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当世界还在大萧条的阴影下喘息，当流水线的轰鸣声盖过了人的叹息，查理·卓别林最后一次穿上了那双大头皮鞋，戴上了那顶圆顶礼帽。
1936年，当世界还在大萧条的阴影下喘息，当流水线的轰鸣声盖过了人的叹息，查理·卓别林最后一次穿上了那双大头皮鞋，戴上了那顶圆顶礼帽。
只是这一次，他的流浪汉不再只是滑稽地躲避警察，而是被卷进了工业文明的齿轮里，像一颗螺丝钉一样，被拧紧，被磨损，最终被抛弃。
《摩登时代》——这部90年前上映的电影，今天再看，简直像一部预言。
《摩登时代》剧照
其实早在1914年，卓别林就创造出了那个穿着宽松裤子、留着小胡子的流浪汉形象。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没一句台词的小人物，用他的狼狈和善良，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
但到了30年代，情况变了。有声电影来了，技术革新的浪潮席卷好莱坞。曾经辉煌的默片明星们，要么开口说话，要么被遗忘。
卓别林陷入了一个困境。他心里清楚，流浪汉之所以能跨越国界、语言，让全世界的人都又笑又哭，恰恰是因为他不说话。一旦开口，他就失去了那种普适性，印度观众听不懂，中国观众也听不懂。
1929年美国大萧条
更要命的是，时代也变了。1929年的股灾把美国拖进了大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街头到处是游行和罢工。社会矛盾尖锐到一触即发。
卓别林带着《城市之光》环游世界，见过甘地，也见过爱因斯坦。他突然意识到，流浪汉的困境不再是偶然的倒霉，而是整个时代设下的陷阱。
于是，《摩登时代》诞生了。卓别林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拍一部有声片，但拒绝让流浪汉说话。
电影里有机器轰鸣，有广播声音，有唱歌——唯独主角，依然沉默。
这部电影最经典的画面，你一定见过：卓别林拿着扳手，在流水线上没日没夜地拧螺丝，拧到双手抽搐，拧到看见任何像螺丝的东西都忍不住去拧——包括女同事胸前的纽扣。
荒诞吗？可笑的背后，是彻骨的悲凉。
工厂主为了提高效率，甚至发明了一台“自动喂食机”，想让工人在吃饭的时间也别停下工作。结果机器失控，把螺丝往卓别林嘴里塞，汤往他脸上泼。
《摩登时代》剧照
这不是喜剧，这是恐怖片。
卓别林用这场戏告诉我们：在资本的逻辑里，人只是零件。效率至上，人性靠边。当流浪汉终于被机器“吃掉”，精神崩溃，被送进医院——他反而觉得医院比外面舒服，因为至少有人管饭。
更讽刺的是，他故意犯罪，想回到监狱。因为监狱里有吃有住，比“自由世界”更像个家。
这种黑色幽默，放在今天看，依然扎心。996、内卷、35岁危机……我们嘲笑卓别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和他有多像？
电影里有一幕很有意思：流浪汉终于开口唱歌了。但他唱的是一串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听懂。
卓别林太聪明了。他让流浪汉“说话”了，满足了有声片的要求，却又让这些话没有任何语义。这样一来，全世界的观众依然能通过他的表情和动作去理解，去感受。
这种倔强，其实是对默片时代的一次深情告别。他知道，流浪汉的时代结束了，无声电影的时代结束了。但他选择用一种体面的方式，为自己的创造画上句号。
《摩登时代》剧照
影评人杰弗里·万斯说得好：“《摩登时代》是卓别林送给流浪汉的一封情书。”电影里塞满了过去二十多年积累的经典桥段和笑料，像一场盛大的谢幕演出。
有意思的是，《摩登时代》当年上映后，口碑两极分化得厉害。
左派觉得它不够激进，右派觉得它太红。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直接禁了这部电影，理由是“太共产主义”。而美国这边，后来也因为怀疑卓别林有“共党倾向”，在他1952年出国时吊销了入境许可，硬生生把他逼得定居瑞士。
其实卓别林自己未必真信哪一套主义。他只是站在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的立场上，看到了资本扩张下的异化和不公。他拍的是人的困境，而不是政治宣传片。
卓别林是奥斯卡颁奖史上唯一一个获得持续五分钟掌声的人
但恰恰是这种立场，戳到了痛处。无论左还是右，都不喜欢被人指着鼻子说“你们有问题”。
进入21世纪，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AI来了，机器人来了，连写稿子、画图都能被算法取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流水线上的那个小流浪汉——拼命奔跑，生怕被甩下。
贫富差距在拉大，阶级固化在加剧，经济周期依然带着人们起起落落。90年前卓别林讽刺的那些事，一样都没少，甚至更隐蔽、更精致。
影评人杰弗里·万斯还说过一段话，我特别认同：
“《摩登时代》在今天可能比首映时更有意义。它讲的是如何在机械化的世界里不被异化、保持人性——这正是21世纪的人面临的核心问题。流浪汉的挣扎和由此产生的滑稽混乱，能给所有感觉自己只是大机器上一颗无力螺丝的人，带来力量和慰藉。”
电影最后，流浪汉和女主角沿着公路走向远方。画面定格在那个背影上，没有确定的结局，只有模糊的希望。
《摩登时代》剧照
卓别林没有给我们答案。他只是提醒我们：无论时代怎么变，无论机器多强大，别丢了那颗人心。
毕竟，能拧螺丝的手，也还能握住另一只手。
这或许就是《摩登时代》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来源：无聊观影指北