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是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的日子。根据之前组委会的官宣信息，匈牙利导演、编剧、制片人贝拉·塔尔（Béla Tarr）将担任本届“注目未来”单元国际评审团主席。
今天是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的日子。根据之前组委会的官宣信息，匈牙利导演、编剧、制片人贝拉·塔尔（Béla Tarr）将担任本届“注目未来”单元国际评审团主席。
2016年3月，贝拉·塔尔第一次来到中国，Lens对此进行了记录。本文首发于Lens杂志《那就无所畏惧地老去》，有部分文字删改。
贝拉·塔尔离开时，已经是夜里9点了，胡同寂静下来，路灯投下深重的影子。他让随行的摄像师给自己的离开拍一小段视频：“我先从胡同走出去，然后所有人跟上。”
他也是个很酷的演员：镜头中他的背影往胡同尽头走去，即将转弯时，他把手中的烟头扔在地上，又低头把它踩灭。然后他转弯，离场。接着，他转回来查看拍摄的画面，导演瘾又上来了：重新布置一番，再次开机......最后，他指挥所有人跟上他，一起消失在画面里。
很难描述贝拉·塔尔的长相。这位老人，最后的诗意电影大师，面目模糊且沧桑，这种沧桑甚至掩盖了他原本的模样，只留下满脸坚硬的白胡子茬儿和缓慢而浑浊的声音。
贝拉·塔尔，2023 图片来源 / famu
他的话不多，在说并不熟练的英文时，好像在给自己的某部片子念旁白。那些片子大多是黑白片，节奏缓慢而令人绝望，仿佛在久久凝视人类苦难的深渊。
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当他想专心使用某一只手时，这只手会令人沮丧地微微颤抖起来。他非常瘦，心脏也不好，他的背刚刚动过手术，疼得要死。奇怪的是，他给人的印象依然是高大魁梧的。
这个匈牙利人烟瘾大得令人担心，而且喜欢一边抽烟一边喝酒。“我不太在意我的身体，我只是用用它而已。”他说，“不过该死的背现在让我够受的了。”跟Lens说这话时他表情很愉快，谈论烟酒让他开心。
老年贝拉·塔尔的身体里依然有一个少年的影子。那是一个浪荡子，义愤填膺，满口粗话，知道自己才华横溢因而颇为骄傲，总忍不住想对这个世界狠狠地揍上一拳。
“年轻时我去影院，总看到那些丑陋无比的电影，一切都很假，对话跟屎一样，糟糕的演员和运镜，垃圾中的垃圾，一切都是假的，只要我在银幕上看到东西，就能感到电影的虚伪。”他说。
以贝拉·塔尔混迹街头多年的经历，他不可能不世故。他肯定知道，在自己影片的放映活动中应该老老实实、面带微笑地坐在台上，末了说几句不咸不淡、表示感谢的话，并与主办方的学者嘉宾拥抱告别——这种活动很多，流程也都差不多，他走走过场就行。
2023年，贝拉·塔尔领导了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电影与电视学校的执行工作坊。图片来源 / famu
然而实际情况是，每每有学者和评论家对他的影片侃侃而谈时，他都常常忍不住慢吞吞地说：“不，我的电影没有表达那个意思。”说完便平静地看着身边因尴尬而说不出话来的发言者。
他后来对Lens解释说：“我只是想让谈话回归正常，好好听人说话很重要，但有时候对方只是在自说自话。”过一阵子他又沮丧地说：“我太固执了，我冥顽不灵，像块臭石头。”
“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可以有另一种哲学上的知识分子的解读，不矛盾，我拍永恒的电影，它50年后也不过时，也能反映出许多问题。”他曾经说。然而，在下一次活动中，他又会说：“不， 我的影片没有表达那个意思。”
“导演这个职业有点肮脏”
他不喜欢知识分子的那一套。“在片场时，你只关心两件事：第一，时间总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就是预算总是不够的。我总跟同一群人合作，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腔调，不关心哲学和理论问题。他们都很了解我，不会过分期望和要求，我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就照我说的去做。”
他会早早把剧本写好，拍摄前几个月，整部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已经在他脑子里了。他会花很多时间跑来跑去挑选外景，把每一件具体工作都安排好以后，再请剧组过来，“一旦开始拍摄就只能向前，我没有时间思考”。
他总是缺钱，他不大擅长跟投资人搞好关系。“有钱人从来就不友好。”他对Lens说。很多影片经常拍到一半就因为资金问题被迫中断。“如果事先把工作分配好的话，影片就不会因为中断了一年半而被毁掉。”
《伦敦来的人》海报
