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所感知的事物与概念及其意指之间产生联结的过程即是表征。华特迪士尼公司百年历史中，除了通过塑造“公主”“超级英雄”等系列形象的视听作品占领全球文化市场，其打造的动物主题电影更是因老少咸宜而深入人心，而对迪士尼动物主题电影及其全球传播的研究还鲜少受到中国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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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们所感知的事物与概念及其意指之间产生联结的过程即是表征。华特迪士尼公司百年历史中，除了通过塑造“公主”“超级英雄”等系列形象的视听作品占领全球文化市场，其打造的动物主题电影更是因老少咸宜而深入人心，而对迪士尼动物主题电影及其全球传播的研究还鲜少受到中国传播学者的关注。本文梳理了百年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及其动物观表征的历时演变进程，探究迪士尼文化产品实现全球传播的价值工具。研究发现，迪士尼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生产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动物主题电影，其动物观表征与全球生态思潮的历史发展交相呼应，这成为其文化产品具有全球文化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但是进入21世纪后，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代表，迪士尼不再紧随环境正义等更为国际主义的生态思潮，且对数字技术手段过分依赖，其动物主题电影陷入到表征的双重陷阱中。生态思想价值工具失灵使迪士尼动物主题电影在21世纪的全球传播失去了引领动力。

作者简介

纪莉，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张静，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沟通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跨文化情感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2JJD860006）的研究成果。

一

引言

华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创立至今已逾100年。对迪士尼就是美国意识形态工业代言人的批评，多见于左翼学者对迪士尼的文化批评论著中（Byrne & McQuillan，1999；Dorfman & Mattelart，1975）。不论是马特拉等人对迪士尼冲击拉美文化，进行文化帝国主义渗透的批评，还是麦克奎兰指出迪士尼影片中预先设置的政治偏向和说教属性，这些研究都是聚焦于高度抽象化的迪士尼符号及其全球传播。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迪士尼文化批评的主流范式。

相较于公主、超级英雄等耳熟能详的迪士尼形象，对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及其表征的研究还鲜少得到传播学者的关注。其实，动物作为华特·迪士尼本人创作的首个动画形象，在奠定其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文化产品方面极具重要性。动物一直是迪士尼全球文化产品中的主角。20世纪40年代，以大象为主角的影片《小飞象》（Dumbo）就在二战期间创造了迪士尼的票房奇迹，并获得了第14届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第2届戛纳最佳动画设计奖。这一成功也开启了迪士尼以动物为主角的电影创作模式，在百年历史中创作出《小鹿斑比》、《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疯狂动物城》（Zootopia）等风靡全球的作品。但是，即便是70年代后日益活跃的生态批评研究也较少将目光投注到文学作品之外的文本进行研究，导致迪士尼动物主角电影如此具有全球影响力，却缺少对其动物观对其全球传播影响的分析。

动物观即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观念。动物相对于人来说是“他者”，而人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袁家丽，2017）。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动物作为人与自然“邂逅”（encounter）的主角，越来越以文本符号而非客观存在出现在人类视野中。由于真实自然界中的动物已经越来越不可见，表征动物的过程就是一种“人与对象世界有机整体性关系的实质性互动”（袁祖社，2024），“动物形象的视觉表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感性与理性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映和无意识投射”（刘昌奇，2024）。

表征（representation）是我们所感知的事物与概念及其意指之间产生联结的过程。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表征具有双重意蕴：首先它是一种媒介化的“再现”，用作事物的“描摹”方式；其次是“成为象征”的过程，它是现实权力关系在符号表征领域的延伸。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文化产业帝国，迪士尼的文化产品为我们分析表征及其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样本。

本文以人与动物的关系为视域，搜集整理了1940年至2023年间以动物为主角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通过对其符号分析发现迪士尼如何一方面以高度情感化和社会化的动物形象生产并传播“迪士尼化”的动物观，一方面将其与生态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发展勾连，从而形成价值工具，带动迪士尼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

