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旧|那些年,写影评,可换免费看电影;写影评,还能投稿赚稿费

快播影视 日本电影 2026-04-22 16:26 1

摘要:一九七八年,我凌晨排队买票,看了场进口影片,写下平生第一篇影评,就此踏上影评写作之路。一九八二年,我向《南京影剧报》当面投稿,被一位外报编辑直言文章弊病。两年后,竟与当年点拨我的那位编辑成了同事,后来他还成了我的直属领导。曾经的街坊黄湘宁靠影评脱颖而出,从普通

一九七八年,我凌晨排队买票,看了场进口影片,写下平生第一篇影评,就此踏上影评写作之路。一九八二年,我向《南京影剧报》当面投稿,被一位外报编辑直言文章弊病。两年后,竟与当年点拨我的那位编辑成了同事,后来他还成了我的直属领导。曾经的街坊黄湘宁靠影评脱颖而出,从普通职工被晚报聘为记者,最终成长为央媒采编部门主任。几件寻常往事连在一起,便是我们这一代影评爱好者,凭一支笔、一张电影票,改变人生轨迹的真实经历。

《橡树,十万火急》海报

一九七八年,罗马尼亚战争谍战片《橡树,十万火急》在南京公映。这部影片于当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大城市陆续上映,南京大华、解放、胜利、红星等影院同步排片,一时间全城轰动,一票难求。当时电影票价统一两角钱,拷贝数量有限,各大影院每天排片六到八场,即便如此,场次一开售便很快售罄。影片节奏紧张,故事完整,很符合那个年代观众的观影喜好。我那时只是一名普通工厂工人,业余生活单调,看电影是为数不多能让人安稳坐下来消遣的事。

为了看这部进口大片,我凌晨四点就赶到影院门口,天还没亮,冷风刺骨,售票窗口前早已排起长队。大家都不多言语,只是缩着脖子静静等候。我排了许久,总算买到一张票。

看完电影,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回家便伏案写下一段观后感。那时我完全不懂写作章法,只是把心里的感受如实写下来。

我大致写道:“橡树,十万火急”,是整部影片最让人震撼的行动口令。主人公深入敌后,在险境中窃取绝密情报、率队阻击德军,情节步步扣人心弦,配上当年经典的译制配音,看完依然心潮起伏。我没有受过专业写作训练,文字生涩,语句也不够通顺,只是顺着直观感受落笔。

同车间的王亚声,和我一样是七零届进厂的职工,为人热心厚道。她母亲时任白下路的红星电影院经理,姐姐与我哥哥是初中同学。我曾替在部队服役的哥哥到她家捎过东西,她父母对我也有些印象。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这篇简短影评交给她,请她转交给她母亲,看能不能登在影院的影评栏里。第二天王亚声告诉我,影院正在招业余影评员,要求很简单:新片首映必须到场,看完必须交一篇观后感,稿件用不用由影院定,但人要到场,笔不能停。作为回报,首映场可以免费观影。

这对我来说再好不过,既能免费看新片,又能名正言顺地写东西,还有机会发表,我当即答应下来。从那时起,我便正式成了红星电影院的业余影评员。

此后每有新片上映,我都会提前到场。灯光一暗,胶片转动,我便留心记人物、记情节、记节奏快慢、记台词优劣。那个年代胶片靠跑片运输,经常出现延误。前一盘放完,后一盘还没送到,影院只能开灯等候,大厅里的观众焦躁不安。

我却不觉得难熬,反倒利用这段时间在心里打腹稿,争取第二天一早就能交稿。有时候为了核对情节,我会再看一场晚场,没有座位就站在后排,也觉得十分满足。就这样一场场看、一篇篇写,时间久了,文笔也渐渐顺畅起来。

《保密局的枪声》海报

一九七八年前后,南京各影院的影评栏都很热闹。《保密局的枪声》《小花》于一九七九年相继上映,放映期间,橱窗和黑板上贴满了观众短评,我的稿子偶尔也能被贴上去,这一点点认可,让我更愿意坚持写下去。

一九八二年,国产影片《牧马人》在全国公映,南京也同步上映。影院甲票已涨至两角五分钱,拷贝依旧紧张,影院每天排七场,依旧场场满座。我看完照例写了影评,心气也比以前高了,不再满足只给影院交差,想把文章投到《南京影剧报》,若是能发表,也算对自己有个交代。那时大家都知道,邮寄文稿基本没戏,多半直接作废。我便利用午休时间,专程跑到中山东路的市电影公司宣传科,当面送稿。