即便如此，拍摄过程依然坎坷至极。《伦敦来的人》2002年开始筹备，2005年开拍，拍摄9天后就被迫停止，然后是2006年恢复拍摄，再停。第二次恢复拍摄是2007年2月，最后在2007年3月15日杀青。在拍摄过程中，原本患有抑郁症的制片人因为资金压力自杀身亡。贝拉·塔尔在片头字幕里将这部影片献给了他。
他在片场很独断。“我有时做决定很专横，但重要的是，得有人能把我想要的东西拍出来。因为演员都在移动，什么都不确定，拍摄的人要仔细观察，比如本来你应该在这儿停下，但演员多走了20厘米，你必须跟着走，要很会捕捉影像才行。我告诉摄像师第一个镜头是怎样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怎样的，但实拍时一切都在动，最终一切都在他手上。”
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剧组成员都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他们都喜欢他，也理解他。他一直在教授电影课，第一个电影工作室开在柏林，如今在萨拉热窝开了一所电影学校。
仔细看贝拉·塔尔的电影，会发现一些类似的画面语言。
这两张图都是《伦敦来的人》的剧照，上图中蒂尔达·斯文顿（右）与一个刷盘子的孤女（左）扮演一对母女，下图的卧室最终成了一个命案现场。那是一部寂寞的影片，一个港口守夜人，一片漆黑的夜晚，人们内心的内疚与贪念的煎熬。贝拉·塔尔20多年前看这本小说时，就立刻被吸引了。
贝拉·塔尔不喜欢彩色电影，总觉得不自然，他情愿在黑与白之间增加更多灰色的层次。20多年来，他的摄像机都没有高过眼睛，“我喜欢靠下方的角度拍摄”。摄影 / Kobal
至于演员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他并不在意，长相和气质合适就行。他的演员有音乐家、女侍者、流浪汉和路人，也有汉娜·许古拉、蒂尔达·斯文顿这样的明星。他让一个在餐厅洗盘子的匈牙利姑娘跟英国女明星蒂尔达·斯文顿搭档，饰演一对母女。洗盘子的姑娘是他在孤儿院里找到的，拍完戏以后她继续回餐厅洗盘子。
《诅咒》剧照
“我一直重视演员的个性，我了解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反应以后，我就知道他们在电影中会做何表现。我们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很平常、很真实、很自然的处境，他们不是在演戏，有人开始作秀，我就会对他大叫：要演去别的戏里演吧。要相信我，我不会让他们显得很荒谬，我会把他们拍摄得细腻柔软，这是我的责任。”他说。
在选角时，他会与每一个演员长谈，了解他们的一切。“导演这个职业有点肮脏，总想拿一些人们最深的秘密、拿他们的性格和隐私去换钱。”他说这话时有点愧疚。在道德方面他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有时候你也需要有人安慰，告诉你不要担心，这才是合作，否则只是在一起工作。”贝拉·塔尔说。
《都灵之马》剧照
他的御用配乐、音乐家米哈伊·维格跟他合作30多年了，“比我婚姻的时间还长”。另一位朋友是他大部分影片的小说原著者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伦敦来的人》在巴黎公映后反响不好，贝拉·塔尔沮丧到极点。“男主角差点自杀，一些评论也不友好，我痛恨整个法国，因为我觉得自己被羞辱了，我压力巨大，有一天我醒过来想打人，第二天我想自杀，很可怕。”这时候拉斯洛来了，他问贝拉·塔尔：“那匹马怎么样了？”
他们两个人经常聊到尼采与马的故事：1889年冬季的都灵，尼采看到一个马夫用鞭子狠狠抽打一匹马，但马拒绝再前进一步，他看不下去，便上前阻止，最后抱着马哭昏了过去。这个故事中尼采的结局是患上精神疾病，整整11年卧床不起，直到死去；但从没人提到那匹马怎么样了。
《都灵之马》海报上的那个背影
后来，贝拉·塔尔把那匹马的故事改编成了《都灵之马》——一部关于世界末日的影片。“这是我欠那匹马的。”他说。他是尼采坚定的信徒，笃信个人意志的力量。
他的绝望是世人的救赎
出生在苏联时期的匈牙利，除了自己的意志，没什么可相信的，也没什么可依靠的。
贝拉·塔尔16岁时就由于拍摄吉卜赛人的遭遇，进了当地政府的黑名单，第二部练手的片子则导致他被警察带走。他倒并不想跟政治扯上任何关系，“幸运或者不幸，我只是怀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撒旦探戈》剧照
他爱吉卜赛人、酒鬼、工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他曾经跟巴基斯坦工人一起在仓库里当搬运工，结果弄伤了背，一辈子做不了体力活。
