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几天前，五棵松万达的会场里，一场路演刚刚结束。台上是十部AI电影项目的主创，他们用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讲述一个故事：故事架构、人物、风格，还有最重要的——这些画面是如何被“生成”的。台下坐着投资人、平台方、传统电影制片人，还有一些明显还带着学生气的年轻创作者。有
AI，会杀死电影艺术吗？
几天前，五棵松万达的会场里，一场路演刚刚结束。台上是十部AI电影项目的主创，他们用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讲述一个故事：故事架构、人物、风格，还有最重要的——这些画面是如何被“生成”的。台下坐着投资人、平台方、传统电影制片人，还有一些明显还带着学生气的年轻创作者。有人在低头记笔记，有人用手机拍屏，还有人不时抬头盯着大屏幕，试图分辨——哪些镜头是“真的”，哪些是AI做的。
这是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AIGC电影单元的一个分会场。一个过去更多出现在技术论坛里的概念，第一次以完整的策展形态进入电影节：展映、论坛、创投、竞赛，被放进同一个系统里运行。从创作者到投资人，从技术团队到平台方，几乎所有与电影相关的角色，被集中在同一语境中，讨论同一个问题：当AI进入电影工业，这个行业会被重塑到什么程度？一个更尖锐的提问不断被抛出——AI，会杀死电影艺术吗？
“它能做到95分，但第100分不属于它”
创投环节中，10部AI影片项目依次路演，试图在这一新赛道中获得行业关注。作为活动主持人，也是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故事接龙发起人宋东恒，给出了一个颇为冷静的起点：AI的能力边界，其实早已写在它的逻辑里。“算法最后会趋向于平均值。”他说。这句话的潜台词是——AI再强，也是在已有经验中做选择。它可以逼近95分，但那“第100分”，甚至“第10001种表达”，依然属于人。这并不是对AI能力的否认，而是对“创作本质”的重新确认。
但与此同时，AI确实改变了一件更基础的事情：讲故事的门槛。过去，一个导演要通过多部作品、长时间积累，才可能形成个人风格；而现在，借助AI，创作周期被极度压缩，试错成本被快速降低。换句话说，表达的权利正在被大规模释放。这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电影，正在从“少数人的工业”，走向“更多人的表达工具”。
当门槛下降，第一批感受到冲击的，是传统电影工业中的具体岗位。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的判断非常直接：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这些岗位的替代，是“肉眼可见”的。这并不令人意外。任何一次技术跃迁，都会首先冲击流程中的“可标准化部分”。但更重要的变化，在另一侧。“它不会毁灭一个创作者，只会毁灭流水线创作者。”周迪俊的这句话几乎点出了AI时代创作的分水岭——不是“人 vs AI”，而是“创意 vs 重复”。在过去，工业化生产可以掩盖创意的不足；而在AI时代，效率被极度拉平之后，真正的差异，反而更清晰地暴露出来。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深悦，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她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她带着AI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北影节的AIGC赛道。她的经验，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她提到，AI最大的价值之一，是“让那些死掉的剧本重新活过来”。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创作机制的改变：过去被现实条件筛掉的想法，现在可以被低成本验证。
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取代创作本身。王深悦反复强调一个未被改变的底层逻辑：“不管是实拍还是AI，都是制作手段。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
在她眼中，手段是选择，本质是欲望——人类想要讲故事的欲望，从未因技术迭代而增减分毫。AI可以加速实现过程，却无法替代创作者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它能生成画面，却不能自动生成让观众落泪的理由。而当试错成本趋近于零，创作者面临的真正考验反而更严峻：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值不值得做"。
电影工业，正在“拆解重组”
如果说创作端的变化还停留在“表达”，那么生产端的变化，则更接近“工业革命”。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AIGC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他的描述非常具象：过去一个剧组上百人，现在变成“一个个独立单元”；一个人，可能同时承担摄影、灯光、执行导演等多种角色。这不是简单的“人员减少”，而是结构的重写。电影工业曾经是典型的“分工体系”，而AI正在推动它向“复合能力体系”转变。
随之而来的，是两个最直观的变化：成本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时间周期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电影，不再完全依赖“大体量投入”才能成立。也意味着，中小规模创作，开始具备与传统工业对话的可能性。但这种变化，并非没有代价。导演林渤沦提到一个细节：“最不习惯的是，不能跟演员讲戏了。”当人与人的互动减少，创作的“现场感”，也在消失。技术提升效率，同时也改变了创作的情感结构。