二 “迪士尼化”地表征动物：

百年迪士尼动物形象的变化路线

迪士尼文化帝国的全球版图不断扩展，这不仅是由于它基于技术革命的产品创作能力始终领先全球，更不可忽视的是迪士尼对每个时代思想资源的通俗化利用能力。迪士尼的文化产品一直与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高度相关（Artz，2002），近半个世纪以来，性别、种族、浪漫和暴力等文化批评主题均被迪士尼电影诠释和探讨（Stanton，2019）。这种以通俗流行的文化形象与社会发展前沿思潮相结合的表征方式，被称为文化的“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是美国媒介的新文化帝国主义策略的代表（Annett，2013）。

人类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思想观念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不论是道家伦理，还是“万物有灵”的朴素自然观，都不乏保护动物的传统观念。而西方文化不论是在圣经还是其他经典文本中，动物都是作为人的对立面而存在，以确保人类主体性。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东西方在人与动物的关系方面观念相对接近，尤其是生态思潮的全球传播为这种观念的交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今令人惶恐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不断反省自己对于自然所犯下的错误，其中的焦点便是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伦理观的批判，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位置进行了重新评估（冯雷，2010）。在该意义上，动物观也是现代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生态思潮的阶段性发展为依据，概括分析迪士尼动画电影的动物形象，对其符号特点、动物观及其与生态思潮的关联予以分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非纪录片类型的动画电影，即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电影。以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官网（WDAS）提供的官方影片数据为主要来源，以皮克斯以及华特迪士尼影业官网为拓展来源，我们搜集了1940年至2023年迪士尼公司制作的以动物为主角的所有动画电影。根据王东和张芮祎（2014）对迪士尼动画片“主角”的定义，我们将选择的标准定为：（1）电影主角的外貌有明显的动物特征；（2）动物主角推动了故事主要情节的矛盾、高潮与焦点的生发，是影片主题思想的重要体现者。依此为标准，迪士尼在1940-2023年间共拍摄了65部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电影，几乎每年都有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电影面世。结合影片的全球知名度、获奖情况、收视率等数据，我们共筛选出其中22部影片为分析样本。

（一）1940年代—1960年代：幼齿感动物形象与家庭主义表征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文明冲击下，追求自然随性与返璞归真成为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现代人类自我救赎的重要途径，保护自然成为迪士尼引领全球家庭娱乐文化产业的重要旗帜。早期的迪士尼生产了诸多充满幼齿感的经典动物形象，如圆耳朵的米老鼠（Mickey）、长着湿漉漉的大眼睛的小鹿斑比（Bambi）等。这些形象的共同特点就是以拟人化技法强调动物角色的人类幼年特征。

1．制造“幼齿感”动物形象

迪士尼在创始之初，为取悦以家庭为单位的低幼儿观看者及其家长，将塑造幼态感的动物形象作为赢得受众共情的传播策略（Best & Lowney，2009）。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对“幼态的”（neotenous）身体配置——圆圆的脸颊、大大的眼睛和其他类似婴儿的可爱特征会产生无法控制的温柔与喜爱之情。家庭传播研究者发现，儿童作为观看者在看到幼齿化动物时，会自觉地将父母对其养育照顾的感受代入到对动画动物的喜爱中，并加以模仿（Paul&Serpell，1993）。让孩子通过观看动画片学会体会人类的亲密情感，并形成人性化的行为举止，是家长愿意付费并陪伴孩子观看以动物为主角的迪士尼电影的原因。

迪士尼创始人瓦尔特·迪士尼对这一创作手段极为强调。布里曼研究发现，迪士尼要求每一位设计者在绘画桌上都贴上“一定要可爱！”的标签，以提醒他们迪士尼的创作风格（Bryman，1999）。这一类迪士尼动物形象的衍生品如毛绒玩具、服饰等在全球流行文化市场也极受欢迎。批判动物研究学者对商业化导向下的幼齿感动物形象生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早期迪士尼热衷塑造宠物化且方便商业化传播的哺乳动物形象，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等被动物社会学划为底层的动物类型很少涉及，因此捕鱼之类的“捕猎”行为被高度合理化与自然化（Stanton, 2019）。幼齿感动物形象的偏好无疑是以人类的认知偏好代替动物的存在价值，并强化了如亚里士多德的生物阶梯论的等级划分，体现出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观。

