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国家一级演员，但我们因为是工人编制，所以我的工资是很低的，只有3500块钱。 ”说这话的，是那个在综艺里一个眼神就能让全场噤声、拿过金鸡百花奖的宁静。她坐在镜头前，谈起这份从1993年入职上海电影制片厂时195元月薪，熬了二十多年才涨到3500元的固定工资时，脸上没有半分嫌弃，反而反复强调“我很珍惜”。一个片酬可能以百万计的影后，为何对这笔还不够买件奢侈品的钱如此执着？她给出的答案直白得让人意外：“我没有工资的话会很担心。”这份担心，让她至今紧紧攥着这个“铁饭碗”，哪怕常居北京，也坚称自己是个“单位

“我是国家一级演员，但我们因为是工人编制，所以我的工资是很低的，只有3500块钱。 ”说这话的，是那个在综艺里一个眼神就能让全场噤声、拿过金鸡百花奖的宁静。 她坐在镜头前，谈起这份从1993年入职上海电影制片厂时195元月薪，熬了二十多年才涨到3500元的固定工资时，脸上没有半分嫌弃，反而反复强调“我很珍惜”。 一个片酬可能以百万计的影后，为何对这笔还不够买件奢侈品的钱如此执着？

她给出的答案直白得让人意外：“我没有工资的话会很担心。

”这份担心，让她至今紧紧攥着这个“铁饭碗”，哪怕常居北京，也坚称自己是个“单位在上海的北漂”。

宁静不是个例。 当你把目光投向整个娱乐圈，会发现一条隐秘的潮流正在涌动——越来越多的明星，正在或已经悄悄端起了“铁饭碗”。 2020年，23岁的刘昊然以本名“刘源”出现在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上，岗位是话剧演员。

消息一出，“刘昊然考编成功”瞬间引爆热搜。

这个凭借《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拥有极高国民度的年轻演员，在很多人看来早已名利双收，他的选择让无数网友调侃：“原来宇宙的尽头真的是编制。 ”在中国煤矿文工团，刘昊然将和靳东、罗晋、范伟、张涵予等人成为同事。 而靳东，除了演员身份，还是该团的副团长，属于副厅级干部。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家国家级艺术院团——中国国家话剧院，也迎来了新的血液。

2021年，关晓彤、张艺兴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加入了国家话剧院。

在剧院创建80周年的庆祝视频中，关晓彤明确表示“非常荣幸在今年加入了中国国家话剧院”。 张艺兴则与其他演员一同演绎了经典话剧片段。 这家剧院星光熠熠，名单上还有陈数、段奕宏、刘烨、秦海璐、袁泉、章子怡、李冰冰等众多知名演员。 国家话剧院的院长田沁鑫曾透露，剧院对演员有明确要求，如拒不接受工作任务，严重者可解除聘用合同，演员参加院外艺术创作也需按程序报批。

时间再往前推，考编的故事更早就在上演。 葛优当年为了考进全总文工团，曾讲述自己一段喂猪的经历来打动考官。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个被誉为中国话剧圣殿的地方，则汇聚了宋轶、蓝盈莹、于明加、王雷等演员，尽管蓝盈莹后来选择了辞职。

宁静所在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更是历史悠久，走出了孙道临、秦怡等老一辈艺术家。

