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3月28日，耿乐出演的电影《蜂蜜的针》上映。第二天傍晚，我们在北京国贸的一间餐厅碰面。他刚从横店剧组赶回来。坐下后，他只点了一份沙拉，开玩笑地说，“春节一直在增重，减下来也不容易。”
2026年3月28日，耿乐出演的电影《蜂蜜的针》上映。第二天傍晚，我们在北京国贸的一间餐厅碰面。他刚从横店剧组赶回来。坐下后，他只点了一份沙拉，开玩笑地说，“春节一直在增重，减下来也不容易。”
耿乐上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是在2017年。那是他的“爆发之年”，有五部新作：《刀背藏身》《下海》《相爱相亲》《嘉年华》和《桃源》。如今近十年过去，行业环境在变，观众在变，娱乐形态也在变，但耿乐像保持身材一样，保持着自己在大小屏幕上的活跃度。
在《蜂蜜的针》中，耿乐演文学系老师寇逸，他的第一次出场也是跟女主角支宁（袁泉饰）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文学讲座上，他耳后别着一支烟，对着台下坐着的、爱慕他的女人们侃侃而谈。
在这部以女性为叙述主体的影片里，寇逸更像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他总是口若悬河，聊文学与艺术，对所有异性平等地散发魅力，不拒绝任何人的示好。支宁疯狂地“爱”着他，为了掩盖他的过失而杀人，为了清扫他身边的其他女性而杀人。
女主角一步步堕入深渊与寇逸的置身事外形成鲜明的对比。直到影片最后，支宁杀害了前去查案的警察，寇逸来找她，难以置信地问，“你心里究竟憋了什么主意，非要让我逃脱法律的制裁？”影院爆发出一阵哄笑。
电影上映后，有不少观众讨论支宁对寇逸的情感，是否来得太突然又汹涌，缺少激情犯罪的合理性。在耿乐看来，二人从未产生过爱情，支宁更像是一个崇拜者，只是以爱为名，而当从不缺少爱的寇逸知道了爱的杀伤力如此之大，他选择了自毁。
寇逸是很难用语言准确形容的角色，这是耿乐的“嗨点”，“好的人物就是要复杂到让你一句话说不清楚，让你五味杂陈，这才有意思。”
《小城大事》剧照
耿乐在2026年与观众见面的角色，还有年初播出的剧集《小城大事》里的林冬福，一位踏实、务实、有责任心的实干派副镇长。在一次工程安全检查中，他潜入海中取证，导致肺部损伤，最终在沉睡中离世——他蜷缩在床上的那个镜头，成为全剧最大的“意难平”。
在看剧本时，这个角色让耿乐很头疼。“他不爱说话。特别是在电视剧里，台词很重要，但林冬福就是说不出一句整话，这可难死我了。”
演员陈明昊在《小城大事》里演的另一位副镇长解春来，与林冬福的性格截然相反。两人之前在《180天重启计划》里有过合作，很熟稔。陈明昊调侃耿乐，“你看我得背这么多词儿，你就坐在那做反应就完了，都是拍一场戏，你也太舒服了。”耿乐也笑了，“要不咱俩换换，你以为我不想说吗？憋死我了。”
《小城大事》是一出群像戏，以月海镇的建设为主线，串联起几个主角的命运沉浮。台词少，就得给角色找新的抓手。“不爱说话的人，他不是没反应，对吧？我就尽量去想他的内心活动，使巧劲儿去演。”耿乐有一套理论用于拆解角色：先找到他身上的对立面，再把这种矛盾强化出来。
在第七集的一场戏里，镇长李秋萍在法国留学时的朋友莫妮卡来找她，还带了几个乐队的朋友，穿着打扮都很前卫。书记郑德城和林冬福回来后，莫妮卡跟书记打招呼，林冬福没有台词，就站在旁边抿着嘴憋笑。二人走远后，林冬福才忍不住笑出来说，“我就是分不清楚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
“剧本里没写他当时的反应，但如果他看到这么多奇装异服的人，还能一本正经地漠视，就会很奇怪。还有后面这句台词，当然他也可以很严肃地说出来，但我觉得那样就不好玩了。”耿乐用这段戏来解释他为林冬福找到的“矛盾点”，“他虽然木讷、不善言辞，但我要给他一颗童真的心。”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有关耿乐出道的故事，反复被媒体报道过不下百次。那的确是个戏剧性的开始：一个长发飘飘的男孩，在中央美院的操场上被选角导演选中，出演了管虎导演的首部长片《头发乱了》，自此踏进演艺圈，一演就是三十多年。
但真实的过程并没有看起来这么顺利。他在大学期间拍的两部电影，《头发乱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他毕业都没有上映。
从中央美院毕业后，他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还因此跑去找管虎商量，要不要去考个摄影系的研究生，但也不是因为喜欢，就是“不知道该干嘛”。朋友的公关公司找他去上班，做美术设计，朝九晚五的日子只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受不了了。