2．被“宠物化”的狗：家庭主义的表征

在二战后西方世界进入全面休整和重建的历史背景下，处于物质极度匮乏的人们渴望回归常态化生活，家庭主义思潮流行。在战后迪士尼动画电影中，象征家庭团结与幸福生活的“狗”是动物形象的代表。本研究统计发现，这一时期狗作为迪士尼动物电影的主角在20年间共有14次，位列所有动物主角类别之首，代表作品有《小姐与流浪汉》（1955）、《101只斑点狗》（1961）等。

狗在西方世界的象征意义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热爱狩猎和斗兽的欧洲贵族和中产阶级便流行饲养猫和狗等宠物，并以此作为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它们也代表着家庭完整、幸福、忠诚的状态（Thomas，1991：113-114）。随着战后对家庭繁荣和亲密关系的高度强调，脱离荒野的“宠物化”动物成为人类家庭主义价值观的象征。1958年拍摄的《老黄狗》（Old Yeller）就充分体现了这一阶段迪士尼的动物观。在这部电影中，一条老黄狗无意闯入人类家庭，与人类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但却因保护主人在和狼打斗时患上了狂犬病。主人经过痛苦的抉择最终开枪将其打死。在这部影片中，虽然“老黄狗”与人类发生了“情感邂逅”，但是其存在价值仍然在于保护人类的家庭完整。家庭主义与情感疗愈是这一时期迪士尼动物观的核心。

（二）1970年代—1990年代：类人化动物形象与生态平等主义观表征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年轻人在激进的反文化思想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浪潮影响下，开始反抗传统的价值观与文化表达方式，包括家庭主义观念。迪士尼天真幼齿的卡通动物形象遭到了“反叛的一代”的调侃和批评。面对文化市场的新一代受众，迪士尼顺应彼时欧洲艺术电影的先锋电影潮流，加入到以强盗片为突破口的“新好莱坞运动”（New Hollywood Movement）序列之中（孙建业，2020)。1973年，以动物为主角的强盗片《罗宾汉》（Robin Hood）横空出世。它不仅是迪士尼电影史上第一部没有人类形象出现的动画片，也是首部完全以野生动物隐喻人类社会的迪士尼电影，因而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类人化”动物形象创作

拟人化动物形象创作往往采用类物或类人两种方式。类物化动物形象着重保留动物的秉性特点，而类人化动物形象则只保留动物外形，但是其行动、生活和意识都类似人类，又被称为“兽人”/“动物形态的人”（Zoomorpine）。相对类物化动物形象，类人化动物形象的行为模式是准人类社会（pro-social）的，因此常常被批评是对动物形象彻底地“去物”，即动物形象在影片中只是用于表达人类价值观，而失去了对“动物性”的价值探寻。但是我们认为，纵观人类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与阶段性特点，类人化动物形象具有生态进步的意义。

首先，相对于20世纪初期风靡美国的“风趣动物”卡通形象，类人化动物形象实际上体现出改变生物等级观念的平等视角。迪士尼早期很多动物角色来自田园和农场，如鸭子、奶牛等。这些形象在表现“农场幽默”时将动物以拟人化特征予以污化与矮化，如唐老鸭仅穿滑稽的上衣，大狗高飞存在智力缺陷。这类动物形象是人类舒缓情绪的“精神沙包”，也是人们嘲笑头脑迟钝者时的替代品（Schwartz et al.，2013：184）。而迪士尼在70年代开始的类人化动物创作中体现出更平等的动物观。

其次，迪士尼以类人化动物为主角的电影将动物的生活场景从农场、田地等人类生活环境移回到野外，也让动物的“自然性”特点得到了再现。吉德斯（Geerdts，2016）等人研究指出，大众媒介中呈现的动物形象往往只有四分之一会出现在野外或者动物栖息地，而迪士尼在创作类人化动物形象时，为了让准人类社会叙事更有新意，增强受众的代入感与真实感，非常注重在自然环境中开展剧情，无意中培养了人们在自然中看动物故事的观看习惯。

