角与之相似：身份的变换不必是本质性和决定性的。如侯孝贤《红气球的旅行》里那个当家教的留学生，演员宋方本身留学法国，她几乎在演出自己。又或者佩措尔德的《过境》巧妙地将二战故事放置在当下，用寓言形式讲述关于留下和离开的永恒情感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