“那些所谓的边缘者，对于我来说，给予他们尊严很重要。”他说。他电影里的那些角色，贫穷、丑陋，沉默地一直工作到死，唯一的娱乐是在简陋的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手舞足蹈，然后在打烊时被老板赶出去。贝拉·塔尔镜头中的他们在狂风大雨中奔波劳作，走投无路。
《撒旦探戈》（上）《诅咒》（下）中的雨
有人问，为什么他电影里的人下雨时都不打伞，他解释说：“雨中的农村就是那样的，因为他们要干活，没有多余的手用来拿伞；而我影片中风大，是因为匈牙利平原在秋天时风本来就很大。”
“要接近现实、接近人，尝试抚摸他们，试探他们，这就是我想做的。”他说，“当然了， 我想改变世界，我想改变一切。”
后来他“绝望”了。“上了年纪以后，你会发现，我们遇到的不仅是社会问题。我们也许会遇上一件毫无逻辑、毫无合理性的事情，然后你会陷入深深的思考，好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然后你要站起来，你发现这件事不仅没逻辑，它简直荒诞无比，甚至可以说，垃圾是全世界共有的事情。”
《鲸鱼马戏团》剧照
但电影还得拍下去。有人说贝拉·塔尔的绝望是世人的救赎之所在，或许是的。
“我们正慢慢、慢慢地走向棺材，无从避免。你问我是否害怕？是的，但我试着忽略，因为如果我总是想这些事情，我就不会拍摄《都灵之马》了，我就什么也不会做。如果你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你错了，因为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保持沉默，他们独自闲逛，才不会在11月份的凌晨4点钟跑去见鬼的拍摄场地，在一片茫茫迷雾中跟演员、摄影师这些人打交道。”他说。
“故事早就讲完了”
他一生的故事很多，但他并不乐意讲述。他的叙述永远是举重若轻、简明扼要的，他的口头禅是“那又怎样”，说这话时他会满不在乎地耸耸肩。
他对故事不感兴趣。“人类很早以前就把故事都讲完了，之后全是重复。”
贝拉·塔尔标志性的眼镜戴法，出现在他的许多照片中。
上图来自2016年，贝拉·塔尔在摩纳哥国际电影节上。图片来源 / Shutterstock
下图来自2023年，贝拉·塔尔和电影系的学生们。图片来源 / famu
这么多年来，贝拉·塔尔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便早早在影坛获得了应得的地位，他也从未向金钱和任何权势妥协。
“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重新开始。”2011年的《都灵之马》之后，他忽然宣布封镜，“我想表达的内容已经全部说完了，继续拍下去无非是重复”。如今，他的主要工作是发掘和培养年轻电影人才。
他也不会直接改编故事，比如拉斯洛原著的《撒旦的探戈》。“我可以改编它，但我思考的结果是：不。我选择放下小说，回到现实，我用两年时间了解现实，然后按照我的方式拍成电影。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决定，因为艺术要讲的是生活，它必须反映生活，但首先得通过作者的灵魂。对于我来说，原作只提供结构而已。”
为了这部影片，他用两年时间走遍了匈牙利平原。“我了解那里的每一座楼，我了解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我开着越野车，手里拿一幅很完整的大地图，每一座房子都标注在上面了。”
《鲸鱼马戏团》的剧照和分镜
“拍电影，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的材料就是现实生活。吸收信息，直到这些信息变得理所当然，因为消化以后它已经变成自己的东西了。”有意思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细节并不感兴趣。很多导演倾向于还原时代背景的真实样貌，但他从不。
他说，如果19世纪的人看到以19世纪为背景的《都灵之马》，一定会觉得影片漏洞百出。
“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什么19世纪、20世纪，无所谓。”这部狂风大作的片子在拍摄时没用到一丝自然风，全是四台鼓风机吹出来的，远处的树要靠人摇晃才能动起来。
影片的另外一个场景里，一边刮风一边起雾。一位工作人员提醒他这种状况不符合常识，他回答说：“我觉得挺好。”
贝拉·塔尔在《都灵之马》片场
“现实主义很小气。”他说。他还说：“雨、宇宙和狗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比我们写的所谓的‘人的故事’更重要。”
《伦敦来的人》里的谋杀案，犯人走进屋子，关上门，然后镜头对着门拍了几分钟之后，犯人走了出来。“你知道里面发生什么就行了，没必要再去拍动作。”他说。
《鲸鱼马戏团》里的暴动戏，一群暴徒打砸医院、殴打病人，最后这群人在一个蜷缩在墙壁前的瘦弱的老人面前停了下来，转身离开。贝拉·塔尔说：“为什么他们会转身呢？因为面前有堵墙，不转身就撞上了。”他的意思其实是他相信人性，但他不愿明说。“或许我相信人吧，就算是屎也能找出点好地方。”