1994年开始创作的《狮子王》系列故事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该故事虽然化自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哈姆雷特》，但故事场景设置在非洲大草原上。电影用史诗般的镜头语言表现了非洲大草原的辽阔壮观，用生与死的主题揭示了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生命循环的一部分。观众在自然狂野的镜头中观看熟悉的故事，体会到人与自然的并行共生。由于它对自然主义的极致追求，被誉为迪士尼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动画长片之一，也是90年代动画“文艺复兴”的分水岭。

2.荒野中的熊：生态平等主义观的表征

这一阶段是迪士尼百年历史上熊作为主角最集中的时期。仅1967-1977的10年间迪士尼创作的5部动物电影中就有3部以熊为主角或者主要配角，即《森林王子》（1967）、《罗宾汉》（1973）和《小熊维尼历险记》（1977）。

熊在西方民间文化想象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原始力量、智慧和母爱的化身，还代表了非人类的力量在不同世界之间的转化与调节，是跨越人神边界的“领域中介”（domain intermediary）（Black，1998）。迪士尼电影中的熊也是自然野性和精神通灵的双重代表。如在《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中，老熊布鲁追求惬意自由、知足常乐的自然智慧，在森林中吟唱，“你要试着彻底的放松，哦天哪这才叫生活……不必每天每夜自寻烦恼……”。这一表达与这一历史阶段激进绿色主义者提倡的自愿简朴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有学者认为，这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社会价值观的重要转向，也是对美国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大力支持，即将对懒惰相关的耻辱和贫穷的批评转化为同样具有社会价值的休闲模式（Whitney，2016：114）。

到2003年《熊的传说》（Brother Bear）的故事中，人与熊互换灵魂，更进一步表达了世间万物皆可交融且平等相处的生态理念，从而与美国学者卡普拉（Fritjof Capra）所持有的“新纪元主义”观念不谋而合。新纪元主义认为在新的纪元中，人类意识不再与自然相割裂，而是寻求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绝佳体验，正如同“山岳与星辰是身体的一部分，而每个灵魂都与万物的灵魂不可分离”（佩珀，2011：22）。这种通过与人类灵性相通的熊的故事所表达的生态平等主义正是那一时期社会的主流生态观。

（三）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异域动物形象普及“人世类”生态反思思潮

进入21世纪初，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的想象、怀疑、恐惧和内省在电影创作中愈加普遍，深海、太空以及阿凡达式的未知世界等带有科幻意味的意象被广泛地应用在电影的表征创作中（江晓原，2007）。迪士尼对此也极为热衷，创作出了一系列以人类科技破坏自然生态为主题的环境主义电影。但是，迪士尼热衷于在此类故事中将热带陆地和热带海洋作为故事场景。与《人猿泰山》《狮子王》等将故事放置于非洲大草原上相似，当人类在21世纪后获得科技赋能深入热带深海勘探，《海底总动员》的故事就在深海中发生了。迪士尼对“异域”的热爱体现出“文化猎奇”式的动物观。

1.再造“异域化”的动物

热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动物的王国，陌生而又充满神秘。它是未被人类现代文明末世破坏的“异域”。人类在这一“异域”中是自然最大的敌人。“异域”看似纯粹的整体生态，以及类人化动物在其中自为的生活状态天然地消解了人类征服并主宰自然的正当性。迪士尼在与人类世界完全脱嵌的场景中塑造动物形象，可以更直观地表现人类文明尤其是技术文明发展对自然的影响与破坏。

迪士尼还在21世纪创作了以技术异化世界为背景的动物主题电影故事，表达科技发展对人与自然共同的伤害。在2008年《闪电狗》（Bolt）故事中，“超能力小狗”波特面对了“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困境。它在真实与虚拟世界中徘徊，发现了自己被科技支配和被商品化的残酷现实。而在这个世界里，人和动物面对着无法掌控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即科技的“异世界”。因此，异域不仅是动物的避难所，也是人类寄望的未来家园。这一阶段迪士尼用逃避主义让“异域”成为人与动物共同的希望，并在此结为了命运共同体。