宣传科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男子,戴一副厚底眼镜,文质彬彬,很有书卷气。我说明来意,他客气地让我对面坐下,却先没谈稿件。

我起初以为他是科室工作人员,聊了几句才知道,他只是来等爱人下班。他爱人姓胡,在这个科工作,但不负责影评版面,管影评的是曹编辑。胡、曹两人当时都在读八二级电大汉语言专业,半脱产学习,当天补课拖了堂,午饭都赶不回来。

《牧马人》海报

我把《牧马人》的影评递给他。他慢慢翻看,先客气地夸了两句,接着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你写‘人物真实、情感动人’,都是空话,哪个人物、哪一段情感,没有说透,都是别人用滥了的话。”又说,写时代背景也都是大路话,没有自己的看法,不够专业。

他话说得平和,却句句在理。我听了脸上发烫,心里也沉了下来,明白自己的文字确实还差得远。

他又跟我说实话,在市影剧报发稿的,大多是专业评论员或是圈内熟人,普通观众的稿子很难有机会。他指了指墙角装满信封的网袋,说那么多来稿,能拆开看一眼都算运气。

我自知水平不够,又冒昧打扰,只得羞愧告辞。走到门口,他才自报姓名,叫李海春,在南京日报副刊组,编《大千世界》文摘版。

这次碰壁让我很是挫败,却没有停下笔。我依旧按时给影院写稿,也试着向一些群众文艺刊物投稿。大多数稿子石沉大海,偶尔有一两篇被采用,就成了我继续写下去的支撑。我慢慢不再只复述情节,开始留意人物细节、镜头表达和时代情绪,改掉空泛笼统的毛病。这样坚持了两年,文字扎实了许多,在小圈子里也有了一点名气。

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一九八四年,我应聘南京日报要闻部,担任夜班编辑。报到那天,我特意去副刊组见李海春。他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当年在电影公司宣传科的那番对话,反倒成了我们再次相认的话题,一聊便是许久。后来工作稳定下来,他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当年那番看似不留情面的指点,点醒了浮躁的我,让我往后在报社少走了许多弯路。

八十年代中期,我从三山街望鹤岗搬迁到水西门菱角市,一街之隔的毛家苑,住着街坊黄湘宁。我与他相识,是在解放电影院举办的影评者座谈会上。他比我小十多岁,平时话不多,可一说起电影,眼神就格外亮。他也写影评,路子比我正,进步也比我快。

别人写观后感,只说好看不好看,他却能讲出好在哪里、差在哪里,哪一段处理得当,哪一处逻辑不稳,文章实在,言中有物。久而久之,他在南京业余影评圈里渐渐有了名气。一九九三年《金陵时报》创刊,优先录用有实绩的作者,他凭着多篇影评和获奖成绩,顺利被录取。不久后调入《现代快报》编辑部,最终进入央媒,在一线部门负责,现为主任记者。如今我们相隔千里,依旧保持微信联系,看他的文字,还能找到当年写影评时那种扎实入心的风格。

回想七八十年代的南京,各大影院都设有影评栏,大华、解放、胜利的橱窗和黑板上,常年贴着观众来稿。至今我还清楚记得,《保密局的枪声》《庐山恋》《小花》这些影片上映时,宣传栏里的短评能贴满一整面墙。文字都很朴素,好看就说好看,感动就说感动,不堆砌辞藻,不故意拔高。

《小花》海报

当时省里有《江苏影剧》,市里有《南京影剧报》,都专门开设影评专栏,专业评论和民间稿件同版刊载。那个年代文化生活相对单一,一部电影便能牵动一城人心,写影评的人自然多。影院用免票作鼓励,报刊用版面作筛选,一批普通人就这样从观众席,慢慢走上靠文字谋生的路。我就是其中一个。

从红星影院的业余影评员,到南京日报的编辑,我靠的只是不停笔、不放弃。王亚声给了我一个起点,李海春给了我一次清醒,黄湘宁给了我一个看得见的榜样。有人走得高,有人走得稳,道路不同,起点却相近。

城市变迁,老影院拆的拆、改的改,影评栏没了,油印影讯也不见了。当年凌晨排队的人、灯下写稿的人、凑在一起聊电影的人,都散落在岁月里。那些与胶片、纸笔、影评相关的日子,都安安静静留在记忆深处,成了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旧事。

张长宁,1954年生于南京,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分别在南京日报、新华传媒集团从事新闻采、编业务30年。

来源:彩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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