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银幕上第一张泛黄的照片在显影液中逐渐清晰时，观众与1937年的南京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视。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将我们引入那段被血与火浸染的历史。影片并非通过惯常的战场硝烟，而是透过一家小小照相馆的镜头，记录下个体尊严如何在民族存亡之际完成从

宋春艳

当银幕上第一张泛黄的照片在显影液中逐渐清晰时，观众与1937年的南京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视。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将我们引入那段被血与火浸染的历史。影片并非通过惯常的战场硝烟，而是透过一家小小照相馆的镜头，记录下个体尊严如何在民族存亡之际完成从破碎到重建的全过程。这不仅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影片，更是一首民族觉醒的史诗。这部影片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于：它让观众从最初的“观看者”逐渐转变为历史的“参与者”，最终完成“走进”集体记忆的精神仪式。

影片以邮差阿昌为叙事线索，巧妙地构建了多层“观看”结构。1937年冬，南京沦陷后，日军为“证明”占领区的“祥和”，强迫“吉祥照相馆”为其冲洗宣传照片。阿昌和老金最初只是被动地完成技术工作——当一张张记录着“中日亲善”假象的照片从显影液中浮现时，他们低着头快速分类，试图以机械劳动麻痹良知的刺痛。导演在此处巧妙运用了视觉隐喻：暗红色灯光下，他们的面部半明半暗，暗示着精神世界的撕裂状态。

转折始于一批特殊胶卷的意外出现。阿昌在冲洗日军交来的普通胶卷时，发现其中混入了记录屠杀现场的画面——被捆绑跪地的青壮年、遭刺刀挑杀的孕妇、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还有“不许可”的标记。导演用长达两分钟的静默镜头呈现显影过程：乳白色相纸上的图像如幽灵般浮现，照相馆众人的倒影与照片中的尸体在药液表面重叠，构成令人窒息的蒙太奇。当阿昌颤抖的手指抚过照片中同胞扭曲的面容时，这些原本只求自保的小人物突然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他们不再是苟活于刺刀下的“难民”，而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见证人！于是，个人羞耻转化为公共责任：胶片成为侵略者犯罪的证词。导演没有将英雄光环独赠阿昌，而是让灯光掠过每一张面孔：老金调包底片的睿智，毓秀让出通行证的大度，逃兵警察杀死危及众人安危的日本洗影师，亲日翻译的最后觉醒——他们共同完成了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人”的重新定义。

影片对集体觉醒的刻画充满历史质感与人性深度。老金用南京沦陷前普通老百姓照相用过的底片替换关键证据，而将真实底片缝在每个人衣服的夹层里，这样无论是谁逃出去，都能将罪证带出去。女性角色毓秀的觉醒更富有张力，这个曾沉迷华丽旗袍和昔日电影演员光环的“花瓶”，却冒死营救了受伤巡警，在关键时刻让出宝贵的通行证。而装死逃过一劫的警察在暗房中看到死去的唯一弟弟的照片时，终于愤怒爆发，不再惧怕死亡。导演通过光影特效和警察愤怒爆发场景暗示着：当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产生共振时，最普通的灵魂也会迸发震撼人心的光芒。

最令人震撼的是群像戏的处理。无论是暗房中冲洗“不许可”胶片，还是最后逃离前拍摄全家福照片，导演用旋转镜头让灯光依次掠过每张面孔，仿佛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集体反抗。这些角色没有传统英雄片的慷慨陈词，他们的反抗语言充满行业特色和职业严肃感。这种“去浪漫化”的抵抗叙事，反而让英雄主义获得了泥土般的真实质感。

影片的当代意义在结尾得到升华。当毓秀冒死送出的血证终于冲破封锁，那些记录着人间至暗的影像如惊雷般炸响在世界各国的报纸头版。曾经对“远东事件”保持缄默的国际社会，终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国内各界也纷纷团结抗日，所有牺牲者也在幻想中再次出现，仿佛亲眼看见了这场伟大的胜利。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南京照相馆》不仅是唤醒中华儿女对这段耻辱历史的记忆，更是提醒我们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这部影片告诉我们：抵抗遗忘的武器不一定是宏大的史学著作，也可以是一卷胶卷、一张张照片。正如阿伦特所言，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某种光明，这种光明或许就来自照相馆那泛红的灯光——它既照亮了历史的底片，也彰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我开始还只是一名普通的观影者，慢慢地，随着剧情的进展，我被深深地带入影片人物群体中。这部影片提醒我们：只有把记忆再次显影，才能阻止暴行被新的话语漂白。当影院灯光亮起时，我们带走的不仅是愤怒与悲伤，更是一种历史使命。从观看到走进，不只是身体离场，而是把那段被遮蔽的集体影像重新放回今天的公共空间——因为“没有人能独自安全，除非所有人共同记住”。

来源：长沙晚报掌上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