2.异域中的鱼：人类世视域中生态反思主义的表征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也可能是科技终结生命的危险之地，因此海洋往往被抽象为危机意象（王晖，贺琳雅，2022）。人类当下仅探索了5%的海洋世界，因此对海洋依然充满了恐惧，但又对征服它野心勃勃。世界各地在对海洋文化的书写中都喜爱生产“大鱼”的传说，如海怪、白鲸以及在现代克苏鲁神话（Cthulhu Mythos）中的各类海洋异形（李彬，2021），体现出人类认为海洋难以驯服的普遍认识。

迪士尼从21世纪开始拍摄了一系列与海洋相关的影片，包括《小美人鱼2：回归大海》（2000）、《海洋奇缘》（2016）等，最成功的海洋故事是《海底总动员》。相较于片中兼具勇敢、智慧与爱的小丑鱼尼莫（Nemo），人类在片中的形象丑陋、愚蠢而且贪婪。影片中牙医诊所苍白的墙壁、长着灰色牙齿的女孩的照片，无不代表着人类已经被科技异化的可怖后果。技术已经以“过度”或“缺省”的方式主宰了人类的行为与思想，并妄图侵占人与自然世界共同的未来。

可见，世纪交替之际，“迫在眉睫的毁灭感”让迪士尼用“水世界中无限流动的痛苦”（Bachelard，1983：6）描绘了现代人类对于环境危机的负罪感。与《小鹿斑比》等电影中尽可能置入历史现实的表征方式不同，热带异域环境中的自然与现实生活被刻意疏离。迪士尼将人类对美好的自然世界的幻想投射在“具有令人瞠目的美”的深海中，但是这种美好却只存在于隔离在异域中的自然中，结果造成了现实的“迪士尼效应”。它不仅没有激发人类更多的生态反省，反而吸引人类将侵占自然的目光又投向了深海。《海底总动员》上映后，超过100万条小丑鱼被大量捕捞贩卖给声称喜爱该片的儿童，菲律宾和泰国部分地区的小丑鱼甚至因此灭绝。迪士尼电影对异域化自然浪漫化、平面化的描述，反而强烈刺激了观众选择热带宠物、占有自然世界的欲望（Staton，2019）。这一现象在迪士尼历史上并非孤例。《101只斑点狗》上映后也导致了“1001只达尔马提亚幼犬”被人领养又遗弃，动物福利组织不得不跟随着电影的发行对被遗弃的斑点狗进行长期的救援（Garner，1996）。因此，环境批评学者认为迪士尼持续制造异域的浪漫感和诱惑感，实际上造成观众从精神和现实上双重地“占有”了动物（Staton，2019；Whitley，2016）。

三 作为价值工具的迪士尼动物观的全球传播

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双重表征陷阱

作为全球为数不多有百年历史的娱乐产业公司，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多角度多范式的研究，而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证了一个发现，那就是迪士尼文化产业全球化的核心首先是讲好故事，然后才有了各类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即迪士尼文化产品是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内在同源的。文化价值毋庸置疑是迪士尼文化产品创造全球经济价值的工具与手段。阿芒·马特拉等学者因此在对其故事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痛斥迪士尼实际上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电影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政治倾向性的艺术，必然对公众在思想观点、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等方面具有价值认同塑造的功能。迪士尼历经百年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娱乐集团之一，塑造、应用了何种文化价值认同以实现其产品的全球传播，其文化价值内核究竟是什么？这是进行“不害怕向未来迈进，更敢于重新定义现实”（Dorfman，2018）的迪士尼研究的重心。在随着技术加速发展，人的生存与生活“非生态化”日益严重的当下，对迪士尼作品中动物观进行深入剖析，以反思文化产品如何唤醒人类生态理性意识并进行全球传播的重要性已经越发迫切。