她1993年进厂时是四级演员，月薪195元，这在当时也不算高，但提供了一个起点。

如今，她是一级演员，工资涨到了3500元。

这股风潮在2022年夏天因为一次公示达到了舆论的顶点。 中国国家话剧院公示了2022年应届毕业生拟聘用人员名单，易烊千玺、罗一舟、胡先煦三位青年演员位列其中。 与刘昊然、关晓彤等人引发的“榜样”讨论不同，这一次的舆论迅速转向了对招聘程序是否公平、明星是否利用特权挤占普通人机会的激烈争议。 尽管国家话剧院回应称名单尚在公示阶段，但关于“免笔试”等环节的质疑声浪巨大，最终以易烊千玺等人放弃入职告一段落。 这场风波赤裸裸地将明星考编背后的公众焦虑摆上了台面：当普通人为了一个编制岗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这些已经拥有巨大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明星，他们的“上岸”之路是否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争议归争议，明星们对“编制”的向往似乎并未减退。 甚至前女团成员陈逸菲，在离开SNH48后，成功考取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公务员，据传还因此免除了与经纪公司的巨额违约金。 鹿晗也被粉丝爆料连续多年报考编制，虽未成功但仍在努力。 社交媒体上，刘昊然穿着正装参加文代会的照片被广泛传播，“体制内男友”成了他的新标签。 冯远征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身份，谈论演员的艺德和行业规范时，其话语的份量也远超一名普通演员。

那么，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这些日进斗金、看似什么都不缺的明星，到底图什么？ 宁静的答案或许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声：安全感。 娱乐圈是个名利场，也是个残酷的角斗场。 今天你可能万众瞩目，明天就可能因为一部戏的失败、一次舆论的翻车而迅速过气。 行业政策收紧、市场风向变化、个人健康问题，任何一点波动都可能让收入断崖式下跌。 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意味着只要不犯重大错误，就能一直干到退休，每月有固定的、哪怕不高的基本工资，有国家缴纳的五险一金。 这份保障，就像宁静说的，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底气。 哪怕外面风浪再大，回头总有一个地方给你托底。

除了最基础的安全感，编制身份带来的还有职业上的“镀金”和资源置换。 对于演员而言，“国家话剧院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话剧演员”这样的头衔，是一种来自主流官方体系的专业认可。 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洗刷“流量明星”的标签，向“艺术家”、“演技派”靠拢，提升公众形象和国民好感度。 对于剧院和文工团来说，引进具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同样是一种双赢。 明星的知名度可以带动话剧票房，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即使明星因档期无法参与演出，根据一些报道，其所在的外出拍摄剧组也需要向剧院支付一笔费用（有说法是演员工资的400%或更高），这笔钱可以用于剧院的基础建设和艺术创作。

当然，也有声音指出，部分明星的“入编”可能存在“挂靠”现象，即只保留编制身份和人事关系，并不实际参与单位的演出和工作。 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媒体报道指出，国家话剧院两百多名在编演员中，每年实际参与话剧演出的只有七八十人。

章子怡2000年进入国家话剧院后，多年未曾出演过话剧，但依然保有编制。

这种“明星挂靠”的模式，一度引发关于资源占用和公平性的讨论。 不过，剧院方面也有自己的考量和管理方式。

回到宁静那3500元的工资。 这个数字在明星的高收入世界里微不足道，甚至可能不如他们一次日常消费。 但它象征的意义远大于经济价值。 它代表着一种根植于传统的身份认同——“我是一个有单位的人”。 在宁静这代演员的成长环境中，单位意味着组织、集体和归属感，这与后来市场化浪潮中诞生的“个体户”艺人是截然不同的心理体验。 从195元到3500元，增长的不仅是工资数字，更是她从一个四级演员成长为一级演员的资历证明，是国家对她艺术成就的一种制度化肯定。 她珍惜的，是这份沉甸甸的、无法用片酬衡量的荣誉和认同。

当刘昊然微笑着说出“我是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刘昊然”，当关晓彤在官方视频中郑重介绍自己的新单位，当宁静反复摩挲着那份微薄的工资单，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一种普遍存在的焦虑。 无论是光鲜亮丽的明星，还是普通的职场人，对稳定和保障的渴望是共通的。 编制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锚点。 它不能保证你飞得多高，但至少能让你在风浪中知道，有一个地方永远不会沉没。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即便争议不断，“明星考编”的热度依然不减，甚至成为观察娱乐圈生态和社会心态的一个独特切口。

来源：策略喜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