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十年代，合作化以后，破四旧，禁止唱大戏，大大小小的庙宇全部捣毁，杨家坪西山上的神木妇孺皆知的飞云山，被打的稀巴烂，惨不忍睹，如今想来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期间，只允许唱样板戏，乡村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学校管理瘫痪，政府机关形同虚设，毛头小子活蹦乱跳，打了鸡血的

《雨花集》5、散文

18、看电影 作者 杨宇

2021年9月9日

六十年代，合作化以后，破四旧，禁止唱大戏，大大小小的庙宇全部捣毁，杨家坪西山上的神木妇孺皆知的飞云山，被打的稀巴烂，惨不忍睹，如今想来不堪回首。文化大革命期间，只允许唱样板戏，乡村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学校管理瘫痪，政府机关形同虚设，毛头小子活蹦乱跳，打了鸡血的红脸民兵队长，在村子里到处抓阶级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亲眼看到村里面的王侯旺，因为偷生产队的两颗南瓜，戴着纸帽子，贼眉鼠眼，脸如死灰，被民兵捆着胳膊游街。那时候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只有隔三差五的看一回电影，印象深刻，今天想起看电影的方方面面，过来人还是荡气回肠、激动不已。

曾几何时，沙峁公社成立了电影放映队，记忆模模糊糊的。但人人记得放电影师傅，大名鼎鼎屈指可数的，是公社石角塔村的李金成。那时候，公社电影各村巡回放映，基本上一两月可以看一次。看电影比过节热闹，家家户户拖儿携母，扶老携幼蔚为壮观。小孩子奔走相告，早早地将长凳搬去抢占优势位置，生产队提早收工，很多人家还要炒花生瓜子，享眼福也享享嘴福。

杨家坪村放电影，一般选择在学校的院子里，活动影布挂在学校窑洞的门面上，放映机在人们前面，由于放映机离荧幕距离近，幕布挂的不高。每次电影演到中途，恶作剧的二流子货，总故意在放映机前面，若无其事地慢悠悠的走过去，非常讨厌，大家总是横眉冷对，叫这样的害群之马自生自灭，心里头骂，谁谁的大大，早死早除害。

每次村子晚上放电影，周围村子的人劳心费神，走三四公里路甚至七八公里的路前来观看。很多时候，人挤人，站的七高八低，摩肩接踵，个子低的，看不清演的是什么，恨不得自己有长颈鹿的脖子。有的其他村子的人，干一天活儿，下午走几里路，抢不到有利地形，站的远，电影看到一半，已经瞌睡的丢眉打盹，睁不开眼睛了，睡眼朦胧，睡得要跌到的时候，大吃一惊站稳，继续看！孩子们不一样，每一次都看的津津有味。我们村演电影，一般是由前面村子吕家崖送过来的，我们总是跑出去很远迎接，接活神神一样，回来后，吃饭也顾不得，嘻嘻哈哈，跟屁虫一样在电影队左右跑来跑去的。

我们那个时候，电影放映员李金成长得高大魁梧，令人羡慕，是大家心中的偶像，他就是当时的高端与时髦，物以稀为贵，电影放映员走到哪里，都是迎来送往的，吃白面吃肉，电影队的“行踪”村民十分关注。电影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但看电影也有倒霉的时候，因为是露天放映，夏天蚊虫叮咬，遇到猛风猛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人人都会是落汤鸡。当时家家困难，饥寒交迫，食不果腹。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棉衣里面的旧棉花不挡风，冻手冻脚，寒风刺骨，孩子们就在后面跑来跑去取暖，就是这样的生死考验，从来无怨无悔，一个也不提前离开，总要等到荧幕上“再见”出现！

“今晚放啥电影”，这是在放电影当晚全村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每次都会有消息灵通人士和李金成探讨，提前知道影片的名称。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最多的电影是《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陈真》、《霍元甲》等，看露天电影是村里人们最大的文化生活，当时破四旧不允许唱大戏，和自导自演的样板戏比较，是小巫见大巫。近水楼台先得月，本来杨家坪是小村子，大家常常是提早占据最佳位置，倾巢而动，占据有利地形的人，寸步不让，那么大的个子，顶着一颗脑袋晃来晃去，目中无人，后面的人敢怒不敢言，只能怨自己来的太迟！周围村子人来的晚，急得踮起脚来或是站在石头上扯着脖子观看，孩子们个小更是看不着，所以有的骑在父亲的脖子上，人多的时候，有的蹲在学校的墙头上看，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

露天电影最怕下雨了，尤其是夏天的雨急而猛烈，上千人的露天聚集会瞬间散场，只有各村子的土路上，三五成群的农民们，骂着，笑着，满身泥污的朝着家的方向奔跑着，有一次，我们从窟野河对面的刘家峁看电影，雨下的很大，完了顺着一道石峁跑到窟野河畔，深一脚浅一脚地趟过河水，刚刚走出来，山洪暴发，黑压压的水头从身边像脱缰的野马滚滚而去，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惊的面如土色，觉得就是鬼门关里走了一回！