“我不喜欢多愁善感，有时候我很浪漫，但不要多愁善感，要勇敢一点、粗糙一点。”典型的东欧男人。
爱那些丑陋可悲的人
贝拉·塔尔那一代的东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受存在主义影响极大，他也不例外。
当时，苏联的铁腕让生活失去了目标，社会混乱而荒谬，年轻人只能自我塑造，个人意志是自由的唯一可能性。那时的贝拉·塔尔长发飘飘，英俊而桀骜，在酒吧里彻夜饮酒，拿简陋的摄像机拍纪录片。他年轻时就是一个偶像人物，如今也是，总有一些人疯狂迷恋他，也总有另一些人觉得他像个怪物，不同的是，如今他老了，他剪短了头发，吃饭时双手发抖。
贝拉·塔尔在Lens，2016年4月4日，摄影：Mao
我们每时每刻都与这个世界相互磨损着，尽管有时不易察觉。我们起床、穿衣、吃饭、见一些人、睡觉，每一天我们都在老去，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动作开始变得迟缓，最终所有人都要进棺材。
“我不相信上帝，我的一个好朋友得病死掉了，她吃了很多苦，如果有上帝的话，那时候他妈的上帝在哪儿呢?”贝拉·塔尔说。
他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小时候每个礼拜天都穿戴整齐去教堂，但他最终背弃了信仰。“没有来世，这辈子就是一切，你必须做点什么，死去以后能给下一代留下点什么，没别的。”
他对同样擅长长镜头的苏联导演塔尔科夫斯基的评价是：“我觉得他只有一个问题，他相信上帝。我喜欢《安德烈·卢布廖夫》，但他其他的片子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相比之下，他更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志力的角力。救世主煽动乌合之众，酒鬼抱团起舞，囚徒试图越狱，但最终只看到了自己的软弱。
“决定这个社会的不是政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伦敦来的人》里，一个夜班看守被囚禁在死水般的日常生活中。他意外得到一笔钱，这让他有了个逃脱生活的机会，最后他失败了。这个寓言般的人类悲剧，关于我们怎样被困在自己的命运之中。“他想赢，但没法赢，他搞砸了，也许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力量或意志，也可能对他来说，做这种事年纪太大了，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贝拉·塔尔说。
还有《鲸鱼马戏团》里煽动人们毁掉自己生活的救世主。“有很多救世主，但他们都是骗子，他们煽动人们，让人们相信他，但结果都一样，毁灭。”他说。
《都灵之马》剧照
《都灵之马》中的父女悲哀地重复着每日生活，直到一切熄灭。贝拉·塔尔将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反过来呈现在影片中，不是“第一天，有了光”，而是“第七天，光消失了”。父女二人短暂挣扎过，想离家寻找生存机会，但风太大，他们受不了。“你留下也可以，离开也可以，但都没有明确理由，因为都没有意义。”他说。片中甚至没有一个用来解释这一切的上帝视角，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世界会堕落到如此境地。
他的影片中总有一种“赤贫之美”，一切被压缩到极限后方显出意义，绝望到多么深的地步才能看到希望，甚至依然没有希望。
但并不冷血，甚至可以说这些片子很天真，有时给人的感觉像童话。“电影拍完了，人还要继续生活。”他说。他经常说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电影人，他更在意电影之外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创造的，一切都是人引起的，每个人都有一点责任，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天分和敏感无法买到，但情商可以提高，道德也是可以教育的。”
“给予一切生命尊严，爱那些丑陋的、可悲的人。拍电影时我没有权利做判断，我爱他们所有人，所以邀请他们来拍这部荒谬的电影，之后他们出现在银幕上看这部影片时，你能感受到自己有多爱他们。”
2016年，贝拉·塔尔离开Lens工作室时，已经是夜里9点了。
胡同寂静下来，路灯投下深重的影子。他突发奇想，让随行的摄像师给自己的离开拍一小段视频：“我先从胡同走出去，然后所有人跟上。”©重逢岛
来源：左右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