（一）迪士尼动物观的历史演进脉络

从好莱坞无声电影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帝国叙事的传统下，动物曾被纳入到欧洲帝国的权力话语之中（Chris，2006：17）。在帝国叙事中，动物对于人类的价值在于其可被征服。上映于1903年的《猎杀白熊》（Hunting Bear）是世界首部有影响力的狩猎电影。影片中人类一手拿着摄影器材、一手扣动扳机狩猎，通过记录杀死代表野蛮的“白熊”，彰显人类的优越性。早期的野生动物纪录片甚至通过激起动物的冲锋，展现人与动物的戏剧性冲突。

从用可亲可爱的卡通形象作为其文化产品的第一个文化符号时起，迪士尼区别于残暴的动物形象塑造，把道德对象从人类社会扩展到小飞象等非人类的自然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数百年来西方世界人与自然对立的叙事视角，从而具有进步的生态意义。

在中世纪欧洲神学教义的影响下，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是西方世界认知自然的长久观念。“造物主的精妙设计和分配”表示世界上一切生物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类需求（Thomas，1991：17-18）。在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下，早期迪士尼动物电影中动物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其可被“宠物化”。二战后西方社会处于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期，出现了追求“亲密家庭”（close-knit families）的新型家庭结构与社会观念（Wills，2007：20-24），以及兴起了以狩猎、垂钓等荒野体验为代表的户外休闲风向。因此，对动物的宠物化塑造服务于人类对战后回归正常家庭生活的情感需要。它也掩盖了迪士尼电影具有物种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观的文化基因这一历史事实。正如段义孚（Tuan，1984：88）所言，人类将动物当作宠物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我们对其充满了爱意，而另一方面其价值又在于是否能让人愉悦，以及是否养起来很方便。动物作为激发人类情感的重要主体对象，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外化的“象征物”。

不过，迪士尼的动物观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出现了积极的变化。1942年迪士尼推出的《小鹿斑比》（Bambi）至今仍是美国流行文化中反狩猎最成功、最持久的经典文本，并在塑造美国人对鹿和林地生活的理解和态度方面持续发挥着关键作用（Lutts，1992)。小熊维尼、米老鼠和唐老鸭生活的农场则以“田园乌托邦”风格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人类之外的自然存在。它们被认为响应了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以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哲学掀起的第一次生态思想浪潮，即对回归自然、珍视纯真意识形态的强烈呼唤（Buell，1995：209）

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冲突指向文化生活领域的“新社会运动”，带来了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寂静的春天》，将“环境运动”首次推向大众，让人们关注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生态环境代价。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荒野哲学、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动物解放论（animal liberation theor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自然中心主义生态观声量日涨。生态主义（ecologism）作为一种思潮迅速向欧美各国扩展，各类群众性环境抗议运动和NGO环境倡议运动应运而生（纪莉，曾益民，2015）。它们都试图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裂痕，达到生态和谐与伦理正义（史凤阁，2021）。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的迪士尼在创作中重点构想了人与动物的关系，试图通过展现人与动物的灵性相通，与彼时社会新兴生态运动产生共振。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迪士尼把“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视为其绿色承诺的一部分（Robinson & Jorgensen，2013）。它更为注重赞美自然世界的生生不息，以及人是自然保护的受益者。

在此阶段，迪士尼电影对动物形象的塑造体现出对前一阶段的反思与修正，即“去卡通化”，并通过将其放置到自然与野外环境中，倡导万物有灵等生态平等主义观。但是迪士尼所塑造的这个自然却又是一个去人类化的“自然”，在类人化动物故事中抹去了人类破坏行为的痕迹，比如将动物的荒野生活描述成无污染、无干扰的世外桃源自由栖息的假象。这种叙事的全球流行也制造了一种“有尊严的动物”假象，浪漫化了动物的处境，从而钝化了人类对动物造成实际伤害的感受力。派崔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1995）对此严厉地批评：“迪士尼以其美学手段制造的逃避主义”，是让人们在虚假的生态平等主义幻象中逃避与忘却应该承担的生态保护道义责任。