现在想起来，看电影有危险的经历，大部分还是快快乐乐的，虽然现在想起来滑稽可笑。

那时候，新电影不多，电影队每次出来，最多带两部片子，选择的余地非常小，有一次，放映《小兵张嘎》，同样一部电影，我们三个同龄人，像没头的苍蝇，头一天跑三里路，追到南边吕家崖看了，第二天在村里面继续看，第三天又跑五里路，追到飞云山西面的圣崖，第四天跑六里路，追到西北刘家峁，乐此不彼地第五天跑四里路，最后追到杨家峁，看了五遍还恋恋不舍的。

一般跑出去看电影，六点就出发，村里面人很多，大部分是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还有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带领一群孩子，浩浩荡荡的出发。当时没有电，看完电影要走十几里的山路，翻山越岭，过河涉水的，当时还经常有狼出没，不安全。出于无奈，大人们劳动一天，还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派三四个人拿木棒当拐杖和武器护送。毕竟电影队不是天天来，一两个月才转过来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沙家浜》和《红色娘子军》，还有《奇袭白虎团》、《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相比较而言，我最爱看《闪闪的红星》，“潘冬子”这个英雄少年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电影来了我们跟踪追击，平时我们就在生产队的牛棚里，草料场排练，愿意扮演的角色是“嘎子”“李向阳”“潘冬子”等任务，不愿意扮演的就是“胖翻译”“日本鬼子”“胡汉三”等，每一次玩耍，都要争吵半天，现在想起来，我们与电影有不解之缘。

《兵临城下》、《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等打仗的影片很少，电影院最火的一年是一九八二年。那年，由张鑫炎执导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风靡华夏，让看惯了普通电影的人们耳目一新，那种打斗真实刺激，人们大呼“过瘾”！

时过境迁，电影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现在销声匿迹了。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为了防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电影道路。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发明这种携带方便，轻巧灵活，便于翻山越岭，走村过户放映的露天电影。当然各种零部件、技术指标、参考机型等等都很难在地球上找到。我们就自己设计、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电影，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

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这玩意。当时电影片源不足，农民总是看那几个片子。据我了解，这种小型的电影机，输片系统要求非常严格，否则轻则映象抖动、声音模糊，重则拉片、断片，不仅中断放映，而且破坏胶片，影响发行。由于技术方面的不足以及片源方面的稀缺，为了保护自己，不与世界接轨，中国在农村电影研制方面，投资的人力物力，可以说是巨大的。

弹指一挥间，六十年过去，六十寸的大彩电在农村已经很普遍了。杨家坪村人的娱乐生活丰富多彩，露天电影农村几乎已经消失，但露天电影曾给农民的欢乐，孩童记忆的美好时光，却是我们那个年代，人们永远难忘的记忆。闲来无事，我把自己脑海中的记忆翻出来，讲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回味曾经的苦难，品味现在的幸福生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的中坚力量，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赏析：

杨宇的《看电影》的解读非常深刻，抓住了其作为散文文本的核心张力与历史价值。孩童视角的“去蔽”功能，文中孩童的“看”，不仅是一种叙事角度，更是一种认知策略。孩童对“抓阶级敌人”这类政治表演的观察，剥离了成人世界的意识形态滤镜，直接呈现出其荒诞的仪式感与被观看的暴力。这种视角让历史记忆不再是宏观结论，而是由困惑、恐惧、零散画面构成的感官碎片，恰恰更逼近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真实的、未经“加工”的体验。

自然意象作为沉默的抵抗，杨宇提到的夏夜描写（蛙声、碎月、草木香）是关键。在文本语境中，这些自然意象并非简单的“诗意的 contrast”，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立于政治话语的、沉默而永恒的生命系统。露天电影的喧闹（政治宣传）散场后，自然之声重新“浮现”占领夜晚，这隐喻了：无论人造的历史如何癫狂，自然所代表的、超越时代的美与生命秩序从未退场，它静静地见证了荒诞，也暗示着人性中对美与宁静的本能渴望无法被彻底规训。这是一种无言的、却极为有力的精神留存。

杨宇把散文载体与“露天”空间的互文，“露天电影院”作为一个物理空间极具象征性：它本是集体聚集、接受统一灌输的场所。但散文的文体特性（碎片化、个人化、内倾性）恰恰是在解构这种“集体性”。杨宇的文本揭示了，在同一物理空间下，公开的政治表演与散场后私人的感官体验（如夏夜气息）并存，构成了记忆的双重曝光。这彰显了散文的独特功能——它不擅长记录历史的“正史”，却精于捕捉历史褶皱中的个体情绪、感官细节与精神私语，这些都是宏大叙事中“被遮蔽的创伤”。