机缘巧合，耿乐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前身），做起了剧照师。那段日子帮他建立起对表演最初的认知。
“当时我对表演还很陌生，拍《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姜文手把手教的，你让我自己说人物是什么，怎么塑造，我说不上来。”耿乐回忆道，“但是拍剧照的话，从彩排到演出我都在现场跟着，也得看剧本，看他们怎么排练，从对词儿开始，到逐渐成型。都是老戏骨，这么多前辈，一遍遍演，对我表演的帮助特别大。”
没过多久，张一白找他拍了《开往春天的地铁》，他再次踏进演员的行列里。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找过来的大多是同类型的角色，长发飘飘的、气质落拓不羁的艺术家。他还四处帮朋友客串一些看起来大同小异的角色，张一白看到后提醒他，“你要好好保护羽毛啊，不要什么戏都接。”
为了“保护羽毛”，耿乐开始谨慎地挑选剧本，甚至走向另一端：在为自己画下的舒适圈内寻找合适的角色，拒绝那些“演不了”的戏。
2009年，《跟我的前妻谈恋爱》剧组找过来，邀请耿乐出演男主角马勇。耿乐看过剧本，跟经纪人说，“这剧本写得真好，但这个人物不应该我来演。”他一口气给经纪人报了几个他觉得合适的演员，经纪人一听就乐了，“人家没找他们，找的就是你，你怎么就不能演？”
耿乐皱眉，“我不是这人啊。”
经纪人一句话把他问住了，“你不是这人，就不能演吗？你是演员。”
《跟我的前妻谈恋爱》是一部都市剧，男女主角马勇和俞晓红（宋佳饰）因为无法跨越“七年之痒”而离婚，在此后相处中逐渐明白彼此的心意，解开诸多矛盾，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剧中有大量的对白，马勇更是个不折不扣的“话痨”。
开拍后，耿乐压力很大，每天收工回家都在背台词，一直背到睡觉，但第二天到现场还是紧张。“因为一张嘴就要滔滔不绝地输出，唇枪舌剑，天天吵架。”耿乐回忆道，“小宋佳了解我，她都说，太难为乐哥了，一个全世界最不会说话的人，演了全世界话最多的人。”
马勇成为耿乐职业生涯重要的转折点，他开始明白，原来他也能演“不是自己”的角色。“连马勇我都能演了，还有什么我不能演的？”
《嘉年华》剧照
2016年年初，《嘉年华》剧组找到耿乐，出演影片中被侵犯的女孩小文的父亲。他看完剧本，问文晏导演，“我能不能换个角色？演那个警察。”他觉得自己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一个12岁女孩的父亲。文晏跟他解释，“就是因为你不像。”
当时耿乐的儿子差不多两岁，他还没能很好地适应“父亲”这个身份。但现在回头看，这个身份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自从有了孩子之后，他觉得自己从“自我状态”切换到了“社会状态”：开始习惯很多事情都要先为孩子考虑，他好像“不那么自我了”，因此看起来“更像一个演员”。
《嘉年华》上映后，耿乐接受我们的采访，提到他演过的角色大都是“边缘人”。这次，我又问起他这个总结，他对此没什么印象，我将原话读给他听，“我演的这些人物都很孤独，有自己的理想，但在主流社会里活得不那么自在。这些人物我比较容易接近，因为我的属性和他们挺像的……”
“那应该是我好多年前说的。”耿乐听完后笑着说，“你看马总，他简直在主流生活里活得太自在了，我那会儿可能还是有点给自己画框。”
“马总”指的是他在《装腔启示录》（2023）里的角色马其远，手握顶级资源的富豪，擅长玩弄人心的上位者；同时间段，他还饰演了《外婆的新世界》里化着老年妆、情感扭曲可怖的陈同，和电影《长津湖》里英勇果敢的杨营长。
现在耿乐已经不再给自己设限，把接戏的标准放得更宽，无所谓影片类型或题材，也不在乎是电影还是剧、戏份有多少。“演员应该像水一样，放到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状，放到壶里面就是壶的形状，应该能适应所有容器。”
但当我们聊起这么多年的收获时，耿乐难得地陷入了沉思。他当然积累了很多作品，其中也不乏代表作，但那对他来说不算是收获，他也不经常看自己演过的作品。得奖“更不是收获”，只是一种对自己的鼓励和肯定，而且是“控制不了”的。
他列出几项又逐一否决，最后终于得到了答案。“表演真正的收获，应该是我在很投入地创作时，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事，那个时刻特别有成就感。”