进入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总根源，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成为文化领域中的主要思潮。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伴随着人类科技狂飙突进，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频发，人类意识到自身的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些根本性构成（孙凯，2020）。2000年，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首次提出“人类世”概念，认为在高新技术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人类行为是影响和改变地球的主导力量。环境议题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息息相关，我们需要重视自然生态的脆弱性、复杂性以及人类的能动性（纪莉，张毓强，2021）。

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后，“海洋世纪”来临。全球面临矿产、石油等资源枯竭的现实危机，海洋在实质上成为世界范围内新的生态冲突区域，跨国家、跨地区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在环境保护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近170个缔约方加入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证明了全球海洋治理与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但是，作为全球文化产业资本代表的迪士尼不再像以往那样追随全球生态观念的进步，在环境正义等更具国际主义的思潮基础上进行影片创作。资本主义产业模式与全球生态保护的根本性矛盾遏制了迪士尼将前沿生态思潮作为价值工具的文化产品生产模式，其全球文化影响力失去了生态思想助力。

（二）数字时代迪士尼动物观的双重表征陷阱

进入数字时代后，迪士尼动画电影继续在两个路径上创新文化产品：一是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作品品质，二是用高度隐喻化叙事生产新故事。这两条路径虽然对于百年迪士尼已是轻车熟路，但却在价值观念输出上表现乏力。

2010年后，动物形象的“拟人”形态进入到数字特效时代的“拟真”形态（孙建业，2020）。迪士尼近10年来连续推出了多部“真人版”续集电影，如《奇幻森林》（2016）、《小飞象》（2019）等，都是利用3D建模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重现已有的迪士尼动物IP形象。其中最知名的是2019年推出的仿真版《狮子王》，它通过融合CG特效与VR场景等多重技术形式，创作了近乎100%还原动物毛发特征、肌肉骨骼形态以及面部神色的“真兽”版的狮子（王圣华，2021）。该片在全球市场斩获16亿美元票房，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在以技术更新获取全球市场的路径下，迪士尼动画电影越来越追求被制造的自然真实感，而对《小鹿斑比》这种具有生态反思意识的电影越来越远离。用拟真技术再现的《狮子王》在不断被翻拍的过程中陷入“新瓶装旧酒”的批评中，它们只是显示出“人类、动物、物品乃至一切存在转化成非物质化的数字”（刘昌奇，2024）。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模式从《小鹿斑比》中的森林狩猎便开始走向“相机狩猎”，在用图像完成对真实的殖民后，又狂热追求用技术真实完全替代自然自有的真实价值。

在过度推崇技术主义而导致人类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在价值与意义上双重失落的“人类世”时代，“拟真”电影的文化意义无疑饱受质疑。数字技术让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观不断再现观众眼前，它营造的“普遍溢出的形而上学式的场景”，也让观众陷入无法分清真实与影像的错觉（周玥，唐正东，2021）。“自然（nature）永远都是我们通过人工（culture）而认识到的自然”，而且“真实在人工中复活，所有的一切都提前死亡并消散”（彼得斯，2020：125）。实际上，越是技术还原主义的表象“真实”越是将客观世界的真实占用得更彻底，连动物的身体都失去了在真实的自然中再生的物质性意义。这样的技术主义路线也再次印证了文化批判学者对迪士尼文化帝国主义的揭露：其本质上象征着美国文化所推崇的技术辛迪加联合体。从百年迪士尼的发展历史回望，这种技术主义方向与人类生态理念进步的背道而驰，也使迪士尼曾经引领的文化价值观陷落。

高度隐喻化是迪士尼创作动物主题故事的另一种常规手段。自1973年《罗宾汉》后，迪士尼电影便有意识地去除人的存在，刻意生产一个未经雕琢的、永恒的自然景象。正如克莱尔·穆勒（Claire Molloy）（2012）对此的分析，“迪士尼动画电影其实产生了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有将动物人性化的冲动，使它们成为毛茸茸的、有羽毛的或有獠牙的人，而另一方面相反的欲望则是将自然界想象成根本没有人的样子”。