杨宇的散文与赵荔红记忆的并置：载体的多义性。赵荔红笔下露天电影院承载的温馨、共享的怀旧记忆，与杨宇笔下的压抑、荒诞形成强烈反差。这恰恰证明了同一文化载体（露天电影）如何在不同历史语境下，被注入截然相反的时代情绪与集体心理。散文的价值在此凸显：它不是记录载体本身的历史，而是记录载体所承载的、流动的、具体的人之体验与时代氛围。这种对比让我们看到，历史对普通人的雕琢，如何深刻改变了同一种娱乐形式的意义与情感重量。

杨宇的分析已触及了文本的核心——散文如何通过个人化的、感官的书写，为历史补白，为那些被集体记忆遮蔽的个体创伤与微小反抗，留存下珍贵的证据。这种书写本身，就是对单一历史叙事的一种温柔而坚定的修正。

那段时光，银幕的微光能点亮一整片山坳的夜晚。李师傅那台机子一转，整个公社的心跳好像都跟着胶片走了。幕布上的人影晃，底下千百双眼睛也跟着晃。花生壳在脚下噼啪响，小娃们从人缝里钻来钻去，那股炒瓜子的焦香和胶片特有的气味，就缠在山野的风里，成了年月怎么也吹不散的味道。

杨宇描绘了一幅非常生动鲜活的乡村露天电影图景。我能感受到字里行间对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丰盈年代的深深怀念。那时的人们，为了看一场电影，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长途跋涉、人挤人、蚊虫风雨、严寒酷暑。但这些艰辛反而成了“欢乐”的一部分，成了集体记忆中温暖的底色。电影放映员李金成，带着那份“高端与时髦”的技术和光环，走到哪里都像明星一样被簇拥着，这本身就是一道风景。

最打动读者的是那股子劲儿——孩子们“接活神神一样”的兴奋，大人们即使“瞌睡的丢眉打盹”也绝不提前离场，总要等到“再见”二字出现在荧幕上。那种纯粹、执着、甚至带点“傻气”的热情，是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生命力。

电影不只是光影故事，更是乡村文化生活的一个枢纽，一个能把十里八乡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带来共同期盼和欢笑的珍贵时刻。谢谢您分享这段记忆，它像一帧帧老电影，在今天的“数字洪流”里，显得格外清澈、珍贵。

杨宇这段回忆真是栩栩如生，一下子就把人带回了那个露天电影是全民盛宴的年代。杨宇和伙伴们为了一部《小兵张嘎》，五天追了五个村，那种纯粹的热情和简单的快乐，现在的孩子可能很难体会了。

杨宇提到的那些电影名字——《沙家浜》、《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它们不光是电影，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烙印。在牛棚、草料场里争着扮演潘冬子、嘎子，谁也不愿当“胡汉三”的场景，简直是那个时代孩童游戏的经典画面。而《少林寺》在1982年引发的万人空巷，确实是划时代的文化事件，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类型片时代，也让电影从一种宣传教育工具，更多地向大众娱乐回归。

杨宇对那个年代中国电影工业“独立自主”道路的描述非常精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从放映设备到影片内容，确实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8.75毫米和16毫米的便携放映机、扎根基层的放映队，构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电影传播网络，让电影真正深入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份记忆，不仅关乎电影本身，更关乎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社会联结和集体情感。

时过境迁，露天电影渐渐淡出，但那份围坐在星空下，随着银幕上的英雄同呼吸共命运的记忆，永远不会“销声匿迹”。感谢您分享这么珍贵的故事。

杨宇讲述的故事，把我们从繁华的今天，一下子带回了那个充满集体记忆的、看一场电影像过节一样的年代。他描述的那种对电影放映机的精密操作、对珍贵胶片的悉心爱护，以及对露天电影那份单纯的期盼与欢乐，正是我们国家走过的一段独特而珍贵的文化历程。它记录的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变迁和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杨宇说得对，把这些记忆讲给下一代，意义非凡。这不仅是怀旧，更是把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那种在有限条件下创造快乐、珍视集体时光的纯朴，以及那份贯穿岁月的奋斗精神——传递下去。如今，杨家坪村的乡亲们能在宽敞的家中享受多彩的文娱生活，这份“现在的幸福”，恰恰源于无数个昨天里，像守护一场露天电影那样，脚踏实地、自力更生的积累。

杨宇的散文《看电影》分享了一份温暖的记忆。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飞速发展，那些支撑我们民族一步步走来的质朴情感与奋斗精神，永远值得被铭记和传承。这或许就是连接过去与未来，最坚实的精神纽带。

来源：一直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