面对这一切，产业端的态度显得更加谨慎。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许晓阳的判断很典型：AI必须被“拥抱”，但目前仍然只是工具，还没有达到“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什么？从他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至少包括两个层面：演员表演的真实感，以及院线级别的技术标准。
也就是说，AI已经可以参与流程，但还无法完全支撑“高规格电影工业”。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另一端快速生长。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三五个人的团队，就可以完成一部作品。”这正在改变电影的生产逻辑——从“重工业模式”，向“轻量化创作”延伸。
当作品爆炸，价值会不会贬值？
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问题随之出现：当人人都可以创作，电影会不会从“艺术品”变成“快销品”？ 爱奇艺AIGC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丰引用了爱奇艺电影论坛上，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熹·爱奇艺AI剧场”联合发起人鲍德熹的一个观点——如果一年产生1000万部作品，其中只有1%称得上“好作品”，那也意味着10万部；而在这10万部中，再筛选出1%的精品，依然有1万部。换句话说，当创作规模被放大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量级时，“好作品”的绝对数量，反而会显著增加。
在他看来，AIGC带来的，并不是价值的稀释，而是评价体系的变化。数量不再是问题，反而成为筛选机制的一部分。他特意用了“高原与高峰”的比喻，当整体创作水平构成一个不断抬升的“高原”，真正的精品，就像从高原中突起的“高峰”。高原越高，高峰也就越高。这是一种典型的互联网逻辑：不再依赖稀缺性来定义价值，而是通过规模与筛选机制，重新分配注意力与评价标准。但这也意味着另一种更为隐蔽的变化正在发生——当内容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将变成观众的注意力本身。创作者之间的竞争，从“能不能被生产出来”，转向“能不能被看见”。
面对“AI会不会杀死电影艺术”这一终极问题，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她提到歌剧与京剧——这些艺术形式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媒介更迭与审美变化中，从大众娱乐逐渐转向更小众、更精英化的文化形态。电影，也可能走向类似的路径。一部分电影，可能继续沿着高投入、高制作标准的工业体系发展，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奢侈品”；而另一部分，则在技术赋权之下，进入更轻量、更自由的表达空间，成为日常化、去中心化的创作形式。
AIGC并不是简单地“替代”电影，而是在加速这种分化的到来。于是问题的答案，也逐渐从“会不会消失”，转变为“会变成什么”。
当AI成为"必修课"，学校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技术迭代的速度，正在倒逼人才培养体系重新校准。在中国传媒大学AIGC单元AI+主题论坛上，一个核心问题被抛出：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作为论坛主持人，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郑丹琪将答案拉回到本质："我们是讲故事的行业。"
当AI工具让"制作"变得民主化，"讲什么"和"怎么讲"反而成为新的护城河。技术可以复制流程，却无法替代对人性、社会与文化的深度理解——而这，恰恰是故事的灵魂。
但"讲故事"的能力并非孤立存在。郑丹琪给出了更具体的培养方向：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 这不是简单的"双拼"，而是一种"转译"能力——既能用艺术语言定义创意，又能用技术逻辑实现表达。
其背后的现实考量很清晰：纯技术型人才，容易被工具迭代快速覆盖；纯艺术型人才，则可能困于"有想法、无路径"的困境。 真正稀缺的，是能在两种话语体系间自由切换的创作者。他们懂光影的美学原理，也懂算法的底层逻辑；知道如何用镜头传递情绪，也知道如何让AI听懂这种情绪。
这种"跨界融合"的培养目标，本质上是对创作者主体性的重申：技术可以赋能，但不能僭越；工具可以迭代，但审美必须自主。
当AI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教育的核心任务不再是传授某项具体技能，而是培养"与技术共舞的能力"——既不被工具驯化，也不被时代抛下。
毕竟，电影教育的终点，从来不是制造"AI操作员"，而是孕育"会用AI讲故事的人"。
所以，AI会杀死电影艺术吗？
从北影节的密集讨论来看，答案更倾向于：不会。但它会悄悄改写规则——降低创作门槛，重构生产方式，重塑产业结构，甚至改变观众的观看习惯。在这些显性变化之下，更深层的是一场关于"创作者身份"的重新定义：当技术接管了执行，人类的核心价值将锚定在何处？有一条底线没有动摇：AI可以生成内容，但无法决定“为什么讲这个故事”。那一刻，依然属于人。
技术会迭代，工具会更替，但讲故事的冲动、对人性深度的勘探、与时代对话的渴望——这些驱动电影诞生的原始动力，不会消亡。
也许正如宋东恒所说——AI可以给出一万种答案，但第10001种选择，仍然需要人来做出。
AI，会杀死电影艺术吗？
电影工业，正在“拆解重组”
当作品爆炸，价值会不会贬值？
所以，AI会杀死电影艺术吗？
来源：北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