对动物世界的“隐喻式征用”承袭了西方中世纪的文学和神学传统，即以动物的品质作为描述人类类别的依据，甚至认为生物被创造出来的任务便是教导和告诫人类真理（Thomas，1991：62-64）。虽然动物在这里被模拟出人的意识和主体性，具有高度的智慧与复杂的性格。但是，动物的“动物性”（animality）却被这种高度隐喻的表征方式“抹消”（effacement）了，其身体、灵魂及其主体性不断被人类价值观占用，沦为了贝克（Baker，2011：175）所指的动物生命的“迪士尼化”。对此，知名批判动物学者阿坎帕拉指出，“再现”永远不可能是透明的（Ralph Acampora，2001）。无论拟人化的本意如何友善，其再现的结果都是用人类经验代替动物经验，导致“动物性”的消泯甚至成为物种主义的同谋（刘彬，2018）。

当然，与文学和艺术中使用隐喻作为创作手段一样，电影中使用“隐喻”手段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人类对动物的“隐喻式征用”仅仅被用以模拟人类世界时，这不仅可能带来影像叙事中自然世界的消亡，而且动物性的抹消使动物形象更直接粗暴地服务于宣言人类价值观。对这样的文化产品进行批判，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范式还是文化研究范式都适用，更遑论生态主义。如2016年的影片《疯狂动物城》以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斗争隐喻美国政治社会生态，借助少数动物与多数动物构成的动物世界表达消除偏见、种族融合的美国主义愿景。虽然影片反映的社会议题及其社会启示不可不谓有益，但是这样的动物主题动画电影不仅基本放弃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创作视角，而且由于故事场景完全置放于美国式的社会组织形式中，生态价值信念和生态正义目标等全球正在发生的集体性自觉无可避免地被排斥在价值观之外，使其最终仍是一个宣扬个体在体制化生活中保持“美国梦”的故事。

四

结语

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是迪士尼在全球文化产业版图扩张中不断被建构的文化符号。迪士尼电影不仅建构了全球流行的动物表征，而且在新媒介技术的加持下占领着全球文化市场。迪士尼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大众文化的缔造者之一，核心原因在于其与时俱进地灵活调配文化价值，使其与经济价值同步协调，以及对技术表现形式的大胆创新。通过本文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迪士尼在百年历史中生产了多部畅销全球的动物主题动画电影，这不仅是源于它对全球家庭娱乐产业需求的洞察与把握，更体现出迪士尼借力美国主导的生态思潮发展，将价值观输出与文化符号生产有机融为一体，借力文化思潮影响力在全球文化市场扩张的全球传播路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的本质。现代西方现代化文明具有非生态性、反生态性的深重弊端。迪士尼的文化帝国主义属性使其虽然可以以生态思潮包装其产品的文化价值，但它的文化产品生产只能置放在资本的逻辑之中，归根结底体现出对待自然的技术理性思维。因此，它既很难与“天人合一”等其他哲学智慧相融，也不能从全球制度性危机层面呈现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即“数百年的西方市场经济、技术理性与财富最大化的现代化长期积累带来的负面后果”（袁祖社，2024）。在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威胁的今天，对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探索，对唯物主义自然观下的生态实践的描绘应该是动物主题文化产品关注的先进价值观，但迪士尼并不具备紧随这一思潮的能力，这也将带来其文化产品全球传播影响力的降低。

此外，与迪士尼公主、超级英雄等源于童话或神话的文化符号不同，动物是真实的物质性存在。现实中动物的沉默与表征体系中动物的活跃可以带来人对自然世界认知的撕裂，也会损伤了人与自然在真实世界中如德里达所说与动物相互凝视的跨物种可能性。虽然科技带来的模拟真实可以使自然物与文化物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但如何以更平等的生命思想进行跨物种关怀，摒弃隐喻表征惯性，回归对“动物性”的关怀本身，也是动物主题文化产品更为深层的危机所在。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2期。

本期执编/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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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