他把那些瞬间称为“神来之笔”——他抓住了突然蹦进脑子里的灵感，并将它放进角色里，演完这样的戏，会很过瘾。
导演张琪也对耿乐有类似的观察，“他表演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某些光环，也不会想‘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演员’，他想的就是‘我要塑造什么样的角色’，为了这个，他可以无限地释放自己的能量。”
二人在2025年五一档上映的电影《大风杀》里首次合作，耿乐演西北黑帮的二号人物曲马多，老大假死越狱，他想假戏真做，取而代之。第一场戏拍完，张琪就在耿乐身上看到了一股特别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不是指他演了很长时间戏，有很多技巧，而是一种很纯粹的劲儿。”张琪记得，《大风杀》开拍没多久，耿乐就发高烧了，但在镜头里看不出任何异常。
《大风杀》也让耿乐演得很过瘾，他提到一场戏，曲马多找大嫂去要账本，把别在衣服上的钢笔抽出来，用牙咬开笔盖，猛然刺进大嫂妹妹丽丽的脖子里，然后踱步到柜台前，一只手翻看大嫂拿过来的账本，另一只手撑在桌边，钢笔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短短几分钟的戏里，钢笔在“工具”与“凶器”之间多次转换。耿乐边说边比划着，“他这几个动作，你说有意义吗？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就是这些细节，衬托出了这个人物。”
这支随身携带的钢笔，原本只是张琪为角色设计的一个“背景”，“每个人都有一个能体现自己性格的武器，曲马多之所以一直带着钢笔，是因为他没读过什么书，对文化是有憧憬和向往的。”张琪说，“耿乐可以依据这个背景，让它在表演中有体现。”
《蜂蜜的针》剧照
一个入行超过30年的演员，会对行业的水温变化有更切身的感受。
我们聊起他刚开始拍戏的那几年，大家都对电影充满激情，似乎是“黄金年代”的开端。但耿乐回忆道，“当时好多电影院都改成舞厅和台球厅了，因为还没有商业电影的说法，电影不赚钱，看电影的人其实也不多。”
国内电影总票房那几年一直在下跌。耿乐的第一部戏《头发乱了》拍摄于1993年（1995年上映），那年的总票房有13亿，比两年前缩水了近一半。2002年《电影管理条例》施行，鼓励民营资本注入后，电影市场才有了明显上扬的势头。
耿乐经历过高速发展的阶段，也在近几年明显地感受到行业的下行。“现在的观众，娱乐消遣的方式太多了，在家里刷手机一样可以消遣，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电影票，还要打车到电影院，看一个不一定好看的内容？”
新的娱乐形态和科技带来的便捷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耿乐正在学着适应。但在某些方面，他仍然保持着一些“老派”的习惯。比如，他平时在剧组经常吃塑料盒的快餐或外卖，不拍戏的时候，就希望回归传统的用餐方式，“一个瓷质的碗，一套金属的餐具，或者一双木质的筷子，这很重要。”耿乐推了推面前的盘子。
他也不太能理解视频网站的“倍速”功能，“倍速的话，你想看什么呢？想看剧情，可以去看介绍，现在有很多解说视频，二十分钟就把一部剧说完了。”聊到这个，他的情绪有些激动，“这个功能本身就很不尊重创作者，反正到最后内容就变得越来越……”
耿乐在生活里是个比较“慢”的人，或许与他曾经学过很长时间的画有关。画画的时候，一天要坐七八个小时。他耐得住性子，也对一切“以快为目的”的事感到抵触。“什么人生是赛道，什么起跑线，还有人生K线图，知道这些能干嘛？”
在快节奏的环境里做个“慢一点的人”，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耿乐听完这个问题后想了想，念了一句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耿乐对表演和生活方式有自己的坚持，但不是以逃避或者对抗的方式，而是淡淡的，想做的多做一点，不想做的少做一点，仅此而已。这种状态也延伸到他的表演上，比较少歇斯底里、大悲大喜，情绪最浓烈时也留有一点余地。
近些年来，他一直在进组拍戏。除了演戏，似乎没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可能是因为我没什么爱好，有人推荐我打高尔夫，我试了试，不沉迷，游戏、打牌、健身，我都沉迷不了。”
甚至就连演戏，也不是非演不可，“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要问我痴迷什么？我对什么都不痴迷。我当然很喜欢演戏，但你要说戏痴，那我不是，绝对不是。”
就像这些年他演过的那些不大不小的角色总是游离在聚光灯外一样，耿乐没有一定要走到中心的理由，也没有想过离开。
表演是控制的艺术——对话耿乐
南方人物周刊：
在表演时，你怎么让自己理解寇逸的心理活动？
耿乐：
我有个办法，我会想象身边的人，把文本上抽象的角色，具体到一个人名。我在创作角色时，会把我身边有这个人物特质的人代入进来。有次我见到一位长辈，跟他说，你应该看我演的那个剧，因为这个人物我是照着你演的。
南方人物周刊：
有过找不到“原型”的角色吗？比如《大风杀》里的曲马多，现实生活里应该很难遇到这样的人。
耿乐：
曲马多我还真没找到。但《大风杀》的剧本特别好看，我看完剧本，就觉得很有意思，虽然我也没见过悍匪，但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在诠释曲马多的时候，我会抓住一些关键词，比如“疼”，因为他好几场戏，都让其他人很疼，他把人家的牙打断，还用钢笔戳别人脖子。但与此同时，剧本又写，他总是个充满笑意的人，我觉得这个人设太“完美”了，他让人那么疼，他还充满笑意。
他的笑让人特别有记忆点。一出场那段，他看到远处那个逃跑的人被干掉了，笑了一下。但是光笑还不够，要设身处地为这个人物想，他当然对生命是漠视的、无所谓的，但是他敢那么放肆地笑吗？所以他在笑完之后，马上捂着嘴，很谨慎地回过头去看了一眼。
南方人物周刊：
这是剧本上没有的。
耿乐：
对，剧本里只写他对着远处倒下的人，露出一个笑容。但我觉得这个笑不会那么简单。
南方人物周刊：
你怎么看待现在互联网上在讨论的关于AI演员的事儿？AI演员应该处理不了“剧本上没有”的部分。
耿乐：
AI我倒不担心，我觉得AI会帮助剧组大幅降低拍摄成本，至于演员之间最真实的那种情感交流，AI是做不出来的。演员要真的调动自己的情感，把观众给骗了，让观众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你眼圈一红，观众也跟着眼圈红了，演戏得是这样。人类的微表情太丰富了，演员表演到最后，其实就是在演微表情，而不是看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AI没有那么多的表情。
《大风杀》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
但是微表情听起来也是可以通过技术习得的？
耿乐：
人和机器最大的不同，是人虚伪，表里不如一，这个AI是没法学的。人经常心里想的是这事，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其实我们在看角色说什么的时候，也在想他的潜台词，不开心的事儿既可以苦着脸说，也可以笑着说。
我们演戏追求的境界，其实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虽然就这八个字儿，但不同的演员有不同的演法，就分出高下来了。
南方人物周刊：
很多人习惯把演员的表演归类为方法派或是体验派，你好像介于二者之间？
耿乐：
对，我觉得其实没有这么严格的分类。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不可能永远在人物里面，特别是在影视表演里，很难完全沉浸在里边，你刚酝酿好，灯出问题了，或者对面演员卡词了，导演就会喊停，如果永远在体验，会累死的；演员也不可能永远理智地用方法来控制一切，所谓的方法派演员，他会用各种办法来调动真实的情绪，但观众也不是在参观你的泪水，还是得让观众走到你的心里去，体会你的那种委屈、痛苦，他才会感同身受。
南方人物周刊：
有些演员在演完情绪比较浓烈的戏时，会有出不了戏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是吗？
耿乐：
我反而认为更难的是进入一个角色，让我完全相信一件事儿很难。我当然可以完全进入角色里，但不是真的失控。表演是控制的艺术，你在演一个喝醉酒的人时，永远不能真的喝醉。
演员要对自己的角色有控制力，比如一场吵架的戏，我要生气对吧？但生气要有理由，怎么话赶话吵起来的？他说什么话激怒了我？这些都是很理性的分析，当然瞬间的反应也会有，但这个架在吵的过程中，哪儿要平静下来，哪儿吵累了，听着听着又生气了，这些都是要经过设计的。特别是影视拍摄，还要是可重复的，全景一遍，特写再吵一遍。
南方人物周刊：
所以每一遍都得吵得一样。
耿乐：
还得越吵越好，点越卡越准，精彩的戏剧冲突就是要靠节奏，稳准狠。所以有的时候，导演不会在大全景里抠表演的细节，因为大家也没吵熟悉，等到中景和近景的时候，你的动作、微表情、眼神都带起来了，再吵就会更精彩。我觉得演员的工作就是这样，一边理性地控制，一边感性地输出。
来源：小志一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